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

曹魏时期官员的任职资格认定并非由中正所垄断,而是存在中正与行政长官两个评价系统:行政长官对官员入仕与晋升,不仅有提名权,而且评价其政绩才干;中正作资格审查时,仅给在职官员定"品",而不给察举对象定"品",仅以"辈"论。中正评价在职官员与察举对象的两种话语,在魏末改革中合二为一:中正之"品"化为"官品",而父辈官职决定子弟起家官职的选举惯例,使父辈的"官品"随之成为子弟的起家"资品",两者相差四等,是西晋"资品"与"官品"级差的来源。     

九品中正制度再评价

九品中正制作为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 ,是察举制过渡到科举制的一个必经环节。它的发展演变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是为纠正察举制主观性太强的弊端而日益客观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 ,也是与当时各级官学和开馆授徒的私学全面衰落 ,而士族家学却一枝独秀状况相适应的。九品中正制在特定时期是起到了选拔优秀人才的作用的。     

曹魏九品中正制再探讨——与王晓毅先生商榷

夏侯玄《时事议》的核心论旨,是要理顺中央吏部、台省长官与州郡中正三者之间的关系。文中所说"伦辈"、"辈类"诸语,是中正在品第人物时使用的专业术语,与曹魏三年一定品之制有关,意指列为同品。官品制度并非始于咸熙元年之后,而是创立于曹魏初年。上品二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关系并非是相差四品,而是表现为多层次性。自九品中正制一创立,中正之"品"就与"家世"有关,具有"门第"色彩。但"资品"之"资"不是指门资、世资,而是指资格、资历,与"家世"无关。     

论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之关系

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的关系,本质上是门阀制度与皇权政治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能够起到某种形式的考课作用,对于皇权政治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皇权政治的恢复能有效制约地方的分裂倾向,有利于国家的再统一.     

论曹魏的宗室政策

曹魏实行的是苛禁宗室政策。诸王分封 ,徒有国土之名 ,而无社稷之实 ,诸王必须离京就国 ,过着近似流放的生活。朝廷派防辅、监国等监视诸王 ,诸王动辄获罪。诸王无朝觐之礼 ,不得交通宾客存问亲戚 ,禁锢诸王不得任职。苛禁宗室的政策始于曹操 ,贯穿于曹魏始终 ,削弱了曹魏政权的统治 ,导致了曹魏的速亡。     

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

本文作者从魏晋士族制度的起讫时间、中正评士的标准及其变化、士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士族制度的瓦解原因等方面对魏晋士族制度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并认为近年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所依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     

论曹魏经学

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     

论曹魏集团形成过程中的思想与方式

东汉末的战争环境为人们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曹操在政治军事斗争中逐步实现了角色君主化的转变。在其麾下，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利益集团，最终导致了汉魏更替。     

司马懿与曹魏政治

司马懿青少年时代曾经学习儒术,但已于建安后期完成了向黄老形名派官僚的转化。他与曹魏王朝的关系,经历了由消极回避,到积极效忠,而最终反叛夺权的变化过程。其篡魏政变,是生存逼迫下的被动造反。高平陵政变虽然结束了曹氏的政治统治,但是作为建安名士的政治代表,司马懿上台后所改变的,仅是正始名士早熟的玄学“改制”;所恢复和发展的,是曹丕、曹睿一脉相承的政治路线———黄老名法与儒术的结合,使魏晋之际的官方意识形态打上了明显的“礼法”烙印。     

曹魏文人对汉乐府的接受

曹魏文人对汉乐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接受。从对汉乐府声调、曲名、歌辞接受看,这一文人群体不仅继续沿用汉旧诗、旧曲,亦用汉旧题、旧曲而作新诗;从对汉乐府艺术手法的接受看,他们对汉乐府自结构上模仿、诗句上化用、修辞上沿袭;从对汉乐府抒情精神的接受看,曹魏文人乐府之作不仅与汉乐府抒情基调多有相似、相同,且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更有高度认同。曹魏文人对汉乐府的接受是乐府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转折,其在汉乐府经典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真理的主观性再探讨

从“天人合一”的本体论角度探讨真理的问题,可以把真理分为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又可以转化为四种人生境界。不论是对真理的追求还是对人生境界的追求,都离不开“虚拟”,真理的主观性就恰恰体现在人的虚拟中。     

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学说再思考

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普遍规律,并非是若干个在时序上前后相继的具体历史阶段构成的某种固定的历史演进图式,而是历史运动的内在的、本质上的因果必然联系。在唯物史观的体系中,普遍规律是一种科学抽象,它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只能表现为特殊规律。因此,决不应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普遍规律释读成适用于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历史发展模式。     

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的统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的历史观诠释

只有从历史观的角度来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才可以使其与整个提纲的主题和内容相吻合。对哲学问题的实践解答不是小写的真理——对某一问题、方面的科学认知,而是大写的真理——历史的真理,是人类历史真理的真正呈现。马克思正是在对人做出受动与超越的二重性分析的基础上理解实践的。体现和贯穿人类自身的二重性矛盾的实践在其本性上内蕴着历史理性与历史价值整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对五四语言革命的再认识

五四文学革命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言形式上的革命 ,但白话文不能作为新旧文学的分水岭 ,通俗易懂更不能作为新旧文学的分界线。五四语言革命的主旨是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体现 ,而绝非仅仅是因为白话文比文言文更通俗易懂。五四文学革命由于肩负着沉重的救亡图存的使命 ,所以在走向通俗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多审美上的考虑 ,科学化的语言追求无疑付出了很大的审美代价     

实事求是思想的历史发展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的一句古语.毛泽东在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这句古语进行了新的阐释和科学规定,并高举实事求是这面大旗,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思想.     

规律还是原则：马克思历史必然性的再讨论

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同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的区别在传统的研究中一直是一个语焉不详的问题。实际上,如果简单地把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理解为历史内部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这就从根本上回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思想的实质,是指出历史的运动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原则而非规律,正是这一点使得历史成为“真历史”。     

"真实"的缠绕——先锋历史小说历史观的内在矛盾论

先锋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真正体现了新的叙事手法和历史观念。先锋历史小说的内在精神更多地与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相通,而且“元历史”理论的弊端——认为历史是文本,否认历史客观真实的存在,同样是先锋历史小说的不足所在。先锋历史小说创作存在着自身的矛盾:在解构历史的同时质疑着历史真实的存在,却又企图在自己的叙述中重新结构历史的真实。可以说,先锋历史小说的创作仍然没有摆脱“真实”的缠绕。     

楚国都城制度再认识

楚国都城制度涉及都城选址、都城的发展过程、都城内部的空间格局等方面.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有助于重新探讨楚国都城制度的相关问题,尤其是楚都寿春城的地理沿革、城区范围和分布中心,以及纪南城的宫殿区的地理位置.楚宫殿区位于城内的东部,楚国都城内部布局是以东部或东北部为重心,与楚简<日书>所反映的建筑住宅的方位吉凶观念大体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