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造”与“改造社会”

“社会改造”为五四前后(1918 ～ 1921)出现的新词汇.尽管五四前后的“社会改造”论众说纷纭,但将眼光从政治、个人层面转向社会、集体层面,注重自下而上的缓进方式,以劳工平民为改造对象,致力于社会事业,建设人道、互助的新社会,则是当时知识界的主流共识.随着20年代初主义政治的兴起,“社会改造”一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专称.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已成常用词汇,但词义宽泛,范围缩小,主流倾向已演变为自上而下的“改造社会”,在40年代后期又成为政府“社会政策”的代称,已与早期的含义相去甚远.     

“十七年”文学中“小资”的身体改造

“小资”的改造是无产阶级文学中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小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和客体都需要进行改造.“小资”的改造不仅是思想意识的改造,同时也是身体的改造.对小资“身体”的改造反而使得必须被压制的身体欲望通过某些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和释放.作家的“小资”身份除了在直接的“小资”身体改造题材中得到表达外,在一些其它题材如战争题材小说中也同样有表达.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作家们仍然会通过可能的方式来表达和探讨自我精神世界中的一些困惑.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革命理性与未被改造的“小资”情结之间的搏斗,看到这之中所产生的一种双向流露——既有革命对“小资”的身体改造,又有“小资”的身体对革命潜隐的“反改造”.     

“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期之我见

“新时期文学”是尚有明确社会改造目标引导的文学,而在“后新时期文学”中,这种理想的目标已经淡出并趋向干无。这是决定两个分期文学现象呈现质的不同的决定性因素。两个分期的文学阶段的所有相异之处,都来源于此。     

“革命”的文化运动:“五四”后张东荪的新文化方案

张东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曾提出过一个相对独特而有统系的文化运动方案,影响甚大。"五四"学生运动之后,他将文化运动视为解决中国问题即"总解决"的第一步,作为其言论、事业之核心。张东荪的文化运动方案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一,主张面向中下层平民,唤醒各界,"然后大家抟成一体,方才回头,对于军阀官僚施行总攻击";其二,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的西方文化一并"解放",在"解放"基础上进行改造,以推陈出新、"走捷径"的方式创造新文化;其三,主张文化运动应以社会主义为方针,"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工夫",但他并未认定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乃是"浑朴的趋向"。总体而言,张东荪的新文化方案具有革命的倾向却又只是"浑朴的趋向",与《新青年》派、梁启超等人及革命党人的新文化主张均有不同。     

“十七年”文学批评与“清洁”的文本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十七年"主流批评家的实践被赋予了"权威化"和"指导性"功能。他们以政治和阶级标准对于作家作品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要求的"异质"进行剪除和清理。在意识形态和批评的双重威压下,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大幅度修改,强化"阶级斗争",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删除爱情、亲情等充满人性色彩的情节。"十七年"文学作品的"一体化"和扁平化与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有着紧密关系。     

“人民电影”的创建与“十七年”剧影互动的新变

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52年初是“人民电影”的初创期。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将电影业由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造为由国家主导、资源归国家调配、创作服从于政治需求的“人民”体制。但这一重建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困难重重,充满了各种博弈、对抗、让步、妥协和权宜之计。自身积累薄弱的“人民电影”的建设,既要改造商业电影的强大传统,又要探索建构属于自身的艺术语言,在短期内发展壮大,解决供需失衡的燃眉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剧影间的互动,尤其是电影向戏剧借取资源,就成了“人民电影”产业重建的主要路径。由此,戏剧与电影的互动方式也在“十七年”时期出现了与此前迥异的特征。     

“以人为本”的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

在我国各地城中村改造实践中,出现了拆迁补偿矛盾、村集体资产流失、城中村基层腐败、群体性事件等问题,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影响了社会和谐.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把保障村民利益、改善村民生活作为改造的出发点,实质上与“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相违背的.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改造模式,分析了该模式的内容框架以及改造过程中政府、村民、开发商等利益主体关系问题,最后从权益保障、配套措施、腐败预防、资金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老舍创作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老舍创作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现代性的国民人格建设理想 ;二是对敷衍、自甘堕落等国民“劣根性”作了揭露和批判 ;三是揭示了传统国民性“家国一致”的理想人格的悲剧内涵。老舍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不仅在于批判国民性 ,而且在于建设国民性     

东北吸引“世界500强”直接投资的环境与改善措施

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不同于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在改造中利用外资的对象只能是跨国公司的佼佼者"世界500强".为了吸引"世界500强"直接投资,有必要分析"世界500强"的投资系统化总体战略,并以此剖析投资环境问题,并提出改善的战略措施.     

秦汉时期杂家作品对“九州说”的改造

《尚书》首倡的九州说影响深远.先秦时期的“九州说”所涉范围限于中土,理念性较弱、中心观念不突出;而两汉时期的九州说所涉范围扩展至海外,理念性更强、中心观念更加明了.前后差异明显、演进痕迹清晰.在这一演进过程中,作为秦汉时期杂家作品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有着关键的改造与引领之功,表现出“杂家”独有的理念性和处理方式.     

现代文学中的“美育立人”思想研究

19世纪末,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美育立人”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中断、深化几个阶段。具体而言,“美育立人”思想从梁启超提倡的“新民”到现代文学一致追求的“立人”,比较注重国民性的改造与独立人格的培养。在这过程中,哲学、教育、美学、文学等各种艺术,充实了“立人”思想的内涵。“立人”思想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既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内在与外在的双层功能,又对当下人文精神的塑造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重新审视沈从文的“音乐重造政治”思想

沈从文的社会政治思想带有极强的“诗性”特征.他试图借助“音乐”(艺术)来清除现代政治、宗教和道德对人性的扭曲和压抑,激发人性当中追求“美”、“善”、“爱”的本能,从而为社会政治的变革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这种思想延续了“五四”新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传统,但是也有明显的不同:五四新文学作家主要是以西方现代思想批判国民大脑中的封建思想残余从而实现人的革新.沈从文侧重的是人性底蕴的改造,即通过塑造健康的人心(性)进而建造健全的社会,其社会政治理想本质上是“人的健全”与“社会政治健全”的合一.     

世代相续的系统工程——由“现代化与人的素质”重提文学与“改造国民性”问题

中国近代以来 ,从龚自珍、梁启超到鲁迅 ,不少文学先驱者普遍认识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出路主要是人之觉醒的程度和人的素质的优劣。以鲁迅为代表 ,作家们企图通过文学启蒙和“改造国民性”而实现提高国人素质的追求 ,确实不遗余力。鲁迅不仅调动了最得心应手的文学形式 ,而且始终抓住了心理的层次 ,在传统文化对现实中国人的精神养成的历史底蕴上深入开掘 ,发现了包括“自我”在内的国民中的一系列劣根性。这一“未竟事业”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 ,仍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昆明城中村改造后“村民”就业培训思考

昆明的城中村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承担了廉租房的重任,降低了整个城市的运营成本,但也给昆明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改造城中村是昆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政府应重视城中村改造后“村民”的就业培训。对村民的就业培训要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解决就业为宗旨,要注重培训内容的区分和质量的保证;也要采用科学合理、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     

从“双百”方针到“反右”——再论知识分子的改造

1956年“双百”方针的实施和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都是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开门整风中解除了政治顾虑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冲撞了被改造的底线,最终导致了“反右”运动的发生。     

偏倚性理论与“城中村”股份制改造

“城中村”所展现的地权逻辑一方面是农民对现行政治理念的一种“误读”,一方面是集体、农民作为土地所有权人与使用权人寻求最优化土地增值利益分配动机的本能反射。文章通过偏倚性理论剖析“城中村”的土地权利发生畸变的历史轨迹及其现实运行模式,指出股份制改造虽系解决“城中村”问题的有效手段,但必须正视其内在缺失,使之最大程度耦合公平、效率价值,最终实现城乡互动共荣。     

试论“新的人民的时代”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再书写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描写的重心,由知识分子历史地向工农群众转移,书写知识分子的空间十分有限.而知识分子又由于被改造的命运,只能作为被改造的对象出现在文学描写的世界.这相对于现代文学来说是一种再书写,这种再书写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书写知识分子传统的延续;同时它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当代中国特定时代的产物.     

由“两个改造”的关系看“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在统一性

改造世界的活动分为两个方面 :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 ,这二者是有机统一的。物质文明建设是对自然界的改造 ,精神文明建设是对主观精神世界的改造 ,而这种对主观精神世界的改造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实现的。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性决定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统一性。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物质文明建设 ,并且只有通过物质文明建设才能得以实现。物质文明建设也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 ,物质文明建设中不仅渗透精神文明的因素 ,而且靠精神文明来保证它正确的发展方向。要克服“两张皮”现象 ,把“两个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     

历史不了情:阿Q精神话题的“当代性”

在百年中国新文学的行进途中 ,阿Q作为被改造的“国民性”的一种文化原型 ,被不断地读解、模仿、再创造 ,透发着延绵不断的“当代性”信息。第一个十年中以文学研究会乡土作家群的作品为代表 ,其阿Q相多系对阿Q原型的不断补充和反复昭示。 3 0年代的老舍、巴金、张天翼等塑造的多系市民阿Q ,为阿Q精神话题开拓了新的疆域。抗战时期在姚雪垠、老舍、路翎笔下出现的阿Q多有觉醒的契机 ,但深入骨髓的文化惰性仍然扼住了他们的新的人格的形成。高晓声、林礼明、刘震云等新时期作家笔下的阿Q则多带有“阔起来”和“爬上去”的特点 ,为国民性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     

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与其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少年时代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他过早地承受着疾病、死亡的沉重压力 ,他对于人生的第一感觉就是人性的冷酷与残忍。在当铺与药铺之间 ,鲁迅成为“示众”的材料 ,并形成“示众 /吃人”情结。这一心理情结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 ,并促成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