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角下少数民族妇女在边疆生态治理中的作用分析——基于对怒江傈僳族的调查

本文在对国内外以社会性别视角进行的生态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历史上中缅边境北段怒江峡谷中以傈僳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妇女在地方民族社会发展进程中为当地生态平衡所做的重要贡献。同时,对在社会转型和边疆农业女性化的现实背景下傈僳族妇女在与生态环境互动的诸多细节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分析,进而认为妇女与环境的关系必须要放在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语境中阐释,环境治理中应为少数民族妇女提供发挥能动性的平台,并强调社会性别分析对边疆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意义,以及少数民族妇女在边疆地区生态安全的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缅甸傈僳族的多重认同与社会建构

探讨作为跨境民族的缅甸傈僳族的多重认同的历时性演变及其动因,并分析多重认同演变与其社会建构之间的关联性。认为因族源、地缘关系,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原来广泛分布于中缅边境的傈僳族成为分居两国的跨境民族,在其民族(族群)意识与社会建构方面显现出其作为跨境民族的一些明显特征。     

“多余人”向“新人”的过渡——罗亭形象再认识

＂多余人＂和＂新人＂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传统形象。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公认的第一个＂多余人＂,而屠格涅夫笔下的英沙罗夫和叶琳娜被视为＂新人＂诞生的标志。《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传统上一直被看成是＂多余人＂的又一典型,然而有些学者也提出反对意见。通过罗亭与其他＂多余人＂的对比,以及罗亭与＂新人＂之间某些内在联系的分析,可以看出罗亭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是＂多余人＂向＂新人＂过渡的形象。     

历史、神话与仪式——白族与傈僳族“三崇信仰”的建构

云南滇西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行以明朝大将王骥为崇拜对象的"三崇"信仰,其中又以云龙白族地区和腾冲傈僳族地区最为典型。王骥是明朝"三征麓川"的功臣,在此基础上两地民族分别对王骥的形象进行了本土化的阐释、加工和神化,使王骥从历史人物向宗教形象转变。与此同时,两地民族又发展出了不尽相同的宗教仪式,通过宗教仪式的展演来表达对王骥的崇拜。在历史、神话与仪式的共同建构下,形成了两地民族既有文化共性又有各自鲜明特色的"三崇信仰"。     

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国视角:对“老字号”企业的观察

以北京市西城区的老字号企业为例,梳理老字号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历史,指出中华老字号企业的社会责任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径,并非西方的追随者,但两者都以规范自身为起点,并扩展到为社会服务。     

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问题思考——兼评我国民族关系研究中所谓的“还账说”和“驱赶说”

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建构是影响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定历史背景下曾经对民族团结、民族关系影响积极的所谓的"还账说"、"驱赶说",其负面影响逐渐放大,对此必须要高度重视、及时调试,这是把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进一步推向深入的重要力量。     

关于“民族”一般定义的探讨

林耀华先生在他主编的《民族学通论》中说：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共同体。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共同体，这即符合民族学研究史上的传统意义，也等同于我国一般学者对民族这一概念的一般看法。     

怒江的乡村记事

世界上有很多奇妙的事物,当你不知道时,它离得很远：当你知道时,其实很近。远在怒江一带生活的僳僳族是都市人并不太熟悉的民族,近年来,一位叫玖合生的“70后”傈僳人不仅带着他的诗歌从那片险峻的怒江大峡谷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同时也带来了傈僳人的悠远和奇妙。     

“首届东亚人类学论坛: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综述

2012年3月28日至30日,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东亚人类学论坛在中山大学永芳堂举行,来自日本、韩国、越南、英国、美国、中国两岸三地等二十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4名专家学者与会,共收到论文29篇。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人类学与历史",围绕人类学与历史的关系,就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学的"历史"的关联性进行了跨学科的对话,就人类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就人类学民族志的学术功效进行了思考。另外,除了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历史"研究以外,论坛还特别关注人类学最为基本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东亚人类学本土定位时的自者与他者的比较研究。     

“相思湖作家群现象”的文化反思

“相思湖作家群现象”无疑是多种不同的因素处于某种特定关系中的结果,无疑是自身文化特性的自然“天成”而又灵气飞扬,无比聪慧的精神突围。进入20世纪90年代,“相思湖作家”队伍出现了断层。从表面上看,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体系的重构所造成的,但根本上说,这是自身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缺失、并且尚未确立属已的精神风范的某种必然。所幸,“大写作”品牌的提出,既是时一种急功近利的否定,更是对一种精神风范的追求。     

撒拉族社会组织“工”的词源考释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工"在撒拉族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撒拉族地区有"撒拉八工外五工"的说法。关于"工"的来源与解释,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根据民族学、历史学材料,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本文对撒拉族"工"的名称来源进行了新的阐释,提出"工"来源于汉语,原意为"工区",后发展为相当于乡一级的行政区划的观点。"工"是清王朝加强对撒拉族地区统治的产物。正确分析"工"的词源,无论是对了解撒拉族社会文化,还是理解清朝王朝如何具体将"边疆"地区真正纳入其直接而有效的统治范围当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推进“民汉”双语教育的战略思考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民汉"双语教育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培养了大批"民汉"双语兼通的人才。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双语教育必须加大改革力度,扎实有效地推进,实现科学健康发展。本文针对"民汉"双语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关键问题,从战略层面进行了研究与思考。     

魏泉鸣《中国“花儿”学史纲》评述

“花儿”现之于中国，或许有数千年的历史；“花儿”一词见之于中国，亦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然而“‘花儿’学史”之创立，却是近两年的事。     

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裂变中的“认同群体”与ethnic group

ethnic group这一术语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广泛应用,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该术语的流行与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裂变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同时,该术语也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物,反映了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认同政治”的“族类政治化”特征。本文就这一术语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流行的国情特点和社会背景进行一些分析,以期为全面认识和理解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的应用实践提供一种思路。文章认为,在理解和借鉴西方学术界有关ethnic group的概念及其理论时,如果简单地做出民族(nation)是政治概念、族群(ethnic group)是文化概念这一泾渭分明的判断,而忽视西方国家在应用这一术语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指称对象,就会因脱离国情实际而导致对这一概念及其理论的误读和应用于本土研究中的误导。     

拉萨四大“林”(■)的历史由来

16 42年 ,在拉萨建立了西藏地方政府“甘丹颇章” ,藏传佛教格鲁派执掌西藏地方政教权力 ,成为满清中央王朝在西藏地方的代言者。从某种程度上 ,为了自身教权利益 ,以宗喀巴大师主张效仿萨迦派和帕木竹巴派 ,一头钻进政教合一制度。拉萨四大“林”就是在这种制度上相继应运而生 ,成为格鲁派在拉萨除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外重要的四座政教并轨大寺庙。本文就四大“林”的成因及其各呼图克图如何领受“摄政”之重要职务 ,以及各“林”之历史和历辈呼图克图的历史等问题作了初步调查研究。     

由史俗到经述：彝族毕摩经籍中的“狸猫换太子”故事

彝族毕摩经籍中出现了关于宋仁宗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在历史记载、说书演义、叙事模式、社会语境、仪式过渡的共同作用下,由毕摩撰写完成了“仁宗的故事”。但是,该故事又由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其深层次结构与很多故事类型和原型仪式有相似之处。     

由“大”变“小”的少数民族家庭

人类的家庭史与婚娴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湘西土家族婚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历了原始杂居婚、族外群婚、对偶婚、单偶婚等形式,其家庭也经历了原始群大家庭、母系氏族制家庭、父系大家庭、个体小家庭等形式。从湘西土家族遗存的现代婚俗中,我们大致可以窥探湘西土家族特有的家庭衍变的历史形态,并思考如何顺应历史趋势建设幸福家庭。     

“脱胎换骨”与“夺胎换骨”之辨说

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他提出了"无一字无来历"、"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等有名的文艺理论,但后人在使用他的"夺胎换骨"时,往往把它说成了"脱胎换骨"。事实上,"夺胎换骨"和"脱胎换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黄庭坚的文学主张是"夺胎换骨",而不是"脱胎换骨"。     

“5s”在装配钳工训练中的几点认识

装配钳工是《钳工工艺》一门重要的专业技能:装配的工作是将各个零件组全成一个整体的过程,而各个零部件按照一定的程序,要求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上的操作安装。安装产品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产实习及企业的生命,在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前,必须建立稳定的基础管理,加强校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