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一”考论

传世典籍多见“太一”一词,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中更有珍贵的道家佚文《太一生水》篇.那么,“太一”一词到底何时开始出现?它有什么内涵?后来又有何演变?考察典籍可知,“太一”出现的时间在春秋末期或战国早期,是老子开创的哲学概念,其最初的意义为:物体形之大者和时间之最初者,为万物之终极起源.首论“太一”思想的《太一生水》赋予了“太一”至上性和绝对性,“太一”因此而被后世附会为神名,后又因神名而附会为星名.而将“太一”作为避兵祈福神始于西汉早期汉文帝时期.     

“又来了”

某报曾刊出一条标题:“统战工作的春天又来了”。妙哉,“又”字。盼只盼:“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怕只怕:“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若无“又归去”,何能“又来了”。编辑和读者都陷入这个困惑中。 春去,岂是薄情?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记否,百花园里也曾争奇斗妍,千红     

“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及其特点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根据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趋势和条件，提出了“十一五”发展目标的总体要求，即“十一五”时期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性进展。同时，《建议》又从经济增长、资源环境、自主创新、改革开放、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七个方面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体现了“十一五”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准确把握这七个方面的目标及其主要特点，对我们全面深刻领会《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角色转换”中的非国有企业发展——兼论国有企业实现制度创新的一个新路径

非国有企业在我国4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 ,在主要经历了“抑制与消灭”、“恢复与兴起”、“形成与发展”、“快速与持续发展”等重要阶段后 ,终于从被长期排斥、甚至欲“斩尽杀绝”的“反角”演变成有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配角” ,并最终演变成能极大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又一“新主角”。它的发展理论上包括了“递进性”、“转折性”、“协同性”、“共驱性”、“代价性”等基本含义     

关于“五年计划”

“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是对全国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中国除了1949年到1952年底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63年至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外,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已经编制了十个“五年计划”,目前正在著手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研究、编制工作。     

屈赋中的“羿”、“夷羿”辨

《离骚》:“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天问》:“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又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身矢)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身矢)。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爱谋。(?)羿之(身矢)革,而交吞揆之?”历来以不辨“羿”、“夷羿”,对屈赋原文众说纷纭。或把“羿”、“夷羿”视为同一人,曰:“羿,有穷之君,善射。”“夷,羿氏也。①或注曰:“夷羿,夏时东夷族的首领,名羿。他曾夺取夏后相的帝     

论儒——从《周易》古经论证“儒” 的本义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自孔子以降,历先秦孟荀、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以迄于今,迭有更替,却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这样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其“起点”究竟在何处?是什么样的素质造就了如此强韧的生命力?本文旨在追本溯源,探究“儒”的本义和“儒家”的原型.     

“君子爱财”与“君子固穷”:孔子“义利观”的现代启示

孔子即不反对“君子爱财”,但又主张“君子固穷”,这两种看似相悖的观点如何在孔子那里共存?这实际上就会涉及到孔子的“义利观”,在孔子看来,“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若非,君子宁可固穷,也不愿取非“义”之财.孔子合理取财以及安贫乐道的君子风范和“见利思义”思想,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可作为人们的座右铭和清醒剂.不仅有利于协调市场经济,发展义利关系,还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着重大的启示和推动作用.     

为什么不宜提“一分为三”?——坚毅先生《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献疑

在“一分为二”(或“二分法”)作为一个深刻的辩证法命题被人们广泛接受之后,坚毅先生却又提出“一分为三”(或“三分法”)的命题,并且在《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载《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一文中,从十二个方面分析了哲学界长期不接受“一分为三”提法的原因.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辩证法问题:在“一分为二”之外是否还有一个“一分为三”与之并存?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一分为三”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     

“优先增长”论辨析

在总结我国“六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时,事实向人们宣告,我国农轻重主要比例关系趋于协调,是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六五”时期,农业平均每年增长11.5%,轻工业每年增长12%,重工业每年增长9.7%.“七五”期间仍基本上按照这样的比例关系安排国民经济.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长期以来成为国民经济主宰的所谓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观念,保证了头重脚轻、比例失调的经济局面不再重演.但是,近几年来,在有的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教材中,却仍在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普遍规律,并找出种种理由为它辨护.这说明,实践向前发展了,某些经济理论仍在固守原来的旧模式.因此,对这个理论很有必要作一番反思和辨析.     

“双包”地区要坚决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说:“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这是我国经济管理工作中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实行了“双包”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地区,为什么要贯彻这一原则?如何正确贯彻这一原则?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和界限应如何划分?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谈些初步认识。     

“束脩”与“志于学”

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又指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束脩”与“志于学”是否存在内在的关联呢?     

略论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重大举措

1996年是我国实施“九五”计划的第一年,这开头一年的经济形势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将会使整个“九五”期间国民经济沿着良性发展的道路运行前进,所以1996年是我国实施“九五”计划十分关键的一年。1996年经济建设实践的结果表明,国民经济既保持了适度快速增长,又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根据有关方面的资料,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     

带孩子回望“家族精神”

有一天,儿子问我:“爸爸,你认识你爷爷吗?”我笑着回答:“笨家伙,我怎么会不认得自己的爷爷呢.”我认为儿子跟我开玩笑,问“脑筋急转弯”之类的捣蛋问题. 接下来,儿子非常认真又略带伤感地说:“可是,我不认识你的爷爷,就是我的太爷爷.”     

邓小平“求是”思想管窥

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总结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成功经验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最根本的一条。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比 50年代时还要大 ,;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受的伤害急需得到疗治和补偿 ,等等。面对这样的“实事” ,“是”在哪里 ?如何去“求” ?邓小平的答案就是在摸索中“求是”。邓小平的这种在摸索中“求是”的思想 ,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 ,它表现出邓小平谦虚谨慎的精神状态 ,同时也是他总结历史经验达到的一种理…     

高校“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

“可持续发展”就全社会而言,重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对于高校“可持续发展”。至少取决于二个因素:一是高校与外部社会之间是否和谐发展。二是高校内部是否协调发展。历史的经验表明,每当高校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内部协调不利时,高校就会走向萎缩,最终被淘汰。高校如何才能做到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内部相协调呢?这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中需要探索的课题。一、迎接高等教育新发展,全面实行学分制高校的扩大招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打破了原来的塑造精英教育之塔,构建新的“大众化”教育之厦。为了适应…     

“请”字源流浅说

<正> 汉语表达谦敬,古今都习用“请”。如今提倡语言美,“请”在礼貌用语中十分重要。“请”为何能表达谦敬?从古至今其词性、意义和用法有何变化?本文试作粗浅探讨。“请”为谦敬之词,表达说话时对对方的尊敬。那么它是否一产生就有表敬作用呢?这要看其本义。《说文》:“请,谒也,从言青声。”可“谒”又作何解?《说文》:“谒,白也,从言曷声。”“白”即“表白”,现代汉语中已不单独使用,只作为语素还活在“自白”“道白”等词语中。由此见,“请”的本义即表白。表白要用语言,故“请”从“言”。     

略论“写真实”与“写本质”

文学应该是真实的领域,现实主义文艺的写真实传统必须恢复,这是文学艺术经过三十年艰难曲折的历程之后所得出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然而,在强调“写真实”的同时,又应怎样对待“写本质”这个创作口号呢?文艺如何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本质?就具体创作来说,又应怎样看待生活现象与生活本质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随便”代言人

开头写法--扣题提示写什么:我常常在各种选择之间犹豫不定,久而久之,就成了“随便”代言人。中间写法--承头顺写详重点:一大早,刚起床,奶奶问我:“早餐吃什么?”我:“随便。”奶奶:“吃面条还是喝稀饭?”我:“随便。”奶奶摇摇头:“这孩子的早餐是‘随便’.”傍晚,我锻炼完,大汗淋漓地跑回家,爸爸问:“要不要喝点儿水?”“随便。”“‘随便’是喝还是不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