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及其适用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内蕴着丰富的价值理性,同时也存在着天然的价值缺陷。为张扬其价值理性同时又能够力避其价值缺陷,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的适用施以立法规制是必须的。文章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之适用条件、适用时机及作出的程序等方面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适用展开理论分析。     

民事诉讼域外证据证明制度之检讨——以《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为中心

<民事证据规定>第十一条的立法初衷在于增加域外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但该条规定无明确的法律根据,其规定的证明手续也不能适用于来自域外的授权委托书.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多源于制度的不足,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不足:履行证明手续是证据能力要件还是证明力的要件、"域外形成"如何认定等两个问题不明确;忽视各国公证制度的差异;需要履行特定证明手续的证据范围过于宽泛;与<公证法>相关的规定脱节;一定程度影响了公正与效率的实现.为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保留涉及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据应履行特定证明手续的规定;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由当事人选择是否办理域外文书的证明手续;确认履行证明手续的域外公文书的形式真实性;在对域外证据进行认证时注重公证证明的内容.     

浅谈民事举证责任——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

证据问题是民事诉讼的核心,有道是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是一点也不为过.证据问题与诉讼的实体内容直接相关,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和法院的审判活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民事举证责任又是证据问题的核心,因为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在争议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由何方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因此,举证责任制度是否公正、公平,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司法制度的威信.本文拟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的相关内容和实践中的问题,谈谈自己对民事举证责任的初浅看法.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时限制度--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

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举证时限上实行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严重影响了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公正和效益.在以公正和效益为司法改革主旋律的今天,建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最大限度发挥司法社会效益的需要,而且也是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趋于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保障,更符合国际民事诉讼立法的潮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然设立了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但因最高人民法院仅能对现行法律作操作解释的职能局限和实施的效力问题,特别是有些规定严格来说与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存在冲突,终究不能最终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应尽快制订民事证据法或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以用法律的形式确立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     

论国际民事诉讼中专家证据的法律适用

专家证据是目前国际民事诉讼中应用越来越多的证据,但是两大法系对专家证据的规定存在很大差异.传统国际私法规定适用法院地法,难以满足现代国际民事诉讼的需要.我们需要在对专家证据进行合理定性的基础上,区分出其中的实体性证据规则和程序性证据规则,分别探讨其法律适用问题.     

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在中国之我见

作为“民事诉讼脊梁”的证明责任分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不可移易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甚而将其称为民事诉讼的“世纪猜想”。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渐进 ,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无疑是司法改革的焦点所在。现行《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明责任的分配缺乏明确肯定之规定 ,致其陷于混乱的困境。立法滞后 ,证明责任分配权滥用 ,既有违立法初衷 ,又游离了法制轨道。有鉴于此 ,本文就证明责任分配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以求鉴于贤明。     

证明责任倒置的若干问题

证明责任倒置作为证明责任一般分配原则的一个例外 ,是对特定类型案件中的证明能力和条件特殊性的认可。证明责任倒置亦应具有适当性 ,否则证明责任倒置就会对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无理破坏。法官对证明责任倒置进行自由裁量应缓行。民法上的证明责任倒置或者由法律明确规定为证明责任倒置 ,或者通过推定制度在事实上达到证明责任的效果 ,在这种意义上推定及其反驳是一种立法技术。能对证明责任倒置发生影响的只能是法律推定。     

论法官在民商事案件证明责任分配中的自由裁量权

充分、有效地与当事人沟通,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从而正确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对证明责任进行分配,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促进司法公正。结合审判实际讨论了法官在不同情况下如何坚持一定的原则,根据不同情形,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进行证明责任分配等问题,如在没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具体规定的情形下,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进行证明责任分配时应遵守诚实信用、程序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经验惯例、综合平衡等原则。在双方地位不平等,可能导致显示公平的情形下,法官需要结合具体案情,根据相关原则进行具体证明责任分配。     

论我国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之理论基础的偏失与纠正——兼评《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理论主要有人身关系理论、权力理论和公平理论.中国《民事诉讼法》有关国际民事诉讼管辖的规定主要体现了权力理论,而对公平理论则较少关注.因此,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应规范立法术语,明确区分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和国内民事诉讼管辖权,并在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条文的设计中充分体现公平理论.     

关于“公害“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探讨

高速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爆炸正在给我们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同时 ,地球也正面临着无法承受的考验 :森林面积锐减 ,水土流失加剧 ,农业资源退化 ,全球性的气候反常 ,等等。与之形影相随的是“公害”问题的日益严重。 1 984年设于印度博帕尔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农药厂储罐爆裂案 ,1 986年前苏联基辅地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爆炸案 ,都是世界公害史上的空前惨案。其突发性之强、污染范围之大、危害程度之严重 ,无不令人瞠目结舌。“千百年来对环境的忽略已将人类带到最后的一个十字路口”① 。是生存 ,还是灭亡…     

民事判决中证明责任的应用

证明责任分配是证据法中的核心内容,又是决定诉讼结果的关键性因素。本文从正确认识证明责任的含义入手,结合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对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规定,尤其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司法自由裁量问题进行了论述。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关系新探

证明要求是证明标准的逻辑前提,证明标准是法官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衡量证明活动是否已达到证明要求的尺度。证明标准应当是法定的。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紧密相连,作用上互动,功能上趋同。证明标准的构建应当坚持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坚持主客观的统一,坚持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我国医疗损害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在医疗损害侵权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关系到患方和医方应分别对哪些事实进行举证,以及谁应承担败诉的风险等问题。文章结合新的《侵权责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对医疗损害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进行梳理和探讨。     

举证责任与国际避税的研析

举证责任分配直接决定着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程序中所承担的举证义务轻重,或者在诉讼程序中所承担败诉风险的大小。国际避税是一种权利滥用行为,反国际避税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由于国际征税具有复杂性,在提供证据方面,税务机关处于不利的地位,需要证明的事项很多,完全加以举证不现实也不公平,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来转移举证责任的弱势。同时,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实施,提醒纳税人应该认真对待证据的举证问题,充分证明其合理的商业目的,避免被确定为反避税调查对象。     

论无罪推定与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

无罪推定作为我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无罪推定中所明确的证明责任,是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方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但在特殊的情况下,被告方也要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与无罪推定并不矛盾。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处于天然的核心地位 ,而证明责任则是民事诉讼制度中核心中的核心。所谓证明责任是指在裁判某个事实的真伪不明时 ,依照预先规定的裁判规范由当事人所承担不利后果的一种负担。通过对证明责任的含义、法律性质及证明责任的分配等阐述 ,旨在说明完善我国证明责任的立法之必要。     

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研究

《侵权责任法》明确了医疗侵权的过错归责原则,除特殊情形外,应当由原告承担过失的举证责任,从而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确定的过错要件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定不再适用。德国的表见证明和英关法系国家的过失推论原则,在肯定医疗侵权过错责任的前提下,缓和了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原告过错要件举证负担的过重,而表见讧明更切合我国的实际。因果关系要件的举证仍沿用举证责任倒置,但举证责任倒置对医疗机构的诉讼压力过大,造成过度医疗的发生,有条件的因果关系推定更能保证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的合理分配。     

关于法院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的思考

在刑事诉讼中,由检察院承担证明责任,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国目前仍然有观点认为法院是证明责任主体,法院应当承担证明责任。针对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法院的查明和判定行为不等于证明责任行为,更不同于证明责任。从证明责任的实质分析,证明责任的实质和目的在于解决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下判的问题。法官不仅不具有产生证明责任的前提条件,同时也不可能承担提供证据不足,证明不力的败诉风险。无论是从诉讼证明的性质和诉讼程序正当性的要求看,法官都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三项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有利于被告原则决定和指导着刑事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是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确立和强化了证据裁判原则,同时可以克服刑事诉讼中的“真伪不明”,即指导法官在“未能形成确信心证时”应当如何判决的裁判法则。无罪推定原则一方面要求作为国家刑事追诉机关的检察机关,一旦向法院提出了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求和主张,它就有义务向法院证明被告人有罪这一结论的成立。另一方面无罪推定原则决定了被告疑点形成责任的性质是其辩护权的行使,被告疑点形成责任的范围仅限于有利于己证据的提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有利于被告原则源于无罪推定原则,同时又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化和细化,可以使无罪推定原则得以实现,使证明责任得以有规律和始终如一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