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宪政国家的生长点

近代宪政国家成长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革命的推动力。市民社会产生了宪政的要不；个人独立性的成长；现代民主制的直接源头；分权制衡等。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市民社会作为支撑，宪政国家的成长既无可能。     

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内在关系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之关系的探讨逐渐增多，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将其概括为三方面。（1）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有效制约国家权力；孕育民主的政治文化；促进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孕育中产阶级等。（2）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推动市民社会的建立、发展与完善：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市民社会创造适宜的政治环境、提供合法性制度支持；有助于塑造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3）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有一些消极的作用：利益集团的竞争制约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作用；社会组织缺少独立性和持久性，限制民主政治的发展；少数极端反民主的社会组织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构成威胁等。反观这些研究还可以发现，学界对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关系的讨论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一是市民社会决定论，过分夸大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二是限制市民社会发展论，夸大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消极作用。对这些认识误区必须保持警惕，从而正确对待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努力把市民社会培育为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因素与重要力量。     

市民社会:宪政国家的生长点

近代宪政国家成长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革命的推动力。市民社会产生了宪政的要素 :个人独立性的成长 ;现代民主制的直接源头 ;分权制衡等。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前提和条件 ,没有市民社会作为支撑 ,宪政国家的成长即无可能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与时代意义

黑格尔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在继承和超越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逻辑是:家庭(伦理性与实体性的统一)——市民社会(伦理性与实体性消失,个体独立性得到彰显)——国家(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相统一的伦理和精神);其运行逻辑是:市民社会是一个"需要的体系",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个人需要升华为社会需要,个人的特殊性升华为市民社会的普遍性,这就是市民社会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     

市民社会对民主之共性与个性的助益性分析

市民社会历经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演变过程,并在洛克与黑格尔那里得到代表性的阐述,由此形成近代政治自由主义者所持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观和黑格尔所持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观。在介绍市民社会发展与演变的基础上,分别分析其对民主之共性与个性的助益性,认为它在促进民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应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市民社会。     

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认识之比较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最初在自然法哲学家那里，市民社会是作为与自然状态对立而与政治国家等同的概念；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发展成同政治国家对立但从本质上依附于政治国家的概念；而马克思则把市民社会看成是独立于政治国家并决定政治国家的概念。     

西方思想家“市民社会”论评析

在当代西方社会发展中,市民社会重新获得人们的青睐,一方面,源于在历史上市民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曾经是争取民主的主要力量,市民社会与民主似乎具有天然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则源于在理论上重新把握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迫切要求。当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发展是市民社会概念复兴的社会基础。在西方,由于当代社会运动的平民无产阶级性质,重新复兴的"市民社会"具有非传统市民社会性质,是某种新形态的"市民社会",明确这一点,或许对我国今天的社会建设能有一些启迪。     

浅谈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

市民社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把社会等级和政治等级二者分离开来,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角色二重化：一方面他是国家公民,处于国家的官僚组织中,在政治方面人们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他又是市民,处于市民社会组织中,在这里,他是处于国家政治之外的。市民社会的组织原则就是现代国家组织原则,而法治就是实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现状中达到二者一种平衡的结果。法治的构建也应本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者的分离与对话中来着手,这样的法治国家也应包括宪法、市民社会中私法与政治国家方面的公法。     

西方城市社区的历史文化特点

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经过了城市、城市国家、城市联盟进而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经过了逃亡农奴(其中主要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自由民———城市市民———民族国家公民的演变,城市和城市市民在历史转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基督教、古希腊罗马的政治遗产、重商主义的历史传统等也对西方城市社区的生活方式和人文精神产生巨大影响。     

不成熟的“市民社会”——当代泰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研究视角

很多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后果抱有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随着泰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该国市民社会已经崛起,从而能够大大推进民主化进程和政治发展.但本文通过对泰国主要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和政治亚文化的分析,发现该国政治文化与尊崇民主政治的西方公民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异.泰国主要社会阶层很少有强烈的民主和社会责任感.此外,人们也普遍缺乏法律意识.本研究表明,“市民社会”是基于古希腊以来西方社会平等、民主的政治关系提炼出来的概念,难以准确地反映泰国的现实社会和政治发展情形.因此,虽然泰国政治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市民流血抗争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意义上市民社会的崛起；泰国的民主政治仍然缺乏坚实的基础.     

法治社会的阶层基础阐析——基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角度

市民社会的勃兴是探讨传统中国未能出现与集权博弈的独立力量的一个重要视角。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演进呈现的消长与博弈,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渊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共生互动孕育了理性文化要素,从而产生了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的全面变革。独立中间阶层对当代民主社会的价值在于多元权力中心左右了现代政治国家"公共选择"的过程,使个人权利得到彰显,敦促统治合法性向社会回归,最终通过民主宪制让权力服膺于自由。     

中国民主政治的新视角-政策民主

选举民主和政策民主是现代国家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采取选举民主形式，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从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决定了我们不能实行西方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现阶段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也不能实行选举民主，而只能实行政策民主，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     

“市民社会“批判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对市民社会理论,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考察,发掘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丰富性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对于构筑中国"小而强国家,大而强社会"的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由于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处现实时代和独特的国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多层次、全方位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是实现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走出直接民主的困境——代议制民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直接民主制只适合古代社会的特殊条件,无法适用于现代社会之地广人多的情况。代议制民主理论走出了直接民主的困境,解决了公民参与和体制效率之间的矛盾,使得在现代社会地广人多的大国实行民主成为可能。在代议制民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洛克、托马斯·潘恩、约翰·密尔三位思想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洛克提出了议会至上原则和人民委托权力的思想,奠定了代议制民主理论的基础;潘恩把代议制和民主制明确地结合起来,开创了代议制民主理论;密尔系统论述了代议制民主的种种问题,使代议制民主理论得到完善。三位政治思想家的代议制民主理论一脉相承,渐臻成熟。作为近代以来西方主流的民主理论。代议制理论对现代民主的发展意义重大,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民主制度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     

“无直接利益冲突”:政治伦理争夺与价值规范

现代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必须科学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从现实上看,"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公众与国家权威争夺政治伦理价值的结果。事件参与者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既定的生活秩序、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力的统一。为了从理论上理清"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伦理价值争夺,可以把"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发生分解为社会空间、制度认可、社会情感、目标选择四个环节。经过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为了消解政治伦理争夺,必须构造社会成员认可的价值规范。通过塑造民主价值,建立法治权威,建构科学的权力道德评判体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手段,让"无直接利益冲突"消弭在国家与社会的基层层面。     

20世纪西方民主的转型及其启示

20世纪是西方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它实现了近代民主向当代民主的重大转化。“非国家形态民主”和“治理型民主”的形成、民主制度的改进等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协调型与冲突型两大民主理念模式的形成使西方民主理念的模式更加丰富,“少数原则”的提出使民主的原则更加科学,普选制、利益集团与新闻舆论三位一体的结合形成当代西方直接民主的机制,实现了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结合。西方民主的转型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应注重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民主理念的确立,民主理想和民主现实的统一。     

通过市民社会走向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走向应是建设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一个关键条件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民间组织的成长,以形成对政府和公权力有效制约和制衡的力量。市民社会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和社会功能,并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构建市民社会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在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中国,可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构建市民社会,为建设民主法治社会奠定基础。     

难以制度化的公意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论卢梭政治哲学中的“公意”概念

从概述公意是现代国家得以成立的合法性基石出发，阐明现代国家的构成：政体、宪政和社会等方面的特征，并由公意的阙失指明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进而解释为化解合法性危机，卢梭型塑了一个与现代国家完全背离的公意理想国：以直接民主制对抗代议制民主；以在现代条件下重塑的积极自由反抗消极自由，从总体上拒斥了现代宪政主义的大部分元素；以公意克服众意来追求道德同一，否认现代社会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卢梭无法在程序和架构上解决公意的制度化问题，由此导致了公意理想国只能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     

西方选举援助评析

选举援助是西方民主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选举援助的理论基础由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制度、西方民主输出传统、巩固民主成果等要素构成。在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等选举援助参与主体的推动下,西方采取了协助设计选举制度、选民培训教育、组织选举、选举观察与监督、斡旋调停等选举援助方式。尽管西方宣称选举援助是为推动受援国民主化过程和健全完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但西方选举援助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受到非议或抵制,需要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西方选举援助。     

“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演变的简略考察，指出独立于和外在于国家的所谓“市民社会”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时期的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是自由主义思想中理论上的抽象。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也就是它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职能范围，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要求人们探索一种能够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活力与主动精神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本文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并且得出结论；这方面探索的成功将为人类的共同生活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