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妻室考辨

刘禹锡是中唐的一位著名诗人，在当时即被白居易称为“诗豪”。但关于这位“诗豪”的婚姻问题，两《唐书·刘禹锡传》无只字记载．唯们日唐书》本传仅云：“子承雍，登进士第，少有才藻。”建国后，卞孝先生在《刘禹锡年谱》中首次对其婚姻概况进行了勾勒，认为：“妻D氏，先卒。继配D氏。”据此可知，刘禹锡一生凡两娶。卞州普》的依据是，首次结婚有刘禹锡的《伤往赋》及序可证，续弦则在《传信方》中有所记载。具体则为：禹锡《伤往赋》平云：“予授室九年而统。”其时禹锡约三十岁左右《赋》云：“坐匡康兮抚婴儿。”可见有一子系元配…     

“律师事务所”英译考辨——与陈忠诚先生商榷

本文拟就lawyer's office的译名问题展开讨论,并从英美原版辞书、电影及文章中取证,旨在对lawyer's office的译名作一番考辨。     

几则史实的考辨——与韩长耕先生商榷

有幸从《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一期看到韩长耕先生《佛教传入中国论考》(以下简称《论考》),颇受启发。拜读之余,觉得有关中亚和印度的一些基本史实难于苟同,特作考辨。(-)关于月氏贵霜立国和向西北印度扩张的年代问题《论考》说:“大夏国在弥兰王死后的第十七年亡于月氏(公元前93年,汉武帝太始四年),大月氏势力正式伸入西北印度,”“月氏王印最久,前后共达四百一十一年(公元前93—公元后319)”。《论考》肯定,大月氏人侵入印度西北,征服印度各小国是在公元前93年,而由此推论,月氏贵霜国的建立当然就应远在公元前93年以前了。这与史实不合。     

《夜宿山寺》诗作者考辨——与王力先生商榷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下册第二分册1395页(修订本第四册1263——1464页),收录题为《夜宿山寺》的一首五绝,并标明该诗作者为李白。诗如下: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中国原始诗歌韵律考辨——兼与周锡韦复先生商榷

针对周锡先生提出的原始诗歌无韵"的观点,笔者以上古音韵研究的成果为基础,对划属原始诗歌时期的商代甲骨文的韵文及相关文献进行考察,通过统计、分析表明:原始诗歌肯定有韵,尽管还不太规则和科学合理;也有其它韵律要素,主要是字数趋于整齐,节奏感明显。平仄作为中国诗歌韵律另一要素,原始诗歌则基本上没有意识;这是由当时语言和诗歌水平所决定的。笔者认为,原始诗歌不断与语言认识及表达的现有水平相抗衡,始终致力于寻求和构建合适的诗歌韵律,并使之不断趋于完善,进而为诗经时期我国古典诗歌的首度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公制礼”考辨——兼与杨华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对“周公制礼”的质疑,从论据和论证方法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讨论,重新肯定了周公制礼的历史事实,指出:“周公制礼”是千古不变之论,“无反征不疑”应是解读文化传承史的基本原则。     

"窈窕"本义考辨--与刘毓庆先生商榷

远古先民“穴居野处”,“陶陶穴”,故“窈窕”的本义是指洞穴中的复室,也就是“深宫”。因为深宫乃“淑女”所居之所,所以两汉以后代称尊贵而年轻的知识女性。     

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考辨--兼与耿云志先生商榷

黎昔非先生作为<独立评论>的经理人,为这份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刊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项繁重的工作对他的人生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耿云志先生著<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没有回答文题应有之义,而是刻意从维护胡适的角度出发贬低黎昔非的作用,在许多关键问题的叙述中严重歪曲基本事实,有必要予以澄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夜半乐打明皇》“打”之考辨——与谭正璧先生商榷考辨

谭正璧先生在《话本与古剧》中对《夜半乐打明皇》题目的解释为：“‘夜半乐’为词调名：‘打,字与‘打字谜’的‘打’字同义。”这个“打”字,乃习惯上各种动作的代称,如：“打水”、“打草稿”之类．不含敲击、拍打之意。文章认为,《打青提》、《夜半乐打明皇》等剧目中的“打”字应源于中国古代戏曲表演中的“打诨”传统与扮演人物之意。     

关于《霍小玉传》的几个问题——兼与谭优学、卞孝萱先生商榷

对唐传奇《霍小玉传》的历史真实度,谭优学先生认为,“以同僚记同僚事,虽有附会增益处,但本事关节不能虚构,否则就是诬陷了。故“霍传”虽文艺作品,小说家言,但按之李益生平及他书记载,无不一一吻合。惟谓官郑县主簿时,以筹措百万婚资,远涉江淮为不可信”笔者认为,《霍小玉传》并非大体真实,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它的历史真实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北宋东京皇城、宫城问题考辨——兼与孔庆赞先生商榷

孔庆赞先生在《北宋东京四城制及其对金中都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北宋东京的皇城、宫城并非一城，东京由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四重城构成。但据史料，五代时期东京的皇城、宫城实为一城，是对唐汴州节度使衙城的延用。北宋时期又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皇城、宫城只是称谓不同，实为一城，现代考古资料也证实了这一论点。     

赵国氏族族源商榷

战国七雄之一、战国后叶天下两强之一的赵国,其氏族族源问题,是一个有待深入论定的问题.文章通过文献与考古资料,论证了秦赵共祖、出身戎族以及属于西方民族.     

《世说新语》之“袁公”考辨 ——兼与范子烨先生商榷

《世说新语》是一部集汉魏两晋的传闻轶事之作,其出现“袁公”的条目仅仅一条。考《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可知在年龄、身份、地位等方面与《世说新语》所记“袁公”信息相吻合的,是东汉袁氏诸公中的袁汤,而不是袁隗。     

关于李开先生平几个史实的考辨——兼与宁茂昌同志商榷

对明代文学家、戏曲家李开先的研究,近年来正日渐为学术界所重视。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不在其作品中阐述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却又很少有人象李开先这样,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孜孜于追忆过去或表述衷肠。其全部创作的总体(戏曲、诗、文、散曲),可视为一部“李开先回忆与随感录”。因此,考证清楚李开先的生平事迹,对研究其作品的思想内涵,对正确论定李开先在我国文学史、戏曲史上的地位,都是至为紧要的。     

公德与私德——与陈晓平先生商榷

公德租私德是道德领域中两个重要概念。它不仅涉及到各自的准确界定问题,同时也涉及到相关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问题。陈晓平先生在《开放时代》2001年12月号发表的《公德私德研究》,试图综合张华夏和盛     

关于典籍英译过程中的考辨——兼与卓振英和杨秋菊两位先生商榷

英译中国古代典籍是一项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将典籍译成英文之前,译者首先会在汉语理解的层面上面临大量疑难问题,对其严肃认真地进行考辨势在必行。笔者在分析了卓振英与杨秋菊两位先生提出的“训诂”、“互文观照”、“考据”三种考辨方法之后,认为译者翻译中国古代典籍的过程实际存在两个连续的翻译阶段,首先是语内翻译阶段,然后才是语际翻译阶段。而在第一个阶段,译者在进行考辨时务必注意吸收古往今来汉语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岁星、哈雷彗星与《楚辞·九歌》系年考辨——与孙常叙先生再商榷

近几年,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孙常叙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楚辞·九歌》的文章,把《九歌》和所谓“庄蹻起楚分为三、四”及楚怀王十七年秦楚丹阳、蓝田两次大战挂起钩来,谓“楚辞九歌就是在丹阳败后蓝田战前,楚怀王为战胜秦军,祭祀东皇太一,命屈原而作的”①。《九歌》承王命作之说,     

试考辨洋务运动纲领——兼与黎仁凯同志商榷

一、问题的由来其一,史学界对洋务运动史的研讨,自1980年以来出现了可喜的景象.就在这个时期,黎仁凯同志发表了《试论洋务运动纲领》一文.他首先提出问题说;“中国近代历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有无纲领?其纲领是什么?迄今未见专文论述.”接着黎文对洋务运动纲领表述说:“我认为:‘外须和戌,内须变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洋务运动的纲领”.黎文对洋务运动纲领及其内涵作了阐释后得出结论说:“总而言之,以‘外须和戌,内须变法”为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辅,是洋务运动遵循的总原则和总路线,它构成了洋务运动的纲领.     

翻译标准有无必要——与周兆祥先生商榷

一、是“死胡同”还是“里程碑”香港大学周兆祥先生在他的文章《翻译的准则与目标》中(见《中国翻译》1986年3月号),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翻译应不应该有准则?他的观点是,“学翻译的人说翻译的原则是XY Z有什么好处——即使这是一向为大家公认的‘真理’?”周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他对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时至今日,快一百年了,我国论翻译方法的文章,也总是拿“信、达、雅”做准绳,这种现象太可哀叹了。”这是“中国翻译理论的死胡同。”严复是清末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曾花了十三年翻译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等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