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1987～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分别考察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增加1.9％,劳动年龄人口中最具生产力劳动力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增加1.7％;其次,测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1987～2015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4.69％,同时预测结果表明2015～2020年间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将会关闭;再次,利用分解分析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增加就业来促进经济增长.     

劳动力供给诸因素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要素分解的实证研究

劳动力供给是经济增长的重源泉之一.文章将劳动力供给因素分解为总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劳动参与率的乘积,并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在理论模型推导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 ～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因素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作用,其影响程度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明显小于物质资本,但远高于人力资本的影响和贡献;(2)构成劳动力供给规模的3个组成素均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同方向影响,三者的产出弹性和贡献度按照大小依次为:总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劳动参与率;(3)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被总人口规模增加的正向作用所抵消.     

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兼对中国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认识和判断

通过对我国当前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判断目前刘易斯拐点还没有真正到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需求将会不断增加,而持续的低生育率将会导致未来劳动供给减少。为了对未来劳动供需关系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判定,采用生产函数法,设计高低两个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方案,在给定经济增长速度下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未来资本存量的增长,结合对TFP给出相应假设,测算得到未来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已有的劳动供给预测结果,即可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求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将在2015~2020年前后出现。因此我国未来宏观经济发展应该适应未来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     

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劳动供给变动及其经济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文章研究老龄化背景下中国未来劳动供给的变动趋势及其经济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将不同年龄劳动者在劳动效率方面的差异纳入劳动供给要素的考察范围,定量评估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总量、有效劳动总量的变动趋势及其对劳动力要素价格、经济产出及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有效劳动供给在达到峰值后的降速将快于人口总量和劳动力总量的变动,且更具波动性;在以有效劳动衡量劳动供给变动的模拟情景下,21世纪上半叶中国GDP增长率的降速将快于只考虑人口总量或劳动力总量变动的情景;若只考虑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而忽视不同年龄劳动者在劳动效率方面的异质性,则有可能低估未来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人口红利”纵横谈

"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布鲁姆与杰佛瑞·威廉森于1998年提出。什么是"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形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     

中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采用历史增长核算法,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个贡献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增长。在此基础上考察1991～2011年中国实际GDP增长和各贡献要素的变化特征和趋势,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其次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而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影响为负。从未来趋势上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和总量变化都将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短期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更大,中长期则人口总量的影响更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工作时间的减少将使劳动力利用效率进一步下降;而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放缓,这些因素预示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速度必然放缓。最后,文章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提升总体劳动生产率,降低非充分就业率提升实际劳动力利用效率等政策建议。     

北京劳动力供需变动趋势研究：2021—2035

在减量发展背景下,科学预测北京2021—2035年劳动力供需趋势对实现北京“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若保持当前北京户籍人口每年净迁入水平与外来人口规模,即在基准预测方案下,即使在劳动参与率逐步提升、劳动力素质逐步提升和就业需求弹性持续下降的假定下,劳动力供给仍将持续下降。在提高户籍净迁入与外来人口规模的高方案下,劳动力供给有所提升,但仍然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同时,无论是基准方案还是高方案,2021—2035年,25—44岁“黄金”年龄组劳动力规模都将持续下降,而45—64岁组大龄劳动力规模都将大幅上升,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将加剧。在此基础上,探索劳动力供需平衡实现路径,发现大幅提高45—64岁组劳动参与率是最为有效的提升劳动力供给的途径,同时提升劳动生产率是减少劳动力需求的有效途径。最后,分别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提出政策建议：供给方面,推动大龄劳动年龄人口与女性人口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规模,同时,增加教育投入与职业培训,提升劳动力质量,全面提升劳动力供给效率;需求方面,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而降低就业弹性,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     

后人口红利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政策调整

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出现了第一次下降,表明中国已经步入后人口红利时期。在后人口红利时期,为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克服劳动供给下降和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滞缓影响。本文由此提出通过就业和养老两方面的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来延续人口红利的思路和办法。     

文化力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影响

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 ,仅用 30年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是政策力、经济力、文化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力对生育率的下降起着推动力、导向力、凝聚力和鼓舞力的作用。在文化力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中国城乡育龄夫妇生育观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且这种变化还远没有完成。     

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与劳动人口流动

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及衍生的社会不平等这一研究领域,理论关注集中在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和“国有一非国有”部门分割。文章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乡分割和部门分割弱化的同时,向非国有经济开放的产业和由国有单位垄断的产业所构成的非农产业划分已经成为分割劳动力市场的新结构。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意味着就业机会的不平等。文章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所做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证实了不同劳动人口群体进入收入相对丰厚的国家垄断产业就业的机会差异。     

关于我国“民工荒”与农民工福利待遇的探讨

2004年前后在我国珠三角等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已经接近尾声,从而农村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根据托达罗模型,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提出这是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与务农收入之间差距缩小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做出的非迁移决策.并探讨了设置农民工福利项目对劳动力市场和企业雇佣成本的影响.     

新疆的劳动力市场和少数民族劳动者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分割性,这种“分割性”具体表现在城乡之间的分割、城市内部之间的分割、农村内部之间的分割。本文以新疆劳动力市场为例,考察了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特别是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及其产生的主要问题。新疆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民族成分构成较高,劳动者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力资本投资普遍不足的特点。从劳动力市场指标来看,新疆的失业率水平虽然总体比较平稳,但是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失业率较高。他们的工资水平较低,流动意愿也不高,这进一步阻碍了其提高收入和改善经济地位的可能性。政府在制定宏观劳动政策时必须注意这些特点,改善劳动力市场中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     

签订和未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差异

本文依据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8城市融合数据,建立农民工劳动报酬方程的双重样本选择偏差修正模型,提出相应的劳动报酬差异分解方法,用于分析签订劳动合同和未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之间的劳动报酬差异。研究表明,农民工就业选择和劳动合同选择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水平明显高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水平,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造成两类农民工劳动报酬差异的主要原因。签订劳动合同将导致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水平分别提升15%和31%。因此,政府部门督促用工单位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将不仅有助于农民工劳动报酬水平的显著提升,而且有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收入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控制内生性,通过比较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的收入差异厘清既有理论中的认知矛盾。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者总体的小时收入和月收入并未显著低于正规就业者,但该群体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由于缺乏正式制度保护,非正规受雇者、特别是女性非正规受雇者存在显著的低收入现象;而非正规自雇者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正规就业者,这一收入优势在欠佳的制度环境下还有所放大。因此,二元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分别与非正规受雇者和自雇者的特征更为契合。本文认为,两大理论在本质上都追求高效、廉洁、善治的正式制度。对受雇者而言,政府应适度介入,加强劳工的权益保护;而对自雇者而言,政府应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改善治理绩效,降低自雇者参与正规经济活动的制度成本。     

韩国外籍劳工政策及外籍劳工现状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韩国国内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同时,由于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国内某些行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大量外籍劳工从亚洲各国不断涌入韩国。为了解决国内一些产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韩国建立了"外国人产业研修生制度",并通过该制度从亚洲各国接受了大量研修生。2003年7月韩国又制定"关于外国劳动者雇佣等的法律",决定从2004年8月起实施外国人雇佣许可制,并同原来的外国人研修生制度并行实施。     

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存在许多问题：转移不足;转移的组织方式低级化;转移巩固率低;转移产业层次低;转移前后的比较收益不高;转移的社会负面效应突出。而人力资本存量少,农民素质低是产生以上问题的关键性因素。为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良性转移应采取如下措施：１．继续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２．合理调整农村教育结构,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３．以素质教育为目标,拓宽教育途径,改革教学内容;４．提高农村教师素质;５．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机制;６．建立健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市场。     

农村劳动力回流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开发

不同于以往农村劳动力的外流,近年来出现的“逆潮回归”现象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大转变。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出及回流的“推－拉” 因素的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回流现象存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回流者通过自己的才识展现,为回流地输入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本,带动当地新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开发,表现为发展农业产业一体化,促使传统产业的梯度转移,以及在城乡之间、先进和落后地区之间建立全新的要素分配机制。     

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

对未来劳动力供给进行准确预测判断将有利于我们未来就业政策、现实人口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科学制定,也是对未来人口与经济形势准确判定的依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劳动参与率年龄模式变动以及受教育水平提高影响的基础上,对未来劳动供给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示,如果不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的就业,到2016年将达到从业人员的高峰7.58亿,其后持续减少,到2050年前后减少到6.4亿;如果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的就业,我国的就业高峰将出现在2022年前后,到2045年以后,劳动力供给将大规模减少。届时劳动供养人口将会大大增加,这必须引起当代人在规划人口发展时的重视。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研究

文章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问题,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收入分配格局至少有两条途径:一是农村劳动力从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高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非农部门,将直接导致整个经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会通过改变非农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谈判能力来影响非农部门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而间接影响整个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之间有一定的必然联系,但现阶段仍可以通过调整国内的产业分布格局形成劳动力需求竞争态势、增加农村居民在第一产业的收入以提升保留工资、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协调谈判能力来逐步改变要素收入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