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食货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之后形成的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团体。食货派形成以陶希圣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队伍,注重系统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专题史料,并以此基础,在寺院经济史等方面开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      

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的若干问题

唐代幕府制度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在具体研究中 ,史论必须建立在史料整理和利用的基础上 ,并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不断深入 ,并有所创新。     

基于主题分析的武举文献研究综述

近年来，武举相关研究成果丰富，研究主题已产生一定聚集效应，需要更深入、系统地梳理提炼与归纳，构建武举文献研究主题理论体系。当前关于武举的学术研究主题主要聚焦在武举制度、武举人物、武举考试、武学、周边国家古代武举制度以及武举制度对近当代武术的影响研究等。然而，从肩负地方文献整理开发利用与地方文化推广职能的公共图书馆的角度看，基于武举史料的系统整理与研究还多停留在表层信息梳理阶段，缺乏深层次的阐释、挖掘以及创造性的转化等。因此，有必要建立武举史料价值发现与利用机制，提高传统武术文化的感知、传承、发展、创新以及体验效果。     

清代晚期皇家建筑师的社会经济地位

对于古代建筑师的研究始终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重要课题之一。但由于缺少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一直很少有对于古代建筑师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等真实状况详细研究。文章通过对清代家传样式雷图档的系统整理和研究,从中发掘出的大量鲜活的史料,力图生动真实地揭示出我国清代晚期皇家建筑师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      

抗战社会史史料的来源与解读——以潮汕地区为例

抗战社会史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重要的分支。由于抗战社会史史料具有分布广泛且零碎的特性,增加了对抗战社会史,特别是与普罗大众日常生活史相关史料整理与利用的难度。以潮汕地区为例,抗战社会史的相关史料包含了日文档案资料、抗战时期本地刊行的报刊杂志、国内其他地区刊行的报刊杂志以及海外报刊杂志等对潮汕社会的记录。潮汕地区抗战社会史史料体现了人民群众勠力同心的抗战决心、潮汕地区海外移民传统和民间慈善团体战时的形塑历程,有助于了解战时社会发展状况与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经验。加强对抗战社会史史料的整理与利用,有助于加强对抗战社会史的研究,推进抗日战争研究走向深入。     

中国古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

岁时民俗文献是了解古代民俗的有力依据,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同时也是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献学和史料学价值。以断代或分类的方式对中国的岁时民俗文献进行整理、编纂、注释,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进而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既为历史文献整理做出贡献,也为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关系和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提供文本支持。     

论"辟"的音义

利用古代字书及《经典释文》等注音材料,初步全面整理出古代读音最多的字之一"辟"的各种读音及其负载的词义,认为这些音义大都来自上古。本项研究对古书的阅读、整理,对字典、辞书的修订以及汉语史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荀子·天论》中一节文字的注释问题

先秦诸子的著作,从汉代以来,历朝学者即进行研究和整理,尤其是清代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卓有贡献。正由于前人的努力,我们今天得以很方便地阅读和使用这些古代文献,进行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但是,历代学者都有其局限性,并没有把一切都完成。我们今天在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时,理应用比前人更科学的眼光来判别是非,作出抉择和进行更贴切的诠释和阐发。使历史上思想家们的思想材料更准确地被后人所了解,也使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建筑在更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中国哲学史史料有待进一步整理,校     

漫议中国的古代历史与新闻传播

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及其新闻传播，不仅需要解放思想，而且需要确立历史与批判两种思想意识，惟其如此，讨论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才有了基本的认识框架和理论范式。     

史苑新枝报春来──喜读《中国行政管理史》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的（中国行政管理史》，是一部认真求实的成功之作，作者吸取了相邻学科的有益成果，综合了行政学、管理学和史学的有关内容，表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同时，他运用行政管理学的理论方法，爬流整理中国古代和近代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史料，又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他能够提出言之成理的观点，运周正确可行的方法，发掘利同扎实可靠的史料，是难能可贵的。本书学术之长约可归纳为三：第一，明确提出中国行政管理史的研究对象，进而确立中国行政管理史的基本逻辑框架。作者见解新颖，认为“行政管理史是关于国体．尤其是…     

对“诗史”说文化成因的三维探溯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和史学研究观念,"诗史"说源于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与现实。通过对这个文化源头的追溯,"诗史"说的形成原因从三方面被揭示出来:以"六经载道"为核心的六经一体观念是诗史混同的文化根源,由此衍生出的"六经皆史"说则为"诗史"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诗可以观""诗可以怨"的观点表现了诗在提供历史借鉴方面与史的共同之处,是"诗史"说得以产生的诗学依据。由于史料、制度和时代原因,造成历史记载的失实和残缺,是形成"诗史"说的史学原因。以"六经载道"为文化起点,以"六经为政"为文化逻辑,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规定了"诗史"说的生成与发展。     

五四时期新历史考证学的实绩和特点

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时期开始兴起。在新史料与新方法的支持下,古史考证率先取得了重要成果。新历史考证学在民族史、宗教史、历史地理学、科学史等研究领域均有明显进展。新历史考证学表现出了诸多新特点,其实绩为20世纪新史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当被视为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村落的价值认定与可持续发展——从新农村建设谈起

古村落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分布,村落与遗址的双重身份使其既具有使用价值,又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是聚落,也是文物。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古村落无疑也要与时俱进。与一般的村落建设不同,古村落的根本价值在于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于是,如何确定好古村落的文化内涵,总结村落中在建构和谐的天人关系,融洽的人伦亲情,特色鲜明的人居环境方面的经验,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古村落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也是古村落的价值所在。于是,古村落成为新农村,需要内外兼修,而不能只重外表;需要典主雅辅,而不能哗众取宠;需要立足长远,而不能急功近利。这种立足长远的发展观,可以使古村落在现代化的大潮中以独有的魅力来赢人,建构自身的文化资本,实现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家谱:补充订正史实的特殊档案

中国的家谱、宗谱,古代称之为谱牒,今也称作家谱档案。家谱档案资料对于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应该重视家谱档案的修篡、保护和利用。但从目前的状况看,这方面做得还不够。通过对宁波史氏、楼氏两大家族的研究,就利用家谱档案解释这两大家族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认识。     

功能理论视角下的名胜古迹外宣资料翻译——以河北省旅游景点翻译为例

名胜古迹景介翻译是向国外宣传我国文化和景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翻译中的重点和难点。旅游景介英文翻译的目的,除了向外宾传递信息外,更要诱发潜在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兴趣,激发其产生去目的地旅游的欲望。因此,要翻译好一篇景点介绍,译者要寻求合适的翻译策略与原则。从功能翻译理论出发,以河北省旅游景点介绍为例,探讨名胜古迹汉英翻译的原则与策略。     

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史料的新发现,特别是地下文物史料的发现,丰富、拓展了文学史料,能够修正、补充甚至改变以前研究的结论,影响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导致新的学科的形成,有助于文学史料的训诂。文学史料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但不能把文学史料同文学史研究等同起来。历史的真相很难保存。现存的史料同历史实际相比,是局部的、片断的,存在着固有的偏向。人们在研究文学史时,不会停止在史料上,主观的介入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史料是有限的,人们对史料的认识是无限的。某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和运用,往往能直接影响对某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研究者主观的作用,正确地体悟分析和评价史料,同史料本身有同构性和统一性。不以史料为基础,就会轻易地陷入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     

经济发展与战国秦汉之际法制建设的互动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国家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战国时期的列国及秦汉国家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方面的立法尤为关键。这方面的成就不仅为传世文献所记载,在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中也有丰富的史料,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财政管理方面的法规都有所建树,表现了战国秦汉之际国家较为成熟的经济管理职能。     

侯仁之对北京地方志的贡献

侯仁之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是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对北京乃至我国的新编地方志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研究北京历史地理过程中对北京旧志等史料了解全面深刻,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新式方志的编纂工作时,他结合旧志的长处和不足提出了新志应当有新的内容,即新修方志中要增加对地理变化的记载。这对北京新修方志的编纂工作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同时,侯仁之还亲自主持编写了一些方志。他关于北京历史尤其是历史地理方面的观点也为《北京志》各分志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我国古代早期巴人历史考证

根据调查和发掘出的大量与古代巴人有关的历史文物,加之对我国古代早期巴人的历史作考证,考古学家们由此作了多方对比和综合研究后,提出“香炉石文化即为早期巴文化”的论断。这揭开了我国古代巴人的起源之谜,也开创了我国早期巴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理论与历史学的创新

学术科学发展的最根本要求是理论创新.创新理论一般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所以提出新观点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创新是从实践中抽象、结晶而来,必须经过多年的实际研究和积累.历史学的发展也依赖于新观点的提出,比如:郭沫若先生用中国考古、古文献材料结合五种生产方式的论点,提出中国社会发展也是遵循五种生产方式,把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扩充成为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问题,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研究方面接续了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的传统,在1943出版了<苏联史学界诸论争解答>,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一种特殊的奴隶社会,把中国古代看成是和西亚、罗马古典古代并行的一个社会时代.这本书成为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开端和过去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的延续,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多源多线的,这种多民族多文化的观点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