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的权利自认

除了以事实和诉讼请求为对象的自认制度外,还存在以法律判断为对象的权利自认。权利自认只适用于财产诉讼案件,对起诉要件和权利保护要件的权利自认应为无效。权利自认仅限于明示的权利自认,不存在拟制的权利自认或默示的权利自认。权利自认一旦成立,就对当事人形成约束,不允许作出权利自认的当事人任意撤回自认。     

准自认刍议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领域准自认问题研究不够深入,立法不够完善。拟探究准自认的基本含义、法理基础及其效力等,以期有助于我国准自认制度的立法完善。     

由粗疏走向完善——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自认制度

自认制度是民事证据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对之均加以详尽规定。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是确立自认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制度环境。在推行司法改革特别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我国在参照国外成熟的理论和相关立法的基础上,提出对现有的过于简单的自认规则加以完善。     

论民事诉讼中的自认

由于对自认没有足够的重视，理论界对自认的研究不够，自主研究相对薄弱，没有形成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自认理论。立法上也显得简单粗糙，尚未对自认作出正式的规定，只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若干司法解释对其有所涉及，缺乏可操作性。因此，随着我国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对自认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在立法上确立自认制度也势在必行。     

论民事诉讼中自认规则的完善

自认制度是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于实现诉讼经济、保证程序公正等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我国关于自认制度的规定尚存有缺陷,其在我国的适用仍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本文试从分析自认规则在我国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了完善自认制度的几点建议,以期待自认制度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自认

民事证据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合理设定举证责任 ,对民事诉讼中自认的内涵及外延的充分了解不仅是合理设定举证责任的基础 ,也是建立相关法律制度的依据。自认的涵义随着设立目的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该文通过对自认的涵义和自认的属性的综合分析 ,进而揭示自认制度蕴含的价值理念 ,以期引发对建立我国自认制度的重视。     

自认的机理、程序层级及虚假自认规制

自认制度向来被视作诉讼体制转型的试金石,约束性自认制度的体系构建是由职权干预型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导型诉讼模式转变的缩影和必经之径。《民事证据规定》及《民诉法解释》业已形成本土化自认制度体系,为实现诉讼模式转型提供了制度支撑。但是,受实体真实裁判观的影响,辩论主义的要旨并未获得司法解释制定者青睐。在一些具体领域上,较突出地表现出辩论主义与现行规范的不适,如庭审构造的逻辑混乱导致作为事实层面的自认与作为证据层面的当事人陈述混同,致使撤回自认呈现出规范上的双重标准;虚假自认未作类型区分,致使一概否认虚假自认的拘束力。准此,需要厘清自认的机理、程序层级,在现有规范基础上实现自认制度与周边制度的体系自洽。     

试论民事自认的效力

自认的效力是指自认有效成立后对法院、自认当事人所产生的拘束力及对对方当事人所产生的拘束力和免证效力。自认对于法院和双方当事人所产生效力有所不同,其法理依据各异。由于客观案件的复杂性、多样性,更出于诉讼政策、诉讼价值冲突的考量,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所作出的自认不生效力,且对于有效成立的自认,只要具备合适的条件也可以撤销。     

论民事诉讼中的自认

自认的效力源于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和诚信原则。这两大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均未确立，因而导致自认制度难以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功能。同时，我国法律对自认制度的规定也存在缺陷，有诸多尚待完善之处。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拟制自认

拟制自认可以分为不争执型拟制自认、不知陈述型拟制自认和消极行为型拟制自认。辩论主义、当事人真实义务、陈述义务和具体化义务、诉讼促进义务、经验法则等共同构成拟制自认的法理基础。当事人经法官释明后仍放弃对不利主张进行争执应承担拟制自认的不利后果,并不许追复;当事人对于应该知悉的事实作不知陈述构成拟制自认,但允许其在本审程序结束前追复;当事人的某些消极诉讼行为亦可构成拟制自认,但应从严认定,且一般不许追复。     

《民事证据新规》视野下自认制度审判排除效的再探讨

《民事证据新规》整体上肯定并扩充了当事人的自认规则，但是《民事证据新规》第八条第二款延续了《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的立法精神，对自认制度的审判排除效予以限制。限制的根本原因是事实探知绝对化的审判理念和实体正义价值追求的传统惯性，直接原因是规制虚假诉讼的现实需求。但是建构规范意义上的自认制度应坚持事实探知相对化的审判理念，协调当事人意思自治与事实探知的关系，追求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平衡。为规制虚假诉讼而限制审判排除效的做法并非治本之策，规制虚假诉讼的最优选应当是废除事实预决效力并为当事人设置真实义务。自认制度来源于辩论主义自然也应回归于辩论主义，回归辩论主义的自认制度以审判排除效为核心，《民事证据新规》第八条第二款则失去正当性。自认制度审判排除效的应用必须考虑不同案件诉讼环境的差异与相对性。      

论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完善

《物权法》中虽专章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确立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性质。但是,有关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方面的规定并不完善且脱离现实,比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对于流转对象的规定过于严格;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规则存在缺陷,缺乏不动产物权公示制度,登记手续不完善等。通过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提出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建议,从而既保障农民的宅基地的使用权又促进其充分利用。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效、问题与建议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有效开展对于推进林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湖北、安徽、河南3省4县市的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情况进行调研,深感改革已取得积极成效,但在实践中也面临诸多问题。当前,需通过扩大公益林林权改革试点,逐步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林权登记制度,推进担保体系建设;加强和优化公共财政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林权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来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农地被认为是苹果种植户最重要的家庭资产，而均分土地的产权制度安排造成农地细碎化问题突出，难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抑制了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重新形塑了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具体情境，提高了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深刻改变了农业要素配置效率，为促进农业经营收入创造了重要机遇。文章基于降低农地流转市场交易成本和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认知等角度，构建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OLS模型、Logit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以及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在5%的水平上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还有助于在1%的水平上显著扩大农地转入规模。进一步地，农地转入规模是手机等信息化工具提高农业经营收入的中介变量，且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文章使用替换代理变量、排除竞争性机制和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检验后发现，上述研究结果是稳健的。从影响机制角度，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通过降低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显著促进农地转入规模，改善农地要素可得性，且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是信息化扩大农地转入规模的部分中介变量。但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并未显著改善农户的农地权属认知、转让权和抵押权等农地权利认知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再延长三十年认知，这可能是因为农业经营者并未通过手机等信息化工具了解农地相关信息。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支持和鼓励手机、电脑等信息化工具在农村的应用，提高农业经营者参与要素市场的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深化以降低产权风险预期为目标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利用多种信息化工具宣传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内容，改变农业经营者传统观念或认知，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文章的研究结论既有助于理解信息化情境中农地流转市场的运行机理，也有助于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随着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创新、贸易、投资、人权、就业、公共健康、气候变化、遗传资源、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广泛领域的全球性因素。作为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利益分配的基本规则,知识产权国际制度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不仅是我国有关部门的一项重要实践,而且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因此,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现有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不仅可以深化和拓展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对两个学科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可以为我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提供有益指导,对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文献考察,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主要涉及基本内涵、主要特点、发展趋势、动力机制、政治过程、经济效应、困境与出路以及我国的应对等方面。尽管我国学者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现有研究主要停留在政策层面,理论基础研究缺乏;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理想模式不清晰;对我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理想模式的探索以及对策研究的深化等。     

试论公民旅游权的法律确认与保障

在现代社会,旅游权理应并正在逐步成为全社会公民均应享有的一项权利。旅游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的提出,其研究一直未得到理论界应有的重视。在我国旅游大发展的背景下,法律确认和保障旅游权显得尤为必要,它对保障宪法公民基本权利得以实现、公民自身得以发展、精神文化需求得以满足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都有重要作用。旅游权的内容主要包括旅游自由权、旅游平等权、旅游资源共享权、旅游保障权等,因此,法律应当从促进措施、旅游时间、旅游资源、具体旅游权利等方面加以确认和保障。     

论所有权保留制度中的买受人期待权

在所有权保留买卖制度中，期待权为民法特别是合同法理论十分关注的问题，国外研究相对较多，并且已经形成了多种学说。尽管我国《合同法》第134条规定了所有权保留制度，但对买受人的期待权未明确规定，理论研究也不够深入。对所有权保留买卖中买受人期待权的性质、效力、转让以及保护等问题进行阐释并作进一步探讨，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的纠纷。     

日本消费者团体损害赔偿请求之诉研究

为实现消费者团体对消费者的私益救济,2013年日本通过颁布《集团性恢复消费者财产性损害的民事裁判程序特例法》正式确立了消费者团体损害赔偿请求之诉。由于该诉讼的特殊性,日本对其设置了二阶段型的程序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中,消费者团体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对这一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为完善我国的相关制度提供诸多启示,如有必要对消费者团体诉讼进行整体构建;进一步赋予适格主体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探索其程序构建;在未来的立法建设中,需要逐步淡化抽象规定,注重法规的细致性。     

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思考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其立法基础和标准不统一,导致现行相关法律规定相互矛盾.我国应确立完善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逐步建立农村宅基地有期限、有偿使用制度,在条件成熟时以立法形式规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