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南方地区军事战略实施动因初探

中唐以后,中央在帝国统治下的南方地区,实行以地方军队"团练化"、军力"薄弱化"与统兵官员"文职化"为核心的军事战略。唐廷实施这一军事战略的动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对前期本地兵力配置传统的继承,也与中央力行"销兵"有关,更是对当时北方残破、国家经济重心南移背景下的理性回应以及该战略所具有潜在的经济与政治价值的准确判断。     

关于唐朝中后期南方"土军"诸问题的考察

军队与军制问题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更是唐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对于兵制方面的研究,诸如府兵、兵募、健儿、团结兵等,涌现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地域军事的研究则非常薄弱,尤其对于唐王朝国命所系南方的地方军队--土军,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不能不是学界的一大憾事.本文拟从唐代南方"土军"的构成着手,探讨南方地区出现土军的"团练化",统领官员的"文职化"以及军力"薄弱化"的问题.     

中晚唐中原藩镇"防秋"问题的历史考察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平叛的现实需要,大量征调西北边兵驰援中原战场,使得关中地区兵力空虚;而此时处于极盛时期的吐蕃王朝勾结边境诸胡趁势内侵,京师的安全形势极为严峻.随后,唐中央为弥补关中军力不足的难题,从地方大量征调军队进行防秋.本文以明确的史料记述为依据,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防秋"兵力的来源、"防秋"兵力的规模进行动态考察,并探讨中原藩镇在"防秋"中的价值与局限.     

黄巢起义对晚唐藩镇格局的影响

经过黄巢起义的猛烈冲击,晚唐藩镇的格局在唐末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黄巢起义之前,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朔长期割据型、河朔一度割据型、中原一度割据(防遏)型、中原长期防遏型、西北长期御边型、西南一度御边(财源)型、东南长期财源型七大类。在黄巢起义之后,根据地域分布、势力强弱、政治目的、任职方式、出身背景乃至蕃汉之别等综合因素,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南型、西部型、河东型、河朔型、南方型五大类,并涌现出了一系列以朱温、李克用等为首的足以开邦建国的强藩。藩镇格局的这一重大转变,主要是在黄巢起义冲击之下,中央朝臣、宫廷宦官和地方藩镇原本大致均衡的三大势力的急剧消长。文臣、宦官势力日益衰落:地方上文官藩帅不断地被武将所取代,宦官赖以专权的神策军也垮掉了,转而寻求以"宦官系武人"来扶植藩镇。地方势力则急剧崛起,并完全掌控了各藩镇的权力,呈独立之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唐廷所扮演的是无法主持公正和维持秩序的软弱角色,迅即走向终结,历史开始不可逆转地由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走向宋代的重新统一。     

元代云南政区土官土司的设置及相关问题再考察

元朝政府通过在云南政区进行相应行政设置和管理,结束了自南诏大理国开始的地方割据情况,使云南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体系中,真正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代在云南的设置中,土官土司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土官土司制由常规行政体系中任命土官和专门为少数民族首领设置官职体系,即宣慰司体系两条主线构成.这两条主线既有交叉又有重合,重合部分就是对少数民族首领的任用.云南政区的土官土司制在元代开始形成,并不断变化,不仅对云南的地方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更为明清时的土官土司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论五代、两宋词的南方化历程

词作为一种文体 ,在其早期阶段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的气质。从晚唐、五代开始 ,词的面貌逐渐发生了变化 ,到宋代 ,词已经完全成为具有浓郁的南方特色的文学。词的南方化特点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 ,作者以南人居多 ;二是词的内容以言情为主 ,意象多为南方风物 ;三是风格以婉约居多 ,意境具有朦胧、精致、温润的特点     

从综合到分析——以表告诉义的“谓”“语”消失为例

古代汉语中,"谓"和"语"经常被用在对话句中连接对话的双方并且引出对话的内容,晚唐五代开始,"对……说"逐渐普遍起来,其语法意义和分布环境与"谓"和"语"基本类似,因此,它作为一种新兴的更加精密的表达结构就从此逐渐取代了此前的单音词"谓"和"语",这正是汉语的表达方式由综合走向分析的一种表现,也是汉语复音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唐代中后期南方地区"客军"问题初探

唐代中后期,由于南方地区军力的薄弱化,因而造成本地军队稳定地方的能力的缺失,在遭遇规模较大的社会动乱时,往往无力戡平,故需征调客军驰援。本文通过对发生动乱的南方,出兵客军的来源、出兵客军的数额、出兵客军的战效等方面进行考察,发现来自中原藩镇的客军是维系南方地区长期稳定的关键。     

国民党军队内部权力博弈与中央红军“出湘入黔”的成功

中央红军"出湘入黔"的成功是多方力量互相制约和互相作用的结果。因蒋介石欲借"剿共"削弱地方军阀,国民党地方军承担了"追剿"中央红军的主要任务。湘、黔、桂三省负责"剿共"的地方军阀在蒋介石和红军的双重压力下,自知实力有限,故更注重自保而不是取得战果。虽然蒋介石在通道会议前便已对中央红军西进入黔的可能性做了分析和应对计划,但地方军阀从各自利益出发,并未依照计划集中部署优势兵力。最终,黔东南地区出现国民党防守空虚,中央红军避实就虚,由此转入国民党军力相对薄弱的贵州黎平地境,争取了战斗主动权。     

宋朝统一岭南的战争——兼论古代"合纵连横"传统的湮没

割据岭南的南汉国在宋朝军队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这不是个别现象,同时期南方各个政权的情况大同小异。主要原因在于,自秦统一中国到北宋初年1200年间的时势变迁,大一统已经成为国人心目中治乱兴衰的灵丹妙药和必然归宿。占据中原地区兵力强大的王朝往往成为一统天下的符号,其南方对手则闻风丧胆。中国长期逐渐积累而成的这一文化心理不但对宋朝的统一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是探究两宋以后中国社会分裂割据何以明显减少,大一统局面何以空前稳固的一把钥匙。     

以“组织化”抑制“割据化”:1911年-1949年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背景、范式和展望

"割据化"的政治权力结构阻碍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辅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何有效地组织国家政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因此,"组织化抑制割据化"也就成为贯穿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线索。在这个基本线索中,"政党—国家"模式构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范式。"政党—国家"模式以国家主义政党为载体,依靠政党的"组织化"力量,以"一党执政"的政党结构与"政党—国家"一体化的党政关系为主要特征。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克服"割据化"的政治权力格局,从而维系国家政权的统一。但是,这种范式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也表现出客观的历史局限性。     

从方镇牧伯到武臣阶秩——唐宋职位符号品位化的个案研究

晚唐五代,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和刺史等"牧伯",皆是地方军政长官,属于职位序列,但已经开始发生名实分离,"实任"之外,复有"兼领"与"遥领"之别。至宋,则演变为纯粹的武官品位,知州取代"实任牧伯"为地方行政长官,"兼领"与"遥领"则转变为由"武选官"和"军职"共享的武臣阶秩。五代宋初中央军事优势的重建,"兵权宜分"的政治理念,是牧伯品位化转型的背景和主要的推动力。在宋代的政治实践当中,牧伯的品位化,发挥了使武官进一步分化为"武选"和"军职"两大不同群体的作用,从而强化了皇权对兵权的控制。     

从御匪到救时:道咸之际清廷团练动员的兴起

清廷针对太平天国的团练动员并非一次性的举动,而是于道咸之际经历了从最初要求广西一省"普行团练",到太平军突出广西后逐步扩展办团区域,再到咸丰三年正月初八日向各省绅民发出总动员令的渐次展开过程。其间,随着各省安全形势的恶化以及一些地区办团效果的初显,清廷对团练动员的重视程度日渐加深,使得"办理团练"从最初边陲省份的御匪之策提升为面向王朝的救时良方。同时,由于意识到地方官无力完成办团过程中劝谕、捐输等繁重事务,清廷将广西地方当局创设的以在籍绅士协助地方官办团的做法予以谨慎推广,并于发出办团总动员令后不久开始向各省大规模委任在籍绅士,随之形成的"团练大臣"群体则引发了地方权力结构的显著变动。无论是通省办团还是委任在籍绅士,其推广过程中的小心翼翼反映出清廷对于民间武力和地方绅士既欲倚重又不无担忧的矛盾心态。     

17-19世纪越南阮主时期对华关系研究

越南是中国的南邻.17-19世纪越南处于南北纷争时期.阮主政权从一个偏安江南、地狭人少的地方割据势力,经过发展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的政权,它奠定了今天越南南方的基础.阮主对华关系成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中越关系的发展对阮主的统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朔方军何以未割据自立?

唐代明方军是唐王朝的一支边防军,也是唐代活镇中势力较强的军队。安空之乱后,各地藩镇先后不同程度脱离甚至反叛中央,唯朔方军始终恭顺中央,并且在平定安由之乱以及削平各地落镇叛乱战争中超过很大作用,写真名割据藩镇形成鲜明对此。对于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史学界大多认为,朔方军对中央经沂采源的过分依赖,决定了它只能恭顺中央而不能割据自立,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考察唐代历史,自安由乱后,唐代的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唐政府也曾于南方设立了为数众多的节度使、经略使晋,而这些地区导明方军镇一样,…     

南朝后期吴兴沈氏考释

吴兴沈氏作为南方土著,在晋宋易代之际以军功兴起。但自萧齐以后,沈氏门风开始经历着由武入文的变化。这一变化虽对沈氏家族在中央的政治地位有所影响,但也使其家族形象在历史上凸显出新的层面:一则作为地方势力的崭露,一则为对南朝文化的影响。     

晚唐五代李茂贞割据地域考述

晚唐五代之际,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以凤翔镇为基础走上割据,建立偏霸政权,割据地域包括关内道大部、陇右道东部、山南道大部、剑南道一部,势力波及四道十五镇四十余州,在北方与梁、晋两大势力集团成三足鼎立之势,是晚唐五代时期重要的地缘政治势力。     

民国时期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选择与实践行程

中华民国建立前后,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有过从联邦制到单一制的转变。此后经北洋军阀统治到国民党统治,国家结构形式在制度形态上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民国时期国家结构形式的实践表明,中央集权缺乏相应的权威,地方分离割据势力是中央政府无法消除的心痛;地方自治举步维艰,往往为中央或地方的官僚政治所利用。以独裁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都是一种官治,而官治则是民国时期国家结构形式实践中的病原。     

重估井冈山时期的“三月失败”

1928年3月,毛泽东率领在井冈山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原秋收起义部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以及由井冈山和宁冈具地方武装王佐部、袁文才部改编的第二团,应中共湘南特委的要求,开往湘南,支援朱德、陈毅等和中共湘南特委领导的暴动,“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对这一史实,史学界一致认为是井冈山斗争的一次失败,称为“三月失败”。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     

爱国与忠君思想在分裂割据和大一统时代的文化意义——以屈原类型和杜甫类型为例

古代中国的农耕个体经济、社会政治结构是形成爱国与忠君思想的基础。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过短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因分裂而出现的"国"只能是中国境内的地方割据政权,而非主权国。这些"国"都有着共同的中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其爱国思想属于中国爱国思想文化传统。古代中国的爱国思想往往与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这是古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必然产物,是古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特质,而非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屈原和杜甫分别是分裂割据时期和大一统时代爱国与忠君思想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爱国与忠君思想文化传统的一些规律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