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的政府参与——以“5·12汶川大地震”后的羌年实践为例

羌年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的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5·12汶川大地震”后,笔者先后参与考察了邛崃油榨乡直台村、理县桃坪羌寨、汶川县阿尔村白家夺寨三地“羌年”的节日活动。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并运用辨证的方法去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政府行为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事实表明,政府是否参与具体的实践活动,在客观上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产生重大影响。     

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民参与——日本酒文化遗产保护策略及其借鉴

通过对日本酒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的分析,认为日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文化核心承载者为保护主体、由全民参与的特点,而全民参与的前提是"文化遗产是全体国民的财富"这样一种意识。这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府非遗与民间非遗——从两种知识的角度切入

非遗保护涉及两种知识,一种是现代学校教育知识,一种是未进入现代学校教育系统的知识。政府管理非遗工作,往往以使用现代学校教育知识为主,而我国还有大量的非遗存藏于民间,保护它们需要使用现代学校教育知识以外的多元文化知识。政府、学者和民间力量都要认识到这两种知识的差异,并实现两种知识的互补,齐心协力保护非遗。从知识的角度认识非遗保护工作,可以深化对我国国情的理解,细致分析我国非遗的特点,发挥民间资源的作用,重点加强对国内申遗的各文化空间的保护,做好研究性的保护工作。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构建非遗保护的中国知识和中国经验。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空间建构——以民间工艺美术类别为例

民间工艺美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中是极具典型意义的一个门类,其精神内蕴与生长环境的活态性,使我们须从工艺产品内部自身表达方式、外部自然与文化生态环境两方面建构其活态保护空间。而在这个空间内部,起着梁与柱的支撑作用的,便是传承方式与劳作方式的活态性:传承中以人为本、以情为末便是柱,劳作中以手为本、以差异为末便是梁。     

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兼论刘锡诚对于民间信仰的文化思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信仰的密切关系。在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刘锡诚的论文阐释了民间信仰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民间信仰不是"烫手的山药",而是属于文化的范畴。民间信仰弥散于民众的生活之中,是民众生活中的精神布帛,这种状况是历史的必然存在。他主张以民间信仰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的观念而置换"迷信"的背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源泉。     

由社区联盟主导的集体表演——布鲁日圣血大游行的保护与传承

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指导下,制定了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为当地非遗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益指导。该政策强调社群或团体在非遗传承中的主体地位,以及非遗的综合性与动态特征。在布鲁日圣血大游行中,当地社区形成联盟,担任了该项目传承的主要角色:主持者(圣血荣誉兄弟会)、协调者(当地非遗组织)、参与者(居民)。其中,作为沟通枢纽的当地非遗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通过设计教育包,深入社区的互动项目,举办论坛吸收国际经验等方式,加深了当地居民对非遗概念的了解,促进了圣血大游行在当地社区的推广,为大游行的传承补充了新的生力军。坚持非遗核心质素的不变与适应当代环境的适度的变,使圣血大游行成为一场源自民间,由民间主导的盛大表演。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研究——基于宪政理论的视角

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是现代宪政理论对政府角色的双重规定.随着宪政理论自身的演展,其适用领域得以巨大拓展,其作为分析工具的合法性与事实上的合理性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有限政府的角色主要体现为:对政府权力与职能疆域进行合理限定,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保护,建构相应的问责与回馈机制.有效政府的角色主要体现为:政府职能的到位与有效,整塑组织结构、为政府有效发挥职能提供权能平台以及催生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等.     

论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社区居民参与的视角

社区参与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在开展旅游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被同化的现象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民族社区文化旅游开发和民族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旅游发展的实际,探讨社区参与作为一种策略在保护民族文化中的措施和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政府主导 集体运作 农户参与——成都创办“农家乐”观光农业成功经验的启示

根据国家民委十一五期间继续加大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产品生产企业优惠政策落实力度和加强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的有关精神,结合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支持农家乐等特色经济发展的要求,2009     

当代节日传统的保护与政府管理--以贵州台江姊妹节为例

学术界对民间节日的政府参与现象已多有关注,但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本文从个案分析入手,探讨在当代节日传统保护中,政府管理的目的、意义、作用、趋势和得失.     

社区参与视角下的县级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以山西祁县文化局为例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为2003年公约),明确社区、群体和个人应在非遗保护中发挥主体作用。祁县文化局立足地方,把筹集到的民间资金用于举办非遗比赛,用公共文化财政专项资金购买戏剧文武场乐器和地方戏下乡演出服务,提升了非遗在地方的传承活力,密切了非遗与地方民众间的情感联系,其保护效果无形中与2003年公约的社区参与理念相契合。借鉴祁县非遗保护实践经验,我国应不断推动2003年公约精神体现在基层地方非遗保护工作中,改变当下比较常见的两种保护倾向,尊重非遗传承群体,立足本地保护非遗。     

文化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和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云南三个傣族文化生态旅游村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对三个傣族文化生态旅游村的"旅游场域"进行分析,比较了三种不同开发模式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旅游场域"中相互作用和相互转换的方式.指出"旅游场域"中的三种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需要两个重要环节:良好的社区参与、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方案.这是保证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条件.     

跨族际文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创新——兼谈《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的贡献

《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以民众生活为根基,以民族关系为旨归,依托汉藏民间故事类型的提炼和分析,探讨和解析汉族、藏族民间叙事传统的共同性、相似性及差异性,进而洞见和阐释民间叙事共同体的共享性与意义。论著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汉藏民间故事、汉藏民间叙事传统交流的新观点,不仅对于汉藏文化关系研究,而且对于中国民间叙事学理论建设都具有重要价值。     

城市记忆与文化遗产——工业遗产保护下的中国工人村

本文论述了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村始建于1952年,这里居住着三代工人,他们都是老工业基地的缔造者.他们经历了工人阶级的辉煌、改革的阵痛、反思后的腾飞,他们的生活就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历程的缩影,他们的“工人精神”更是这座老城发展的精神内核.工业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将冷冰冰的机器、厂矿封存起来,而是将一座工业城市发展的历史展现出来,是将使这些冰冷机器喷发火光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展现出来.这才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动力.     

“舍饲禁牧”社区实践中的草原保护与牧民生计——以内蒙古N嘎查为例

基于内蒙古赤峰市N嘎查的实证研究,在舍饲禁牧的社区实践过程之中,一方面,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草原生态环境的恢复,从而能够促进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舍饲禁牧所带来的牧业成本的上升,牧民的生计风险增加,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偷牧,加之地方政府治理策略与方式的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政策的实践效果。在地方政府积极引导的基础之上,因地制宜地凸显社区在禁牧与草原生态保护中的主体地位,提高牧民参与草原保护的能力与发挥牧民的本土生态知识,将有利于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试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瑶族为例

瑶族传统音乐文化是中华音乐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随着全球化、国际化、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其传统音乐文化呈衰退之势;只有走保护和开发并举的多元发展之路,才能使该民族那些不可复制的传统音乐文化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西南扎巴人、摩梭人“走婚”的范围与界限——兼论其对母系家庭形态存续的影响

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雅江两县境内的扎巴人(Zhaba People)与川滇交界处泸沽湖周围的摩梭人(Mosuo People)一样,至今被称作“走婚部落”。扎巴人族源也与古代羌人有关,其分布区域、地理环境与摩梭人亦相似,这是至今仍存在“走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根据进一步查阅文献及调查,扎巴人、摩梭人“走婚”能世代延续还有一需要注意的重要原因,即长期坚守虽不成文但约定俗成的为“走婚”明确范围、界限的规矩,其中最关键的是严禁血缘婚。在扎巴人、摩梭人传统文化保护中,这些传统规矩要注意合理保护。     

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及传承比较研究——基于贵州、湖北两省三个民族旅游村寨的田野调查

以贵州、湖北两省三个民族旅游村寨为典型个案,从共性与差异性两个视角分析了三个村寨旅游开发模式的异同,提出了两个核心命题: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实质是文化开发;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利弊并存,但利大于弊。提出实现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良性互动的对策为:构建有效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从文化产品与文化空间两方面把握好文化开发的"度";因地制宜地选择实地民族文化村模式或异地民族文化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