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情境下社会管理创新探索

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社会转型的加深,中国也步入了风险时代。介绍了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内涵及特征,分析了中国风险社会的复杂性。将社会管理纳入到风险社会的情境中,探讨了中国在当前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上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包括政府在管理方式、管理理念和管理效度上面临的挑战,社会组织在与政府的关系、社会认同和资金方面的困境,公众意识、公众参与渠道和主体地位定位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面临这些挑战所应采取的解决路径。     

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演化的三类形态及其比较

针对我国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演化的特征,分析了我国企业集群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困难,提出了三种创业经济演化的形态特征,并逐一进行比较。揭示了＂衍生经济＂借助资源共享嫁接于＂原生经济＂的演化机理;通过对区域共生性企业社会网络的研究,剖析了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由＂草根经济＂向＂榕树经济＂的演化机理;认为创业企业借助密切的共生性企业集群社会网络关系,从而达到规避市场风险、谋求长期发展的目的,论述了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由＂短头经济＂向＂长尾经济＂演变的机理。由此构建了创业经济和社会网络的理论框架及演变机理,对区域性网络型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工业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

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的基础。社会的发展变化,首先起作用的是经济原因。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情况的分析,从近代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方面来说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变迁:风险与社会控制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由于现代化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过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是叠加的。现代社会的"时—空延伸"特征,以及中国体制转型所带来的多元化、市场化、非集中化、流动性特征,使得重建共享价值观体系、弹性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化体系、法治及社会信息沟通体系,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控制体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论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意义

选择社会发展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主题,本文通过对近代中国在社会发展道路上所做出的艰辛探索进行梳理,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反思和调整的结果,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模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目标实现设计了现实有效的实践机制;社会主义本质论,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动力机制问题。邓小平在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及时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调整,使中国适应并融入了世界发展大潮。如何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浪潮则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道路中要解决的关键。     

企业家社会责任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

对在2000-2009年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上以＂企业家社会责任＂、＂经营者社会责任＂、＂管理者社会责任＂、＂领导者社会责任＂为题名所刊发的有关企业家社会责任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社会责任的研究现状;对企业家社会责任导向、影响因素等方面的一些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结合国内外研究的相关成果,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与拉美和东南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规避风险、跨越陷阱的关键因素,在于把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相结合,着力遏制贫富分化的趋势,其中至关重要的是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要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历史原因和政策因素的基础上,寻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中国只有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特色的发展道路,充分发掘自身的发展潜力,才能顺利跨越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战后日本家庭变迁的思考——现代化理解的又一视点

日本战后家庭的变迁是国内现代化进程的衍生物,而其国内现代化道路的逻辑,既被战后国际体系所规定,也来自于自身的选择。以经济不断发展为存在前提的日本现代家庭模式,在经济上升时期,姑且可以获得广泛存在的空间,但进入经济停滞期和下行期时,就开始部分地失去其存在基础,而依附于其上的众多个体,则面临着不知何去何从的困难局面。今天日本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家庭问题,正是这一困境的具体表现,这一现实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日本所选择的战后现代化道路的矛盾性。     

邓小平发展理论与21世纪中国现代化

邓小平发展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描绘了未来新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邓小平围绕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在发展的道路和性质、发展的模式、发展的战略、发展的理念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回答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必将对21世纪的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1.它不仅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同样是21世纪中华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柱;2.它开辟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必将引导21世纪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3.它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投资社会风险探究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建设的持续推进以及中国和巴基斯坦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习俗、环境管理制度、环境保护法律、社会管理制度、社会管理规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面临重重困难与挑战。基于中巴经济走廊涉及地区的特殊性，把中巴经济走廊分为西部高山高原区、东南沿海平原区、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和中国新疆段。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进行阐述。西部高山高原区面临的社会风险包括部落区障碍和极端宗教主义，东南沿海平原区面临的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历史文化遗产和国家公园保护，北部克什米尔地区面临的社会风险包括跨越争议冲突地区、极端主义威胁、宗教文化差异和自然保护区保护，中国新疆段面临的社会风险包括少数民族问题和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     

法治系统与中国经济-科技-和谐社会系统协同发展研究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的同时,法律与经济、科技和社会的不和谐问题日益凸显。因此,把握法治系统工程的关联性,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法治系统与中国经济-科技-和谐社会系统协同发展"问题,使该系统的存在与发展合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现代性视域中的技术风险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表征,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人类对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人类面临巨大的风险,导致风险社会的来临。为了有效地防治技术风险,我们必须树立技术风险意识、强化技术主体的伦理责任、建立有效的技术风险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技术的运用、加强技术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使技术能够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服务。     

风险社会之动因、结构与后果——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

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步入现代社会,在全球化的外力推动与国家内部转型的双重驱动下,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以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中西方风险生成的动因、结构及后果相互比较,发现中国社会风险生成的动因在于制度变迁进程中总体性社会结构的松动,并进一步形成了传统、第一与第二现代性共同叠加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个体化、身份群体多元化与阶层固化的特征,其后果表现为社会中多重风险相互交织与对抗,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针对风险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回应,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要侧重于本土化转向,从而为风险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小康社会:社会发展的目标整合与模式创新

小康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一个阶段,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模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是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     

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唯物史观新探

在人类历史进入风险社会以后,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反思日益热烈,有关风险社会的理论也迅速从西方传入中国,并且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关于风险与风险社会的理论却不能直接拿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中的风险及相关问题。为此,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对风险与风险社会理论进行重新认知和阐释,并对二者重新做出阐释和分类,这将为发展唯物史观和重新认识风险与风险社会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并为我国社会发展中进行风险治理提供一定的启示。     

社会建设领域的开拓性研究——陆学艺社会建设思想述要

近20年来,特别是1998年以来,陆学艺在社会建设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陆学艺社会建设思想可以概述为10个方面：社会建设滞后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社会建设重点应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协调问题;中国进入了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社会建设要明确主要任务和发展阶段;现阶段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调整社会结构;社会体制改革是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好社会建设;社会建设要放手发动群众;把社会建设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和世界现代化大背景下研究。这些思想在中国社会建设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湖北人”污名的分析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针对不同群体的污名现象。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湖北人”污名为例,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分析了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发现,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表现出突发性、内隐性和单向性等突出特点,社会风险及其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信任危机以及风险意识的形成和传播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污名的产生和扩散。污名应对的中国经验表明,结合风险社会的特点,通过政府、专家、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有助于提升预防风险和治理风险的能力,合力消除污名,这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也应进行更深入研究。     

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创新

社会政策是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工具。它是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以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为目标的政策体系。随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的确立，中国社会开始改变长期以来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有经济政策而无社会政策的局面，进入了注重社会公平、重视社会政策的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必然在更高的层次上要求社会政策从理念、责任主体到实现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以便尽快构建起一个“政府主导、责任分担、社会化、多层次”的社会政策体系和实现机制。     

通过市民社会走向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走向应是建设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一个关键条件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民间组织的成长,以形成对政府和公权力有效制约和制衡的力量。市民社会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和社会功能,并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构建市民社会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在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中国,可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构建市民社会,为建设民主法治社会奠定基础。     

儒家文化精神与现代社会发展

儒家文化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在21世纪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精神的整体主义、以人为本、普遍和谐、创新自强、重视教育和讲义求利等基本精神，对培养现代人注重社会利益、关心他人需求、保持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之间的和谐、努力拼搏进取、重视人才教育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等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仍然具有正面效应和积极作用。经过认真的发掘、研究、改造和创新，儒家文化在今天继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为弘扬和培育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并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