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接受史研究模式与事例的创新——读沈文凡教授《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

沈文凡教授等所著《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是《唐诗三百首》全新的注本。“全新”是指在文学总集注本中有意识地发掘具体某一作品的“接受小史”研究。以文学总集中“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学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接受史研究所未及的,是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模式与事例的创新。“接受小史”,“是指后代诗人从创作上继承、借鉴三百首中名篇的情况。这是‘名诗’和‘名句’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模式或事例创新,体现在“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摹仿借用”。是揭示《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对后代作家的影响史,以及后代作家对《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的“摹仿借用”。本书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篇的影响史：二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句的影响史。     

清代的“词史”意识

“词史说”是清代词学的一项建树,有一个从“词史”意识到“词史”理论的发展过程,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以词存史、以史入词、“史外传心之史”,它形成的理论背景是清代诗学“诗史”说的流行及清代词学尊体观念的抬头.     

莫言小说与中国形象 ——以英语世界中的传播情况为例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拜伦”言说,成为后来在中国传播和接受拜伦的重要基础。它所建构的拜伦思想、精神、文本及意义,影响到中国对拜伦的言说及其价值评判。沿着鲁迅的思路,近百年来对“拜伦”的接受历经了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化,再回归到文学经典的过程。“拜伦”言说也受制于社会历史语境和言说主体的牵制。由此可见,鲁迅的“拜伦”言说及其被言说,隐含着当代中国学术向度与政治限度的博弈,拥有学术阐释史的意义。     

对“接受史研究”应在宽容中接受——与袁晓薇博士商榷

袁晓薇博士的论文《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和突围》分析了当今接受史研究的误区,并给出了几条"突围"的良方,值得肯定。但该文中一些观点与评述存在偏颇之处,会使读者对接受史研究的现状产生诸多误解,不利于接受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对于新兴的接受史研究来说,与其过于苛责,不如更多地予以宽容。     

清代《吕氏春秋》研究史简论

在《吕氏春秋》研究取得诸多成果的今天,在“《吕氏春秋》研究史”研究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可以说,“《吕氏春秋》研究史”方面的研究势在必行.清代是研究《吕氏春秋》的一个高峰,在《吕氏春秋》研究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探讨清代《吕氏春秋》研究史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复杂编织——《祝福》的接受史研究

接受史研究能为文学经典的当代价值确证提供参照。梳理《祝福》的文学研究史与教学解读史可以发现：该小说在政治与审美两种力量的博弈中经历着曲折的接受历程;在语文学科视阈下显示出由“工具”向文学本位转变的趋势。文学研究与教学解读不应偏离与割裂,《祝福》的价值传播需获得学科建设的合力。     

博学 慎思 笃行——读魏良弢师《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

魏良弢先生的《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充分利用汉文和非汉文史料相互印证,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功力。在对喀喇汗王朝历史和西历史的研究过程中,不断根据新的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修订自己的观点,充分显示了治学中的“慎思”。在开展西域史学术研究中,做到了“知行合一”。     

吴伟业“词史”观及其影响

梅村词在清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一再被推为本朝词家之“冠冕”.吴伟业具有由“诗史”观延伸而来的自觉的“词史”意识.其“词史”观及梅村词对清代“词史”观的确立发展及后世“词史”创作具有开山之功和重要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明末清初词风的转型.     

“价值中立（Value free）”接受史简析

价值中立是一个见仁见智有价值的话题。本文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它的接受史进行了考察，认为批判“价值中立”是由于“现在”，解释“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尽管“价值中立、具有局部的合理性，在崇尚科学的今天应该审慎对待。     

武侠文学的文化史意义及外来参照

武侠文学的社会风俗史意义,曾被提升到维系人伦、端正民俗的高度。应从风俗史意义上,对武侠文学创作和接受过程作一统观,了解其利大于弊。武侠崇拜信奉者和武侠人物自身特定年龄段所具备的固有心态,武侠角色固有的荣誉感与表现欲,构成了武侠人物的恒久人格魅力。极有包容性和可延展性的“义”,武侠文学的“武”也非常投合人类攻击本能。至少可从七种角度来划分其叙事模式。“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都不应偏废,中古佛经翻译文学给予武侠文学以实质性的多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