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文买卖文书中的bir agsüksüz与汉文同类文书中的"一无悬欠"考

日本学者山田信夫先生认为,回鹘文买卖文书收付款语中的"bir agsüksüz"(一个不少)沿袭自敦煌汉文文书中的"一无悬欠".本文通过考证认为,不仅"bir agsüksüz"一个短语,而且它所在的整个句子的内容结构、语法与汉文同类文书中的有关句子都相似.它反映的是13-14世纪汉文买卖文书的格式和套语.汉文契约文书的格式、套语的演变和发展历史悠久,曾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回鹘文买卖文书中的bir ägsüksüz与汉文同类文书中的"一无悬欠"考

日本学者山田信夫先生认为,回鹘文买卖文书收付款语中的"bir agsüksüz"(一个不少)沿袭自敦煌汉文文书中的"一无悬欠".本文通过考证认为,不仅"bir agsüksüz"一个短语,而且它所在的整个句子的内容结构、语法与汉文同类文书中的有关句子都相似.它反映的是13-14世纪汉文买卖文书的格式和套语.汉文契约文书的格式、套语的演变和发展历史悠久,曾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回鹘文买卖文书纪年月日研究

回鹘文买卖文书纪年月日研究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的格式和套语与发现于新疆南部地区的卢文、发现于吐鲁番及乌兹别克斯坦穆格山的粟特文、发现于敦煌等地的吐蕃文、发现于吐鲁番及内地的汉文契约文书的格式、套语有些什么内在的联系，这是一个国内外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     

再论八思巴字蒙古语中的''''ülu''''u

八思巴字蒙古语护寺文书中经常见到这么一个句子:’üéledu·esu mud(其单数形 做 他们式mun)basa’üluu ayuGun(其单数形式为ayuGu)“如果做,他们岂不怕?”在元 又 不 怕代汉语“白话”翻译中,把此句译作“做呵,他每更不怕那什么。”由于这个译文难懂,加上在现代蒙古语里这种句子结构已不存在,学者们做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和翻译。问题的关键在于对’ülu’u的理解上。尼古拉·波普(N·POPPE)教授在其专著《八思巴字蒙古     

一件喀拉汗朝时期的阿拉伯文文书

一件喀拉汗朝时期的阿拉伯文文书刘戈这件文书于１９世纪末叶出土于新疆莎车县境内。前苏联学者Ｂ·Ｂ·巴尔托里德曾研究过它，并译成俄文（见《巴尔托里德文集》卷５，莫斯科，１９６８年）。现根据俄文将它译成汉文，附以自己的几点粗浅认识，以就正于大方。译文如下：...     

《吐鲁番出土文书》用字研究

自1959—1975年的十六年间,诸多学者通过不断的努力,在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和哈拉合平两地共发掘清理了晋到唐的墓葬四百余座,在所获珍贵文物中,汉文文书就达2700多件。本文主要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用字进行具体研究。主要对文书中的公文类文书、佛经抄本和古籍抄本、习字文书、随葬衣物疏以及往来私信文书进行具体分析。     

古代吐鲁番地区普通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以吐鲁番出土汉文、回鹘文契约文书所见为例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汉文、回鹘文契约文书说明,在3-14世纪的吐鲁番地区长期存在着无人身自由、可以被随意买卖的女奴,她们的命运很悲惨。在普通的乡村家庭中主妇是有一定地位的,社会认可她们的债务继承权,她们甚至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     

回鹘文契约中的n bitig为汉语“亲契”考

古代维吾尔语中的n源于汉字真,n bitig的汉文词义为真契,此乃不少中外学者的共识。本文发现,在元代的一些汉文买卖契约中有亲契一词,卖主要将土地的原买情况记录于新契之中,称亲自画押之契为亲契;回鹘文契约Mi21反映了与元代汉文契约类似的情景:在续租同一地主土地的契约中,存在着佃户对以往租佃情况的叙述,表现了当事人对与自己有关的契约及义务的确认,称新的亲自画押之契为n bitig。笔者在本文中论证了n的发音通中古汉语的真、亲、新,认为回鹘文契约中的n bitig的最佳汉译用字是亲契。不同语言的文书中存在着相似的现象,它反映了蒙元时代边疆与内地在经济、文化、乡规民约等方面密切的联系性。     

回鹘文奴隶买卖与人口典押文书五种

回鹘文奴隶买卖与人口典押文书五种李经纬在我研究国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过程中，关于奴隶买卖和人口典押方面的材料截止１９８６年底只见到１３件，其中１１件经译释先后发表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①，１９８９年又一并收入拙著《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集注》一书。后来...     

回鹘文契约中的"bil"与汉文契约中的"知"现象考

“当”组合为词。宋元时代契约中少见“承当” ,但有“成当” ,《会编》4 2 9《元至治二年 (1 3 2 2 )祁门县谢子英卖山地红契》载 :“其山未卖之先 ,即无家外人交易。如有家外占拦 ,并是出产人自行成 (承 )当 ,不干买主之事。”这个括号里的“承”也是注释者补的 ,其实 ,“承当”以及由“承”组合的“承值”、“承担”、“承管”等词多见于明清时代的契约中。在责任用字与句子结构方面 ,宋元契约与 9— 1 0世纪敦煌契约中的“知”套语的关系一脉相承 ,这一点自不待说 ,与敦煌出土的契约比较 ,宋元契约“知”套语中的条件从句的内容进一步增…     

论西夏法典中的文书制度

文书是国家组织、社会团体、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为处理各种事务而形成的、具有特定效用和格式的文字材料.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文书工作,西夏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利用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对西夏文书发文制度、收文制度、传递制度、管理制度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清水江文书所见林业生产投资之效益分析

清水江文书是明末至民国期间贵州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创造并传承至今的民间文献遗产,具有多重学术研究价值。本文选择一块地名为"冉学诗"的家族公有林地为研究对象,依时间坐标梳理与之相关的契约文书,并从林地买卖、"佃山造林"与"青山"买卖三个视角来探讨苗侗民族林业生产投资之效益。     

关于族名术语“Türk”

тюрк(и)一词起初是个政治术语,它来源于突厥语和蒙古语的türkün/t(o|¨)rkin/t r-gün/t rgin一词,意为“父母和妻子的亲属”、“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们的家庭”。这个术语最早用来表示构成阿史那部落主要成分的草原贵族大家族的成员。türk(t(o|¨)rk)这一族名在俄罗斯学者的著作中有各种语音形式,而在科学出版物中则偏重于其中两种形式,即:тюрок和турок。在蒙古-鞑靼入侵期间(1240～1480年)和后来金帐汗国在俄国疆域统治的年代里,出现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有关唐蕃关系的译注拾遗

民族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书,附有注释、汉文译文及《名物疏证》(以下简称为《疏证》)。其中《大事记年》的译注、疏证搜罗广泛,用力殊多。但是,在有关唐蕃关系的译注、疏证中仍有一些问题。笔者最近粗读了一些汉文史籍,特将这些问题提出,供同志们参考。一、第46条。文书记“Lugi lo”(乙未,公元695年,武则天证圣元年,天冊万岁     

粟特文书收藏情况简介

用粟特语文书写的手稿的主要部分可在四个地方看到,即:巴黎、伦敦、列宁格勒和柏林。一、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为伯希和从中国敦煌收集的原稿(MSS),大约包括有30件粟特文原稿和残件。其中大部分是从汉文翻译过来的佛教经典,最长的文书共1805行、名为《Vessantara 本生故事》。目前,所有巴黎藏的文书都已刊布,这主要是由 E·本维尼斯特完成的。承哈密尔顿教授告诉我,他正在编辑的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突厥文手稿     

中国西藏地方与廓尔喀的官方文书

自清乾隆至民国年初,百多年来,驻藏大臣、达赖喇嘛、班禅和西藏僧俗文武官员,与廓尔喀王之间的文书不断,这些文书,有汉文的、有藏文的、也有廓尔喀文的,特色鲜明,反映了大清与属国的政治关系,除登位、请安、朝贡等礼节性交往外,还有大量的通信是涉及政治、军事、宗教、社会、经济等事务的,既有历史价值,也有邮政史意义。文章以近10封文书及其封套为切入点,探讨了藏廓战争、1883年攘夺巴勒布商民财物事件,以及藏廓驿道等专题。     

高昌供食文书中的突厥

吐鲁番阿斯塔那三○七、三二九、五一七号墓等三座曲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九件供食文书,其中六件内容与突厥有关.在供食客使中,出现了阿博珂寒(阿波可汗)、贪(氵旱)珂寒(贪汗可汗)、恕罗坷寒(处罗可汗)、南厢坷寒(可汗)、北厢珂寒(可汗)等突厥可汗派遣的使团.此外,还记载了“外生儿”(外甥)以及突厥可汗的铁师、金师等名称.这批文书的刊布,对于研究突厥史、高昌与突厥的关系,都不无裨益.本文试就文书中与突厥有关的问题略作考释.     

一件新发现的于阗语文书——兼析古代塔里木南端的社会经济情况

1978年在新疆策勒县老达玛沟的铁提克日木,新发现了一件于阗语文书,其内容反映九世纪当地人口买卖的情况。通过这件文书出土地点的澄清和时间的推测,特别与先前发现的佉卢文书、于阗语文书以及汉文资料作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到公元3—10世纪塔里木盆地南端诸绿洲城国一些具体生动的社会情景。当然,由于发现的和我们接触到的文书有限,且不少至今含意不明,所以许多方面如浑沌的迷雾,今后仍需我们继续去探索、揭示。     

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中的会计思想

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体现了唐五代时期的民问会计思想.这些文书体现的会计思想有:会计文书格式化思想;总括核算和明细核算相结合的思想;以实物为主要会计计量单位的思想;记账符号具有灵活多样的特点.这些会计思想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民间会计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敦煌发现唐、回鹘交易关系汉文文书残片考

一、序 英国图书馆所藏斯坦因收集的敦煌文献中,有一件可以推定为唐末(10世纪初)写成的有关唐朝与回鹘贸易关系的汉文会计文书断简(编号为Or.8210/No.8444=S.8444)。 这件文书在斯坦因发现时,就已经被用作彩色绢画的裱糊纸了,大概是在英国博物馆修补绢画时,无意地把这些断片从绢画上分离下来。当我调查该文书时,它已失去本来的样子而破裂成极不自然的碎片,总共有大小六块纸片放在一起。笔者在1980年因为害怕这些纸片分散开,希望管理当局把可能拼接的纸片赶快修补复原。因此,1986年,英国图书馆把它们接合成了三张纸片提供阅览。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绢画描绘的是什么,也不清楚这件绢画是保存在英国博物馆还是藏在新德里国立博物馆。 本文拟就现存文书残片的复原、其外形特征以及文书记载的内容等问题作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