寻找、重读、回到“现场”——略论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前沿性问题

现当代小说研究长期处于“遮蔽”与“去蔽”、既要“拨乱反正”又易“矫枉过正”的状态.要摆脱如上困境,就需要使小说真正成为其自身,通过“寻找”新史料和“重读”旧史料等手段努力回到小说发生“现场”的方法,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小说成为其自身,更能够促使研究者由史料入手对小说、文学史,甚或是对历史进行深刻地反思和检讨.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如何看待“重写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以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为例

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是自“重写文学史”理念提出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文学史。与同类著述相比,其成就主要有三：一是概括性较强、条理性较好,有利于初学者接受;二是吸收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或做法;三是世界文学视野与比较文学方法的应用。同时它也存在四个问题：一是“人的文学”理念泛化;二是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含混;三是台港文学如何“入史”的问题;四是史料与史实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出现,除了与文学史写作本身的艰难、“重写文学史”实践不够等有关外,还与“集体编撰”的方式有关。     

方法与范式——刍谈如何“重写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这一提法始于一九八八年的《上海文论》杂志。就提出者的所指来看,“重写”多指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三十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以否定赵树理、丁玲、柳青以及茅盾的一些重要作品为“重写”的具体参证,明显地表现出以作“翻案”文章代替“重写”的倾向。故就这一提法的初衷而论,视野是狭窄的,情绪也是偏颇的。但是,倘把我们的视野放得开阔一些,着眼于我国在开放改革十年来哲学、史学、文化学等等领域学科建设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实绩,特别是文学研究领域“方法热”、“观念热”此起彼伏、方兴未艾这些总的人文科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便会感到对文学史进行必     

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为中心

许子东的著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的余声,其“中国故事”的叙述视角及对百年中国小说中“官员”“官场”形象的挖掘是一大创见。由音频节目到纸质书籍,从“有声”到“无声”,该书体现了移动阅读时代听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可以说,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写作意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移动阅读时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向,将之与之前的文学史并置比较便于照见当下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前这个时代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大胆探索——评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来，学者们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数以百计，作者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编制出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表现出不同的观点。最近出版的由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重写试验，在文学史观念、研究视野、叙述策略等方面都体现出新的突破。     

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史料的新发现,特别是地下文物史料的发现,丰富、拓展了文学史料,能够修正、补充甚至改变以前研究的结论,影响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导致新的学科的形成,有助于文学史料的训诂。文学史料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但不能把文学史料同文学史研究等同起来。历史的真相很难保存。现存的史料同历史实际相比,是局部的、片断的,存在着固有的偏向。人们在研究文学史时,不会停止在史料上,主观的介入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史料是有限的,人们对史料的认识是无限的。某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和运用,往往能直接影响对某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研究者主观的作用,正确地体悟分析和评价史料,同史料本身有同构性和统一性。不以史料为基础,就会轻易地陷入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社会

从一定意义上说 ,每一部文学史著作都是一个过渡性文本。因此 ,对于研究主体来说 ,文学史具有广阔无垠的空间 ,有一种永恒的潜在张力。所以反思规范与挑战规范正是一个文学史教学与研究者的天然使命。本文通过文学史的构成、重写文学史从呼唤到实验、回归文本与名著重读、追寻文学史的心灵史意味、倾听民间回声、夹缝时代、世界文学史格局中的中国文学史、当代意识与学院派批评的建构等多视角阐释 ,申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文学史观念 ,强调文学史家在一定意义上应是思想家 ,他的历史思考应与现实思考水乳交融。而对于文学史研究者来说 ,尊重文本乃是第一要义。因此 ,作为寻求文化现场的文学史研究应到作家的心灵文本中去勘察     

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 80年代末 ,有人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主张 ,“重写”遂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 ,从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 :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重写” ,并没有看到今天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 ,是“残缺”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补上“现当代文言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残缺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研究框架在史料与文学史话语转换中的作用——谈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 ,仅仅重视对史料的感受是不够的 ,还需要通过我们对史料的理性思辨和理论概括 ,才能使文学史感受转化为文学史话语。体现研究者这种感性和理性能力的“研究框架”的确立 ,是文学史感受转化为文学史话语的重要中间环节。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不少学者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在反思旧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新的看法,显示了勇于探索真理的理论勇气,表现了以构建符合中国古代历史实际的中国古代史体系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史应分为四个大的时代,即血缘家族--氏族部落时代、封建时代、州郡时代、行省时代,并认为这一划分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分歧,反映中国古代历史自身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路径与方法的新思考

从历史事实出发推衍文学与考察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文化情状的传统研究路径与方法 ,使得古代文学研究一开始便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实证感 ,成为史学日益扩大的分枝 ,文学在这一领域始终处于第二位置。这种研究对象地位失落是史———文———史的学术思维路径与以实证为宗的研究方法的直接结果。鉴于此 ,本文意在探讨一种从文本语义分析入手 ,以形式结构分析为核心 ,从形式结构依次探寻隐含于其内的情感结构、心理结构、人性发展情状 ,最终凝视文学价值本身的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学术路径和以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 ,并从理论与文学实例的分析中初步说明这一路径、方法的构架与可行性     

历史唯物主义性质问题的研究现状与趋势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学者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性质问题长期达不成一致看法,已经影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应该从新的视角对历史唯物主义性质问题进行研究,以取得相对的共识。从经典作家文本中的“历史”范畴出发,推及其历史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任务、研究目的及四者的综合中提炼历史唯物主义的自身特质,是以后解决历史唯物主义性质问题的研究趋势。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社会学说史研究的方法论

中国社会学说史更经常地被人们称作"中国社会思想史",但这种称谓是不准确的。研究中国社会学说史不能用机械的唯物主义或阶级标签法,科学的方法应是全面、客观、公正地解读中国思想家的社会学说,去除一切非历史的东西,通过符合历史真实以及逻辑推论的系统分析,来建构中国社会学说史体系。     

二十年来清代苗民起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清代苗民起义研究曾是历史研究领域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们对清代苗民起义研究成就斐然。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国内学者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论著多为具体史实的罗列和阐述,缺少理论的色彩和分析;另一方面,对个案的研究得不够深入,研究方法单一。国外学者主要表现在:日本学界的"地域社会论"缺陷是缺乏关照国家层面与地方社会的双向互动,难以从总体上理解中国;美国的研究过于强调"社会科学化",过于理性、过于功能化地探讨地方社会的研究方法往往容易停留于浅表的层面,并难以全面地把握历史过程本身。通过回顾苗民起义研究成果,其焦点主要聚集在对苗民起义的性质的界定问题上。过去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显然是不够的,而应回归到历史的本位,从更广阔的视角,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讨苗民起义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系。综合所述,有关苗民起义的研究完全可以重新研究,也完全可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断层文化论

人类文化的发展既有连续发展的一面 ,也有不连续发展的一面 ,但以往的文化研究只注重连续发展的一面 ,而仅仅从连续发展的一面进行文化研究 ,就不可能对文化发展得出全面的结论 ,导致许多文化现象不能解释 ,或者对历史上诸多文化现象视而不见。因此 ,对文化的研究 ,既要注重渐进的、累积的一面 ,也不能忽视断续发展的一面。“断层文化”概念是在对人类文化史上普遍存在的文化失落、文化绝灭、文化裂变、文化跃迁等客观事实研究的基础上 ,概括出的一个文化理论研究的高级范畴。首先 ,在人类文化史上 ,文化断层的存在具有普遍性 ,几乎每一地区的文化史、每一民族的文化史中都存在 ;第二 ,愈是文化古老的地区 ,断层烈度和密度也愈大。文化断层的客观和普遍存在 ,说明文化的发展存在着间断性发展的一面 ;文化发展的规律并不仅仅是量变质变规律 ,还有突变的规律 ,突变的规律在一定的条件下 ,甚至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沿着文化断层的深入和回溯 ,可以发现世界各地区古代先民具有强大的科技和文化创新能力 ,这一点隔着历史的空间和我们自身理论研究视线的遮蔽而对之有所低估。对断层文化的研究 ,可以弥补当今文化研究的缺漏 ,对疑古学派长期盘踞文化研究领域形成的偏颇局面也是一种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修正。     

伊懋可“中古经济革命”论的价值与局限再认识

伊懋可在《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以下简称《模式》）中提出的"中古经济革命"论在唐宋社会经济史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围绕着"经济革命"产生了广泛的学术讨论，由此也形成了对该论截然相反的看法。赞成者认为，它开拓了学者的视野，带动了研究问题的意识；批评者认为，它在史实上没有贡献，且有明显的将中国历史纳入欧洲发展轨迹的企图等缺陷。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该论的价值和局限进行客观全面的再评价。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革命"论说，几乎都聚焦到了"宋代"。还有很多学者没有使用或者不认可"革命"的说法，但认为宋代经济有非常明显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可见认为晚唐宋元时期（即伊懋可所定义的"中古"）发生的"经济革命"，并非惊人之论，也不是伊懋可首创。《模式》是一部理论著作，主要着眼点在于理论构建。"中古经济革命"论没有提供新的史实，具体结论也面临质疑；但它将主要经济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清晰地勾连起来，以技术和经济的关系为底层逻辑，试图发掘这些"革命"的动力所在，并呈现"中古"经济的结构性面貌，是对晚唐宋元初期经济史的综合研究，应当肯定。"中古经济革命论"回答了《模式》中的框架性问题，与"高水平平衡陷阱"论共同构成了伊懋可自我构建的完整理论体系。该论的一些局限为新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但也有一些不足是天生缺陷，作为中国学者必须提高警惕。对待"中古经济革命"论，不能盲从其具体结论，而应"去其甚者（欧洲中心论）"，吸收其方法上的合理内核。     

台湾新文学与大陆“五四”新文学的渊源——兼论其融入文学史写作的现状与期待

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文学概念,台湾新文学有着深厚而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学这一有机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的延续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经过大陆学者近30年的学术研究后,虽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台湾新文学在＂融入＂大陆学者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上,还留给研究者更多的学术期待。     

解释学视野下的《兰亭序》真伪之辨

从解释学的理论来看,郭沫若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中的考证明显观念先行,说明艺术史研究对史料的考证与风格的判断不可能脱离主观的前理解,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循环论证。前理解在艺术史研究中的影响使艺术史研究必须意识到自身方法的限度,从而更客观地探索艺术史研究的方法,更谨慎地下判断。事实也证明,古史辨派的诸多辨伪其实均非古书为伪,而只是现代人不懂得古代的书体。就中国艺术史而言,善意的前见远比彻底颠覆传统的前见更为可靠与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