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重建中的哈扎拉人研究

哈扎拉人是阿富汗第三大民族,具有蒙古血统,信奉伊斯兰教,属什叶派,由于在民族和宗教两个层面都属于少数族群,在近代以来的阿富汗历史上,哈扎拉人长期受到普什图人的压制,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后,在新的权力分配格局、选举政治、来自外界支持等因素的作用下,哈扎拉人开始走向民族崛起之路,民族主义思潮也随之生长,这对阿富汗的民族关系和政治平衡造成了巨大影响。在未来,哈扎拉人的命运还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阿富汗安全局势的变化、民主制度退化的可能性、普什图人对这一现实的适应性以及阿富汗政府同塔利班达成和解的可能性都将给哈扎拉人的命运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使包括哈扎拉人在内的阿富汗所有族群都能共享和平,国际社会、阿富汗政府、普什图人、哈扎拉人及其他族群都需要付出共同努力。     

70年代以来阿富汗妇女地位的变化

自1973年共和制度的确立到苏联对阿富汗占领期间,阿富汗妇女地位在教育、就业、政治参与、健康等方面有了重大转变。塔利班的兴起使阿富汗妇女地位一落千丈,阿富汗妇女问题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为阿富汗妇女地位的提升提供的空前有利的机会。     

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佛教僧侣的生活

跨越印度西北边界的广大地区以形成众多早期佛教经典而闻名于世。据碑铭记载，阿育王曾派遣宗教使团远足这些遥远的国度。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改变了阿富汗、中亚和中国诸地人们的观念。根据传说，佛教高僧早在公元前218年即到达了中国的国都。我们也从类似的历史记载中得知，公元前2世纪中国著名将领霍去病就从中亚请来一尊金身佛像。正是在公元前2世纪，若干佛教经典由印度斯基泰人首次带到了中原王朝。毫无疑问，公元65年由竺法兰和迦叶摩腾带领的佛教使团首次抵达中国。数世纪以来，来自中亚的佛教僧侣和师团坚持不懈地在中国及其邻国宣讲佛教教义，通过中国宫廷内的僧侣与俗家弟子，佛教很快传播到长江流域，汉文史料对此都有详尽的记载。     

从“部落国家”到“民族国家”——论19世纪后期阿富汗国家建构对部落社会的超越

部落是近代以来阿富汗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1747年阿富汗建国之后，杜兰尼王朝在经济、安全和政治合法性等方面严重依赖部落社会，属于“部落国家”。19世纪后期，拉赫曼国王从英属印度获得补助，借此建设现代常备军和忠君的官僚体系；将宗教集团纳入国家控制，避免其与部落联合；通过宗教赋予统治合法性，从而确立了对部落社会的直接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部落社会的割据和自治状态。这塑造了现代阿富汗国家，但也成为现代阿富汗诸多问题的逻辑原点。拉赫曼对现代国家的形塑有其限度，他并未解决国家集权与部落分权的道路之争，也为彻底瓦解部落社会和宗教力量的自治性，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又为后续的外部干涉打开了大门。这些问题在当代阿富汗仍有回响。     

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

大明永乐年施款铜铸鎏金无量寿佛像 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收藏铜佛像近200尊，其中通高24公分的大明永乐年施款铜铸鎏金无量寿佛像尤为珍贵，为了护养方便考虑，未将其放入陈列室。初识此尊佛像珍贵是1984春季的一天，阿坝州某寺活佛阿旺在老馆长李家瑞陪同下观赏库房藏族文物时，慧眼识珠，看到了这尊珍贵佛像，并初步鉴定，认为其是永乐年间御制。1995年5月，著名的民族学家宋兆麟先生来访，张建世馆长陪同观赏了这尊无量寿佛，并再次做了鉴定，确认其是大明永乐年间御制。数十年里，先后有过行界专家、藏传佛教界专业人士细看过，都认为是珍品。 关于此尊佛像的来历，笔者曾查阅过有关资料。1407年五世嘎玛巴法王，历经两年长途跋涉到南京弘扬佛法，并应永乐皇帝的邀请，为皇太后做超荐（超度）法事，皇帝和皇后也接受法王的灌顶。由此，明朝与乌斯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制定了对藏区多封众建的政策，互赠礼物也渐成惯例。永乐十七年（1419年），皇帝派遣官员杨英等往赐乌斯藏，这个使团由一百二十人组成，带去了许多尊贵礼物赠给大宝法王，其中可能包括了这尊无量寿佛。民国期间，刘文辉主政西康时，与藏传佛教界同样建立了友好关系，往来频繁，公私交往中互赠礼物是常事。而当时的藏区，依然延续着政教合一的制度，刘文辉作为西康省的最高长官，且又皈依了佛都，寺院高僧、土司、头人、守备们乐于投其所好，送其佛像、唐卡、法器、经书，这尊无量寿佛也可能在此过程中辗转到了刘文辉手里。主政西康省多年，刘文辉收藏了许多藏传佛教艺术品，为让其佛光永照，他于1940年春，请藏区最好的工匠和成都的著名木匠杨师傅，在玉沙公馆修造了佛龛、佛堂，依规供奉。 1951奶奶6月西南民族学院建院，院址最初设在刘文辉在成都玉沙街的公馆。在王维舟院址的指示下，佛堂里的全部文物受到特别保护，并成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的初始即由此而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家瑞馆长将全部佛像放回库房，密不示人，从而使这些珍贵的小佛像得以珍藏至今。     

民族主义视野下的阿富汗重建

2001年以来的阿富汗重建可以分为国际社会主导和阿富汗政府主导两个阶段。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阿富汗政府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问题依然严峻。民族主义对阿富汗重建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是阿富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阿富汗社会动员的主要方式,还直接影响着阿富汗国际形象的重塑。阿富汗重建的进程也是阿富汗民族主义重构的过程。     

外部势力干预下的阿富汗族群冲突特点及影响

族群问题是影响阿富汗内政的关键因素。阿富汗族群冲突因外部势力干预而起。自杜兰尼王朝以来,在外部势力干预下,阿富汗族群关系逐渐恶化,族群成为外部势力干预阿富汗内政的主要工具,同时阿富汗族群问题导致赞助政治迅速发展,并逐渐伊斯兰化。在内部纷争和外部介入下,阿富汗族群冲突引发了阿富汗国内以及周边地区一系列安全问题,并扩散至全球范围,为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深远影响。美国撤军后,阿富汗族群冲突的和解仍将面临内部权力纷争和国族认同缺失、外部势力干预和国际恐怖主义上扬等多重挑战。     

佛像“纵广相称”理论的渊源及两种造像量度探析——以藏文古籍为基础

佛像纵广相称是佛教造像的一个理论概念,佛教教义经典和造像量度理论典籍从不同的角度对纵广相称进行了阐释。教义经典认为,纵广相称是诸佛菩萨身体示现的神圣庄严法相;造像理论经典认为,纵广相称是艺术家在绘塑佛像创作实践中遵循的一种造像量度法则。古代藏文文献对于佛像纵广相称的具体量度持有125指和120指两种不同的观点。文章以藏文古代文献为中心,分析佛像纵广相称学说的概念、理论渊源、哲学和宗教层面的意义,探讨佛像艺术创作过程中将纵广相称的佛身庄严法相表现在所绘造佛像上的具体方法等问题。     

西藏中部铜佛像制作工艺传统的转换——从尼泊尔传统到昌都传统

自13世纪起,尼泊尔工匠成为西藏中部地区铜佛像制作工匠的主流,极大地影响了藏传佛教铜佛像艺术的整体面貌.昌都工匠群体源起于西藏东部昌都的嘎玛、柴维,铜佛像制作传统与历史上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的兴起有关.昌都铜佛像工匠群体在20世纪自东向西大规模迁徙拉萨,这与20世纪20年代十三世达赖时期遣散尼泊尔工匠启用西藏本土工匠的政策有关.20世纪中期以来,来自西藏东部昌都的铜匠在拉萨的铜像制作业中占有垄断地位,成为西藏本土铜佛像制作工艺传统的代表.     

西藏传统铜佛像制作工艺的另面观察——基于清宫活计档案记录的讨论

在清代宫廷造办处活计档案中,保存有关于铜佛像生产制作活动的许多翔实记载。其中,乾隆九年尼泊尔工匠进京是最有代表性的事件。由于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记录,一些重要的工艺配方也因此而保留下来,可以看到"藏里"尼泊尔工匠将铜佛像制作工艺带入北京宫廷,也可以看到宫廷汉人工匠在铜佛像制作中的娴熟技艺和高超创作能力。虽然清宫活计档案所显示的铜佛像制作工艺面貌并非十分详尽,但却能体现藏传佛教铜像制作成熟时期的面貌。     

阿富汗的乌兹别克人

在全世界的大约1400万乌兹别克民族人中,重要一部分居住在毗邻苏联的阿富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家。本文将着重介绍已定居阿富汗的乌兹别克族移民的情况。人口概况在阿富汗,乌兹别克人是仅次于普什图族和塔吉克族,占第三位的大民族集团。根据粗略统计,乌兹别克族人口占阿富汗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表明,除了苏联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居住着大部分乌兹别克人     

国运的镜子——近代中国知识视野下的阿富汗形象变迁

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阿富汗在近代中国的对外认知中一度被忽略。本文通过对近代报章杂志中关于阿富汗认知的相关信息的梳理,为我们勾勒了近代中国知识界在阿富汗认知上的三次流变过程,并揭示其认知重心与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的内部议题之间存在的历史关联,从而力图为丰富我们对于阿富汗的历时性认知提供必要的补充与说明。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阿富汗重建对新疆民族地区安全与发展的影响及应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稳定的基石,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贯穿新疆安全与发展的主线。新疆民族地区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质就是增强新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当前美国为首的联军完全撤出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政权,阿富汗重建出现了新的局面。虽然阿富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但是难民问题、毒品问题、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依然是阿富汗重建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中国新疆与阿富汗接壤,阿富汗重建对新疆的安全与发展产生诸多影响。成功的阿富汗重建会消解其毒恐外溢的效应和强化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核心区地位。通过打击“三股势力”和毒品犯罪以维护好新疆社会的稳定为新疆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新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疆各民族群众的生活持续向好,就会带动整个新疆民族地区的认同感增强,反过来又消除了“三股势力”和毒品犯罪赖以生存的土壤。安全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新疆的安全与发展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实现路径,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所在。     

热贡堆绣

青海热贡(今同仁地区)堆绣源远流长,独具地方特色,是热贡藏族和土族绘画艺术的主要品种,在青海、甘肃、西藏、四川等藏族地区有一定影响.堆绣是刺绣发展到明代出现的一个品种,堆绣佛像正中为主佛像,其周围是护法佛像.最初为"堆绫",是用各种彩色绫缎剪成花样堆贴连接而成的图     

艾旺寺造像艺术风格再探

文章探讨了艾旺寺的建造年代以及寺内三种风格的造像,尤其是藏式佛像的风格特征,认为这种三种风格集于一处的习俗是受藏传佛教第一寺桑耶寺设计理念的影响。其中,藏式佛像风格值得学界进一步分析研究。     

爱跳战舞的咏诵史诗的普什图人

阿富汗的普什图人是由６０多个大小不同的部落集团组成的。１３世纪至１６世纪期间逐渐向现在的巴基斯坦地区移动。现在是阿富汗人数最多、政治上起王导作用的民族。 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很喜爱鼓和唢呐演奏的音乐,人们也特爱跳奔放不拘的战舞,咏诵那些充满浪漫主义、英雄主义色彩的历史故事和诗歇。这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种民族性格。     

依边而生：尼泊尔利米人及其中尼边境贸易生活研究

尼泊尔利米谷地与我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接壤，跨境贸易历史悠久。利米人与我国藏族同源，历史上王系的频繁更迭，致使其在归属问题上错综复杂。根据1961年的《中尼边界条约》,利米地区划归尼泊尔管辖。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兴边富民”的政策背景下，尼泊尔利米人直接或间接地成了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兴边富民”政策的受益者、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推动者和传播者。关注利米人及其中尼边境贸易生活，对我国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普什图人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

普什图人是南亚、中亚交界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至今仍保留着部落社会的特征。普什图人的发展壮大推动了阿富汗民族国家的建立。1893年,英国强迫阿富汗接受划分双方边界的杜兰线,普什图人被一分为二,成为跨界民族。随着印巴分治和巴基斯坦建国,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爆发了关于巴属普什图人地位和归属问题的普什图尼斯坦争端。基于普什图民族主义的思想和国内民族、政治现实的需要,阿富汗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立场强硬。巴基斯坦对普什图人地区的政策措施消除了普什图民族主义运动造成的分离威胁。阿、巴双方理性、务实地处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有助于普什图人的自身发展和地区局势的稳定。     

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写在《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出版之际

一因缘际会,我有幸参与了《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一书的编撰、翻译工作。当这部熠熠生辉的大书终于摆到我面前的时候,惊喜和感动一齐涌上心头。读书人每天和书打交道,平生所见最多的东西就是书,可是像《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这样大气、豪华的煌煌巨著,却也难得一见。     

拉萨大昭寺觉卧佛像考

现供奉于拉萨大昭寺正殿的释迦牟尼佛像系西藏现存最重要历史文物之一。本文根据藏汉历史文献记载,对涉关佛像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入细致梳理,对佛像铸造缘起、辗转传入汉地、随文成公主入蕃、安放供养以及经历法难浩劫等历史过程作系统考述,并对相关事件名物诸如大昭寺小昭寺等作深入探案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