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当作于楚怀王中期

关于屈原《离骚》写成的时间,至今尚无定论。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离骚》作于楚怀王中期,即屈原遭谗被疏以后。这是自司马迁以来传统的说法。在文学史专家当中,陆侃如、冯沅君、林庚等先生也持此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楚怀王早期也曾想任用屈原,和他有‘成言’,答应屈原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但是,怀王周围的许多大臣都是一些代表反动势力的守旧派人物他们伺机陷害屈原,怀王后来竟听了他们的谗言。屈原在被排斥之后到了汉北,写了《抽思》和《思美人》。接着他又愤而写《离骚》。”实际上也是这种意见。     

从鲁迅对屈原的批判看鲁迅的文化心态

鲁迅和屈原都是有着强烈社会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由于个人境遇及时代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变革和构建社会时的不同方式和不同理念.鲁迅以"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对旧制度彻底反抗和战斗的价值批判尺度去审视屈原及其作品,确实切中肯綮地揭示了屈原及其作品忠君而又缺乏彻底反叛旧制度的精神实质,但他把屈原及其作品与焦大和新月社给予同质批判,也存在着偏于一极的形而上学误区.     

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创造了“骚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在我国近代以前,并没有人怀疑过。只是到了近代,廖季平在他的《楚辞新解》里才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人”的怪论。1922年,胡适在其《读<楚辞>》一文里,也对屈原的存在提出怀疑。尤其是三十年代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否定。由于受中国屈原“否定论”的影响,国外的屈原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的少数学者,相继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提出种种怀疑和否定。近年来日本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都作了彻底的否定。他声称:“屈原是一躯过去中国文学史上的偶像,……但是为了科学的现代化,我们毫不要什么偶像。” (《屈原问题考辨·后记》)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颇有咄咄逼人之势。从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文章来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客观存在,是无须重新研究的。需要研究的是,新老屈原“否定论”者为什么会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结论。我认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必须从研究方法论入手,研究新老屈原“否定论”的研究方法,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本文拟从以偏概全、主     

论屈原的人格美

对于屈原的人格,在汉代曾有不同的评价。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论屈原说:“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引用了这段话。这是对屈原人格的极高赞美。对此,班固在《离骚序》里表示异议,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后来,王逸又批驳了班固的话,并赞颂屈原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序》)这些说法,褒贬不同,但都有较大的片面性。刘安的思想接近老子,旨在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在他的笔下,屈原成了一个超然于世俗的高士。班固和王逸用儒家的道德标准衡量屈原,班固认为他不合乎中庸之道,只能算是狂狷之士;王逸认为他质性忠贞清洁,可以称得上绝世超伦。他们的观点不同,评价也不一样,但都没有对屈原的人格作出全面恰当的说明。屈原是把自己整个生命溶入到诗里去了,他的诗真率地表现着他的为人,他的个性和他的气质。可以说他的人即是诗,他的诗亦如其人。透过他的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有着共同呼吸、共同爱憎的人。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将屈原的人格美忠实地描绘出来,象介绍自己的朋友一样把他介绍给读者。我希望,屈原的这样一幅画像,在今天能帮助人们向着美的境界飞腾。     

漫话杜牧的爱国诗歌

<正> 我国历代的爱国诗人,不管他们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深度有何不同,艺术表现手法及创作个性特征怎么迥异,但有一条轨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有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心,并写出了大量的动人的爱国诗篇,成为我们祖国文化传统中极其宝贵的遗产。屈原那忧思忧国的深沉吟唱,李白对祖国壮美河山的激情赞颂,杜甫对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无限同情,白居易对被压迫妇女悲惨命运的逼真描写,等等,都是生动的例证。杜牧,生逢风雨飘摇的晚唐之秋,在内忧外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忧思忧国,激愤不已。他继承了前代诗人的爱国传统,写下了许多动人的爱国诗篇,作出了独特的     

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与扬弃

辛弃疾在被迫闲退期间以陶渊明作为自己的精神榜样,这与文化背景、时代气候相关,也与他们相似的经历有关。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是从陶的闲适入手的,但因为他的性格、气质等因素和南宋的思想潮流使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产生了扬弃,由最初的在山水田园的恬静中与陶隔世唱和转而追慕陶的豪放气概。区别于以往对陶静穆的接受,辛弃疾以英雄词人的立场树立了接受史上陶渊明豪放的新形象。     

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与扬弃

辛弃疾在被迫闲退期间以陶渊明作为自己的精神榜样,这与文化背景、时代气候相关,也与他们相似的经历有关.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是从陶的闲适入手的,但因为他的性格、气质等因素和南宋的思想潮流使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产生了扬弃,由最初的在山水田园的恬静中与陶隔世唱和转而追慕陶的豪放气概.区别于以往对陶静穆的接受,辛弃疾以英雄词人的立场树立了接受史上陶渊明豪放的新形象.     

辛弃疾究竟是不是贪官

辛弃疾的经济生活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他的经济是否清白,直接关系到对他的罢职原因的解释及其个人品格的评价.从南宋将帅的俸禄标准及经济生活状况、辛弃疾执政态度、金钱观念、实际生活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分析,结论是辛弃疾和贪污受贿没有关系,辛弃疾罢职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结果.     

辛弃疾的赋闲与诗意栖居

辛弃疾一生4次赋闲,总计达23年之久.在赋闲期间,他失去了为国家在一线施展才华奋力拼搏的机会,这是历史造成的个人悲剧.然而,赋闲时期又是辛弃疾词创作的高峰时期,他诗意地栖居在人生的舞台上.辛弃疾的词作有一大半创作于赋闲时期.赋闲时期的辛词,既有婉约的作品,又有豪放的篇什,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辛弃疾的诗意栖居.     

千古第一知音──屈原之与司马迁论略(之一)

本文是论述屈原与司马迁文化传承关系的系列论文之一。文章认为,历封建时代两千年,屈原和他的作品,评论者众多,可是真正的知音刚寥寥可数．贾谊、刘安、王逸、刘勰、洪兴祖、朱熹、蒋骥等,对屈原都怀有同情、崇敬之情,对其作品也有相当的认识,但却缺乏真正的心灵沟通．而只有司马迁堪称屈原最早的、真正的、最深的知音,他们的心灵契合了．     

南宋飞虎军性质刍议

辛弃疾(1140——1207)是南宋杰出的爱国词人,这是人们一致公认的结论。可是对辛弃疾淳熙七年(1180)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时所创建的飞虎军,在这支军队的创置动机、作用和性质等问题上,学术界一向有争论。 钱东甫先生说:“辛弃疾是抱着最坚决的恢复一个完整无缺的中国的志愿的,这志愿是他进行一切工作的目标。他的创立飞虎军,虽然在名义上和实际上是为了防治‘盗匪’——农民暴动(否则南宋政府也不会给他创立的权力),但是他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把他的爱国热情灌注到他所训练的军队中去,使他们在日后成为北伐的一支有力部队。”     

屈原的人格修饰美与庄周的人性天然美

屈原与庄周,都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巨人。他们的文学作品都惊采绝艳。所以如此,这与他们都具有鲜明的审美意识是有密切关系的。屈原在他的作品中,把可贵的事物的可贵特质、人的形体漂亮、最可爱的人以及他自己和国君称之为美。此外,屈原还提出了“美政”,反映了他对社会事物美的认识。他的审美意识表现得如此自觉,美的对象与内容包含得如此广泛,充实,后代的诗人是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比的。庄周的审美意识如何呢?在《庄子》一书中,庄周的审     

屈骚精神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屈原及作品进行了多层次的评价。在这些评价中,我们发现其间存着许多分歧,每位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褒扬和贬责各有不同。认真寻求他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分析出产生这些问题的缘由,对进一步研究屈原及作品会有极大的帮助。     

评辛弃疾的纸币流通理论

辛弃疾(1140——1207年)是南宋一位著名爱国词人,其实,他的纸币流通理论,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上,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 辛弃疾的货币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淳熙乙未登对(?)子》中。所谓辛弃疾的货币思想,从现存史料来看,基本上也就是辛弃疾对南宋纸币会子流通问题的看法,兹评述于下。     

屈原与现实主义

屈原是作为浪漫主义的伟大作家而著名的。但屈原又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运用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在作品中真实地描绘和反映了当时的时代与人物,他的作品是浸透着爱国精神的宏伟的楚国历史画卷。一怀王在位三十年,屈原的创作正处于旺盛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创作前期。屈原在顷襄王时期生活了约二十一年,也写了大量的诗篇,这个时期我们称为创作后期。屈原在前期和后期都写作了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但主要写作于后期。“九歌”中有两篇现实主义的诗作。《礼魂》一篇虽是送神曲,但“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则是如实地描绘巫女在鼓声中递花、唱歌的热闹场面。《国殇》一篇尽管     

创“骚”与学“骚”——兼论屈原对柳宗元的影响

尽管柳宗元与屈原相隔千年之遥,但遭遇相同,并深受“骚学”的影响,无论在政治理想上,还是在文学创作上,他们都有许多相同之处,同时又有他的独特之处,并对“骚学”有所发展。笔者仅就这种深刻影响与创新发展作一初步的探讨。     

宋玉悲剧人生的文化哲学思考

作为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宋玉与屈原一样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人物。宋玉是楚国人,在屈原之后,当顷襄王时。他和屈原一样在政治和文学方面具有才干;他有宏大的理想和抱负,渴望参与社会政治,用自己的学识和才干拯救日趋衰落的     

屈原理想论

闻一多说:“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人民的诗人——屈原》)而屈原的“行义”则集中表现在他的伟大理想和执着追求理想的光辉业绩上。他的理想包括政治、事业和人格三个方面。 屈原生活在战国末期,由分裂走向统一,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许多先秦诸子都是天下统一思潮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屈原的政治理想也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他期望楚君成为尧舜,然后通过楚国的富强来统一天下。他在作品中,反复称颂尧、舜、禹、汤、武丁、周文王、周武王等古代圣君,赞扬伊尹、皋陶、傅说、吕望等古代辅佐国君统一天下的     

两曲归去来 异采各天成

在我国古典文学艺术殿堂的天幕上,有两颗奇特的耀眼之星,各以其独自的经历,独特的艺术道路,独创的艺术形象,领一代风骚,开百代诗风。 这就是屈原和陶渊明。 屈原和陶渊明,同为诗国巨星,其不朽的作品,源自于他们各自执着的人生追求。屈原追求的是“异采”(《怀沙》: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陶渊明神往的是“平淡”。(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两位超级诗人生活在相隔六个世纪的不同时代,其社会地位、人生道路、诗歌风格也都绝然不同,但却同有一篇形式极为相似的《归去来辞》传世。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他41岁辞去彭泽县令后,决心了结仕途,归隐田园的宣言书,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屈原的《归去来辞》,没有单独名篇,只是隐含在《离骚》这篇长诗之中,其篇24句,全文如下:     

情感的朦胧性和文学的模糊性

一个作家是怎样进入创作过程的?无数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它往往是由于情感的推动。屈原为什么作《离骚》?司马迁说:“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平也。”《水浒传》是怎样创作出来的?李贽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可见《离骚》和《水浒传》都是作者强烈的感情驱使的结果。当代一些作家也有与此相同的创作体验。曹禺说他写《雷雨》时,“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杨朔写《三千里江山》时,也是“感情逼迫我要去描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