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球化红利及未来

中国全球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的全面发展,融入全球化,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赢得了全球化的最大红利。但2008年全球爆发的金融危机,意味着近40年的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红利已经释放完毕,全球经济社会将进入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走出全球危机时代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全球化必须实现大转型,寻求新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是全球和平发展,合作转型。遗憾的是,以全球化的改革转型走出全球危机时代的这条正确道路,目前还没有引起全球警醒,也还没有达成全球共识,更没有全球共同行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全世界率先开辟了依靠改革、开放、创新转型,参与主导全球化走出危机的新道路,创造了全球化发展新模式。     

银行卡支付市场的瓶颈问题识别与绩效提升对策

中国银行卡支付市场所具备的交易成本节约功能是不容置疑的。然而,银行卡支付市场制度基础、治理模式、价格结构形成与调节机制方面存在的瓶颈问题也不容忽视：银行卡组织定位错乱与功能异化,收单市场深陷恶性费率竞争怪圈,收单服务利益补偿机制残缺,交换费形成机制不透明与商户扣率调节机制失灵。四大问题导致多方利益严重失衡,中国银行卡支付市场正史无前例地面临成长的极限。就中国银行卡支付市场改革思路与政策举措而言,必须从短期与长期两个角度全盘思考,设计＂二次二重改革＂方案。     

中国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内在逻辑——一个基于现实约束条件的分析框架

近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体制转型成功,是正确的治国路线和政府"做对供给新制度顺序"的结果.农村改革获得成功得益于政府和农民共有的历史经验,不仅初步规避了转型大萧条,而且更与"真理标准讨论"一道形成推动转型的强大社会动员力量.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改价格,到90年代中期以后改产权.先改价格形成市场环境时,宏观经济政策只需应对转型通胀;后改产权形成市场主体时,宏观经济政策只需应对转型失业.中国分别用两个约十年时间化解转型通胀和转型失业,使每个时期的转型成本都处在各类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转型期我国政府治理成本的制度分析

转型期中国政府的治理成本与改革的初始条件及内外部环境密切相关 ,具有独特的时空特征。在界定政府治理成本基本内涵的基础上 ,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范式” ,将中国政府治理成本置于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制度转型过程中 ,进行多角度分析 ,可以归纳出影响政府治理成本的多重因素 ,从而为转型中政府治理成本的合理化提供政策思路与制度安排依据     

质量成本的定义、内容和特点

一、质量成本的定义 通常质量成本的含义被解释为:企业为保证或提高产品质量而进行的质量管理活动所支付的费用,由于发生产品质量故障所造成的损失费用及处理质量故障所发生的费用的总和构成,即企业将产品保持在规定的质量水平所需的全部费用。也就是说,“质量成本”这个术语仅与不良品有关,即制造、发现、修理或避免不良品的成本。而生产好的产品的成本则不属于质量成本。 二、质量成本的内容 1、预防成本。是指用于预防产品质量缺陷和不合格品的发生而支付的质量管理活动的费用。     

人力资本定价与企业家报酬

人力资本依照不同的内容被分别配置于市场领域与非市场领域。企业家才能是市场领域里具有代表性的人力资本 ,它的形成是由于学习与训练等人力投资的结果 ,为这种人力资本支付合理的价格是促使企业家足额支付其人力资本和进行新的人力投资最基本的激励。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价格取决于供求与竞争 ,而价格形式中则体现着合同机制 ,不能在交易前准确决定。因价格高低决定着人力投资收益状况 ,那么在充分竞争市场上 ,企业家报酬就遵循“投资成本 +合理收益”这一基本原则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探究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保证,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是由于这两个红利的不充分释放导致的。我国正处于新旧更替的交界点处,一方面新的结构和制度红利并未完全释放;另一方面旧的制度和人口红利已经渐渐消失,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一旦越过这个交界点,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新时期,即实现“质”的飞跃。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构调整包括由市场和政府引致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驱动经济发展;改革包括制度的废除和建立,并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驱动经济发展。如果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能够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发展,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对此,应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保证经济平稳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问题研究

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是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的主要特征.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特征,指出人口转型使得中国总体人口形势已由人口红利时期总量过剩、劳动力年轻和充裕与抚养比下降的优势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时期总量减少、劳动力稀缺和老化与抚养比上升的挑战,其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总量负债、人口结构负债、人口性别负债和人力资本负债等四方面.虽然中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方向转型不可阻挡,但未雨绸缪,通过全面开发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才红利/知识红利、持续提高健康红利和挖潜提高老龄化红利等应对策略,就能有效减缓甚至抵消人口负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实现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

张居正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之一。改革以世界连成一个整体的全球化开端为历史大背景,与全球市场的初步形成,白银货币形成世界货币,即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事件,改革源自市场的萌发,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作为前期准备;改革没有推行一条鞭法的全国法令,《万历会计录》和《清丈条例》是改革迄今遗存的两部重要文献;改革的核心是财政,改革重建的新财政体系,是从以实物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全面转型,是中国二千年财政体系的根本转型,也标志了史无前例的中国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历史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张居正改革人亡而政息了,相对王安石变法而言,张居正改革是成功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分析及路径选择

在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愿意转移、能否实现转移主要取决于预期收益与所付出成本之比较.后者不仅包括为实现转移所支付的经济成本,而且还涵盖相应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基于综合成本之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路径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     

中国模式的理论假说及改革逻辑

中国30年的改革实践,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经济转型道路,形成了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突破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转型的西方市场经济教条,证明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新假说,创造了转型经济模式的新特征,通过政府体制的改革增强了合法性,改善和加强了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循环经济的价格支持框架——以资源环境价格改革为视角

当前循环经济动力不足的原因在于回收资源成本高,污染排放代价小,治污成本难以社会化.基于回收资源对原生资源的替代关系,通过原生资源与回收资源投入、废弃物排放与污染治理成本的比较,本文提出以产权、税费、罚款、投资、信贷、补贴、舆论等措施为手段,调整企业成本构成,形成"政府调节市场,价格促进循环"的循环经济支持框架.并通过理顺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完善资源有偿利用和生态补偿机制、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低端准入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来深化资源价格改革,推动循环经济长效发展.     

社科信息

正2014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切入点孙立坚撰文指出,2014年开始中国经济将发生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转变。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改革开放的内涵,可提出几点建议:第一,"人口红利"尽管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以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再现,但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摆正政府和市     

土地红利的生成与分配:政府的贡献和让渡安排

现有文献对土地红利的分配依据并没有阐述清楚,且通常忽视了土地红利的第二次分配。城镇化和工业化使土地利用价值上升是土地红利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得到公共投资和一定的区位是促成红利的三个重要因素。其中政府为土地红利的产生做了最大的贡献,应该得到土地红利的最大份额,农民获取红利的根据不在于其对土地红利的贡献而在于土地具有的双重价值。土地红利第一次分配在政府、新的土地使用者和村集体之间展开,第二次分配在村集体内部展开,两次分配都影响着村民的土地红利份额。因此,为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就要改革土地红利分配制度,得到土地红利最大份额的政府要通过留置地等方式建立起制度化的让渡土地红利的安排,为农民的顺利市民化提供保障。     

中国改革中的“后发优势”：一个初步分析

“后发优势”实质上是由“时间差”而形成的一种“优势”。中国改革在时序安排上很好地考虑并利用了改革中的各种“时间差” ,形成了一种“后发优势” ,从而大大简化了改革的难度 ,降低了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使得改革进展顺利并且取得很大的成功     

中国现有政治体制的价值与激进改革的风险

中国现有政治体制能够履行必要的政治功能，对社会价值和资源进行权威性的分配，满足了一个转型社会对于法律、制度和秩序的基本需求。这种经历了与环境的长期磨合而形成的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如果选择激进的政治改革道路，将会破坏原有的权威模式和政治秩序，切断制度进化的连续过程，使整个社会陷入冲突连绵的混乱状态。现有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应该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进行。     

我国转型改革大趋势与海南国际旅游岛新展望

十八大后的5耀8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最关键的时期,如果这5耀8年能做好,未来20年的发展才有希望。转型与改革的主要变化表现为:经济增长由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进入7%耀8%的中速增长;经济转型由投资出口驱动型转为消费、创新驱动;制度创新是改革攻坚最大红利。转型与改革重点任务体现在三个方面:破题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破题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破题政府的转型与改革。转型与改革的突出特点体现为: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利益失衡的矛盾突出;时间空间约束明显增强。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岛是中央的重大决策,在此背景下海南国际旅游岛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新优势。机遇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刚性需求、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最大潜力、生态环境的综合优势明显提升。突出矛盾表现在消费需求与消费供给的矛盾、投资需求不断上升与投资环境的矛盾、国际化需求的不断上升与对外开放程度滞后的矛盾。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大任务则从谋求更大的开放,谋求改革的重大突破,谋求更大的思想解放三方面体现出来。     

把握形势 重点突破 全面构建黄山市公共财政支出体系

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今年黄山市各区县全面推开县级公共财政支出改革，市本级也被财政部批准列为全国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这是省委、省政府和财政部对我们黄山市财政工作的极大信任，也是对我市过去财政支出改革所做努力的充分肯定，更是加快构建我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支出框架的重要机遇。当前，迫切需要全市上下充分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增强改革的责任感，激发全社会支持参与改革的热情，形成改革合力。     

脆弱群体与社会支持

任何社会改革，都必需支付一定的社会成本，启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改革运动，已经支付了并正在继续支付着其成本：每年以两位数上扬的生活指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待业、失业数的增长等。改革成本对社会成员的利益具有一定伤害性，会蕴蓄社会风险。社会风险对社会成员形成一定压力，而全体社会成员中，对社会风险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这时，社会风险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群体身上爆发。犹如水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块板。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中的脆弱者群体，由原来的隐蔽状态开始以显状凸现出来，如果不对这一群体采取适…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分析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保证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必由之路。重新确立新的基准利率体系成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内容。当前中国基准利率的形成方式需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金融问题的根本是价格形成机制扭曲。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次重大改革,其思路、方式、政策有必要作重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