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的兴起

文章对苏联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兴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 ,认为新疆三区革命兴起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与苏联在新疆的政策和行动密不可分 ,正是苏联利用地理、社会、政治、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有利因素 ,才使得三区革命一经发动就迅速演变为摇撼新疆国民党当局统治的政治巨浪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大片领土沦陷于日寇之手,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然而地处祖国西陲的新疆,在这一时期,由于政治进步,其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而成为抗战的有力后方。 经济及文化状况与政治局势密不可分。民国以来,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中央政府更迭频繁,无暇西顾,新疆相继处于官僚军阀杨增新、金树仁的统治之下。新疆形势先是封闭中的沉稳平安,进入三十年代则陷入战乱纷扰。1934年4月,盛世才凭借手中的军权,在一次军事政变中掌握了新疆的军政大权。这个时期盛世才思想倾向进步,并且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他权衡形势,窥测方向,决定靠拢苏联,抵制对他不信任不支持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在苏联的军事、政治援助下,盛世才站稳了脚跟,并陆续提出一系列进步的方针政策。1936年,他在联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正式提出并颁布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作为在新疆执政的纲领。 1934-1936年,国际上正是德、意、日法西斯日益猖狂地挑起和扩大侵略战争,在国内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集中兵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红军反围剿失利,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期。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政策相比,盛世才在新疆推行“六大     

论三、四十年代苏联政府对新疆政策的演变

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军阀盛世才窃据新疆最高统治宝座,直到1944年9月失势离开新疆。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联在新疆的社会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经历了与盛世才政府从密切合作到互为仇雌的重大变化。苏联对盛世才政府的政策演变,给新疆社会政治格局带来了重大影响。      

中越边民的社会组织与边境村落治理——以东兴河洲村为例

通过对内生型边民社会组织成长实践进行梳理,认为边民社会组织在边境地区村落治理中作了有益探索。充分发挥边境地区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推动"企社"良性互动、提升边民综合能力、促进边民社会组织健康成长,是推进边境地区长效治理的可行路径。     

援助，还是攫取？——1933—1942年苏联对新疆之政策述论

1933— 194 2年 ,苏联藉武力帮助盛世才统一新疆之机 ,将其势力大规模地打入新疆 ,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对盛世才政府予以极力援助 ,以帮助盛氏巩固对新疆的统治 ;一方面通过对后者的渗透和控制 ,从新疆获取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权益 ,从而使盛氏政权成为实现其利益的工具。这一政策的实质 ,是以对盛世才政权的“友好”援助来换取在新疆的广泛权益 ,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其中虽有善意、慷慨的一面 ,却更有利己、贪婪的一面。苏联对新疆的政策 ,对新疆社会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影响。     

东北抗日义勇军入新后对新疆社会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组成抗日义勇军与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最后被迫退出东北，取道苏联，来到新疆。他们为稳定新疆政局、新疆军事的近代化、新疆经济文化的发展等作出了贡献，对新疆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俄国——苏联对近代新疆工业发展的影响

俄国-苏联与新疆近代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俄国-苏联在新疆直接投资建厂，提供专家和技术人员，为新疆工业发展制定计划，供给机器，提供贷款等是其积极的一面；但其不严格履行条约与合同，抢建工厂与新疆争利，在经济合作中不能与新疆平等互惠，而是野蛮的直接掠夺等，也给新疆工业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不利。俄国-苏联在新疆工业发展中所起的双重作用是其对华、对新疆政策的缩影与体现。     

美国对苏联的空中侦察(上)

冷战初期,美国的空军主要是对苏联的边境地区进行侦察,企图收集有关空中防御的情报。随着美国情报活动的升级,需要深入苏联的纵深地区,收集制造核武器和原子武器的情报,一般的航空侦察机已不能胜任,U-2侦察机和宇航工具就应运而生。     

国民党政府对新疆三区革命的政策

国民党政府对新疆三区革命的政策随着国内外政治局势的演变在不断变化、调整,即分别采取了以军事手法抵制三区革命发展的政策、试图用《和平条款》统一三区的政策、与三区武装对峙以待时局的变化的政策、向三区让步以维持新疆现状的政策。     

清朝前期新疆防务建设述论

为维护封建大一统,“守中治边”和“守在四夷”是清前期统治者治边理念的核心。与历代王朝不同的是,清朝设立了主管西、北边疆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理藩院。为了巩固和加强对新疆的统治,稳固西北边防,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置伊犁将军,在新疆实行军府制统治;八旗、绿营分驻新疆南北;在边境地区设立卡伦,定期巡边;辟治交通,建立新疆台站体系;屯田实边等等。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避“虚”就“实”——谈英语抽象名词的汉译技巧

英语资料中,我们常常遇到抽象名词,对于这些抽象名词,我们觉得理解它们的意思,却很难用简短的汉语将其意思说明白.本文提出了用转化法和引申法来翻译抽象名词,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说明了如何使译文达到信、达、雅.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浅谈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难”与“不难”

通过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现状的透视,对影响毕业生就业四个方面因素的调查分析,对如何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从学生自身、高等院校、政府行为等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儒家“仁爱”伦理与基督教“博爱”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儒家伦理的“仁爱”思想和基督教伦理的“博爱”思想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思想精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分析了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现代意义,重点比较了两者的相同与差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