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基于对温州烟具协会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温州烟具协会为例,分析了行业协会在达成集体行动中的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条件.研究表明,行业协会是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温州烟具协会在行业自律、游说政府、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等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行业协会之所以能发挥上述作用,与协会核心成员的小群体特征、组织规范的形成、组织学习能力的提高以及组织社会声望的积累有关.另外,获得政府部门的授权、协会成员的异质性、与政府和其它相关组织之间的互助协作是集体行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连接纽带抑或依附工具：转型时期中国行业协会研究文献评述

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在目前对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的主流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强调国家对社团干预的放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协会的影响,法团主义则强调国家对协会的控制与合作。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发现,还有一类重要的研究--依附理论的视角,没有得到中国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依附理论的视角关注在宏观的国家-社会关系讨论之下权力的实际运作对行业协会的影响,认为除了国家对社团的控制之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影响了企业家的行为和他们的集体行动意愿。由于国家权力的保留和市场的不完全,企业和行业协会形成了对政府的依附关系,而行业协会仍然镶嵌于国家机构内部,成为依附于地方政府的工具,而不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连接纽带。当代中国的行业协会涉及到国家、市场和企业多方的互动关系和复杂的制度环境,依附理论的视角重新定义了行业协会的角色,提供了个体研究的途径和原有研究中未被重视的其他解释变量,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构建了可行的分析框架。     

行业协会的组织边界与效率--对"一业一会"问题的再思考

思考行业协会发展中的“一业一会”问题,关键在于分析行业协会的合理组织行业边界。本文从协会供给私人产品、俱乐部产品和行业性公共产品的影响因素以及协会供给产品总量与组织行业边界的逻辑关系分析中,寻求行业协会“业”的合理边界。此外,结合现实中典型的组织边界设置模式进行效率比较,以进一步提出行业协会在进一步改革调整中的政策思路。     

差序格局下的宗教信仰和信任——基于中国十城市的经验数据

目前学界对宗教与信任关系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基于中国1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分析了宗教信仰对社会化信任、一般化信任和差序格局结构中不同半径群体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宗教对信任尤其是社会化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宗教对信任的影响随着差序格局半径的增加而增加;3.宗教对信任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信仰效应而非组织效应,此发现部分解释了宗教与信任关系研究结论的矛盾性。     

行业协会的"权力越位"及其规制

行业协会的"权力越位"主要表现为侵犯消费者、员工、会员与非会员以及公众利益四种行为,其动因在于行业协会是代表行业和会员利益的互益性组织和俱乐部组织,或者是为管理层所俘虏的官僚机构.转型期我国法律法规不完善和对社会组织的分类控制使行业协会的"权力越位"成为可能.因此,需要从完善和细化<反垄断法>、明晰政府与行业协会的职能边界、完善行业协会治理机制以及推进社会组织的均衡发展来规制行业协会的"权力越位".     

山东省济南市：成立养老服务行业协会

2012年6月8日，山东省济南市成立养老服务行业协会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营。成立协会主要是发挥政府与会员之间沟通的桥梁纽带作用，将组织专家、学者就养老服务社会化工作开展调查和学术研究，为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和完善养老保障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为全市养老机构及会员单位提供有关政策咨询、养老服务信息和培训工作，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护理、康复、旅游等方面的咨询与服务。协会的成立标志着该市养老机构开始步入规范化发展阶段。     

组织的网络形式研究：综述与展望

摘要：本文是对近二三十年来国外关于组织的网络形式的实证研究成果的一项选择性综述。组织的网络形式是一种不同于市场和等级制的组织形式,社会学家们特别强调信任、互惠等在其中的作用。对于企业而言,进入特定的组织网络形式有利于促进学习和创新、提高合法性和地位、增进经济收益,这也是组织间结成关系网络的主要原因。已有研究多从制度主义、资源依赖、社会网络和交易成本等角度,探讨国家制度环境、产业属性、企业特征、社会结构和网络位置、交易特征等因素对组织网络形式形成的影响。作者认为,今后需要在网络组织的演化和绩效、不同网络组织类型的差异以及理论视角的融合等三个方面深化研究。     

市场社会中社会参与的路径问题——关系信任还是普遍信任

已有研究多数认为市场经济、社会参与有助于普遍信任的建立,“关系”则阻碍这种信任的形成。基于CGSS2005数据,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次线性模型分析了市场经济、社会参与和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以亲属信任为核心的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具有消极影响;当社会组织成员间信任仍是一种关系信任时,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也呈现出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发展能够提高普遍信任,但同时推动了“关系”的使用,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普遍信任间存在着相反的双向影响。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进一步推动社会参与。社会参与不仅仅要关注于组织的增长,也需要在制度层面上给予“跨关系”成员交往更多的支持。     

合作、冲突与调适：社工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一方面给社工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社工组织的大部分资源主要来自政府,所在在服务方案以及具体的服务实施方面也要与政府的理念与要求契合,社工组织在专业自主性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牵制。文章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对社工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社工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依赖关系,这是政府与社工组织合作的基础。但由于体制惯性和政府选择的偏好,政府和社工组织的依赖是一种非对称的依赖。这种非对称的依赖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社工组织与政府在互动关系上的地位不平等,造就了社工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困境,面对互动困境,社工组织往往通过组织自身的策略实在困境。     

广州市行业协会现状与发展对策

广州市行业协会目前的运作整体效果并不理想,存在的主要外部问题是法律地位不明确、职能不落实、管理体制不顺和外部运作环境不理想;内部问题是会员范围不广、社会合法性不够、协会领导年龄结构不合理、运作经费不足和协会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建议从完善法律法规、加快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统筹行业协会协调发展、充实行业协会职能和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等方面促进行业协会健康快速协调发展。     

市场、制度与网络：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三个理论解释范式,即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把市场机制、制度与产业政策、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因素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解释范式分别存在着“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在制度与关系之间: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中的信任建构

摘要：本文从信任的角度出发，发现交易中的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是交织作用的，并促进了信贷交易，二者都是通过行动者发挥作用，行动者在行动中遵循的是“自我〖CD*2〗情境”策略。制度化的信任在经济生活中凸现出它的重要地位，并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是现代企业的基础，是不可替代的。制度信任的缺陷可由关系信任弥补；关系信任的风险，须制度信任制约。只有建立良好的制度，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意义，克服其负面效应。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维权行动和基层民主参与——以B市商品房业主为例

本文将讨论公民维权活动和基层民主的关系。现有文献认为,对居民来说,居委会选举通常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然而作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住房市场化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商品房业主阶层,在产权利益经常遭受侵犯的情况下,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参选居委会成为业主保护权益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当基层政府和居委会对业主的维权进行干涉的时候。〖JP2〗本文将简要介绍作者通过滚雪球方式调查的19个小区的整体情况和一般性的趋势,并通过3个案例来具体讨论商品房业主制度性参与的维权方式,展现其内在的机制。笔者认为,业主的制度性参与,一方面有利于业主维权,另一方面也使居委会选举变得更具实际意义,有可能促进基层政府依法办事。     

Perceived Autonomy Support From Parents and Best Friends: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with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According to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experiencing autonomy support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s thought to promote adolescents' well‐being. Perceptions of autonomy support from parents and from best friend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lower levels of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This longitudinal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perceived autonomy support from parents and best friends in relation to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changes in these associations from early to late adolescence. 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Questionnaires about mother, father, and a best friend were filled out by 923 early adolescents and 390 middle adolescents during five consecutive years, thereby covering an age range from 12 to 20. Multi‐group cross‐lagged path analysis revealed concurrent and longitudinal nega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and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No concurrent and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perceived best friends' autonomy support and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Results were similar for early and middle adolescent boys and girl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rograms should focus on the bidirectional interplay during adolescence between perceptions of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and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对《南方周末》（1998～2007）汽车广告内容的分析

今日中国,拥有汽车已成为大多数城市家庭幸福生活的一种理想。在“汽车梦”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作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汽车广告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本文以《南方周末》（1998～2007）为例,对近十年的汽车广告内容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个体享乐性想象认同”和“社会参照性成功认同”是汽车广告用来建构“汽车梦”的两个重要的“认同策略”,其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汽车广告中的“功用策略”,对广告内容分析的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文章最后对“汽车梦”为什么在近十年得到极力建构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探讨,并对其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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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修正与发展——源于大学生群体样本的调查结果

刻板印象是对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固定或模式化的看法。对刻板印象形成维度的研究，被系统地总结为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本文对SCM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简要梳理。作者按照SCM的典范程序，进行了有效样本为115人的试验性调查和160人的正式调查，以问卷的方式要求被调查者对21个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和评价，建立起了大学生关于21个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探讨。本文的研究试图突破以往的SCM研究仅限于发现事实的局限，尝试对形成特定群体刻板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解释。     

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本研究利用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教育获得、家庭责任（婚姻和子女）和家庭经济状况三项个人或家庭因素对女性就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它们效应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在1995年至2002年间,教育的正面效应变小,即教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下降,但婚姻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上升。对照1995年, 2002年时家庭收入高的已婚妇女更有可能不工作,表明这是城镇女性就业决策走向理性化的一个过程。另外,作者并不认同“沮丧的工人”观点,认为失去正式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因生活所迫更可能进入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继续就业,而不是对再就业失去信心而永久退出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