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视角的现代性反思

由于放弃了超越性的终极价值层面,现代性的社会理想凝固化为实托邦,成为"单一的现代性",隐藏着"现代性之隐忧"。走出这种现代性困境,需要突破意识形态框架,在现代性与乌托邦的相互关联中,使现代性成为"一项尚未完成的规划"。一方面,从乌托邦维度开启现代性的诊断与治疗,享受现代化的积极成果,试图走出困境和出路;另一方面,运用现代性语境中的普世价值,乌托邦思想本身从目的转向过程,形成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辩证乌托邦"观念,发挥乌托邦观念的积极意义。     

现代性与乌托邦交织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狭义“现代性”张扬理性、主体性,相信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工具理性、科学主义、世俗化等成为人们追逐的现实目标。“乌托邦”是人们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对终极性社会理想的一种构想,表达着人们的追求和期待。传统社会主义由于没能解决好二者之间的困境与冲突,使现代化步履艰难;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现代性的生成、工具理性的张扬,使乌托邦面临一种“现代性”困境,遮蔽了乌托邦的内在价值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选择。     

现代性论域中的乌托邦重构

人和社会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总是需要不断地被批判和超越",解放"因此成为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在现代性的谋划中,理性在"人的解放"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既是推动人走向解放的动力,又是衡量人的解放程度的标志。然而,现代性和启蒙理性为人寻找新的价值归宿的企图没有奏效,启蒙创造的工具理性乌托邦破灭了。对现代性的"解放逻辑"及其内在悖论进行深入的反思,成为当代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乌托邦被置于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重建一种合理的乌托邦理论,成为超越启蒙以来的现代性的可能性选择。     

作为“反方案”的反乌托邦文学

乌托邦文学创作的主题经历了从古典反乌托邦小说的理想瞩望、近代乌托邦文学的未来社会方案设计到20世纪反乌托邦小说对现代性方案的反思和批判三个阶段。反乌托邦小说表达了对当代社会科技与政治领域严重弊害的深切反思和对未来社会恐怖图景的绝望与反叛。这种绝望与反叛并非对现代性价值理想以及"进步"观念的全然否定,而是以一种"反方案"的方式表达着作家们对未来的筹划,是人们热切期盼健全、合理的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情结的另类形象表达。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逻辑——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困境与出路

安东尼.吉登斯是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杰出理论家,对现代性的特征、风险后果以及现代人等都独具见地。他对现代性的贡献还在于试图以"人类解放"为着眼点,探求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解放政治是面对他人和自然的奴役与束缚,诉诸"解放"的斗争思维。面对其困境和矛盾,吉登斯前瞻性地勾画出生活政治蓝图。作为现代性问题转向的政治范式,两者都不可避免具有乌托邦倾向,但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使人们看到生活政治的某种现实主义曙光。     

"现代性"乌托邦与现代文学史建构

"现代性"在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风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它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提出之后文学史建构的重要维度,它不仅仅是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的解构,也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增加了"世界"向度与审美的"现代"品格.但"现代性"概念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也遮蔽了"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文学史事件,以"现代性"视角建构文学史有其积极意义,但它的历史局限也是不能忽视的.     

现代性价值:从"实体之自由"到"关系之和谐"

现代性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个体自由",其理论旗帜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和谐",其理论旗帜是马克思主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预设了现代性价值由"实体之自由"发展到"关系之和谐"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这一必然性,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重建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评析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危机表现得尤为紧迫和严重。全球化语境下对现代性的反思表现出新的特征,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突出反映了这一特征。对理性的不同态度使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分别提出了重建现代性与重写现代性的不同构想;在完成各自的构想中,哈贝马斯采用了普遍语用学的方法,重建普遍交往理性,利奥塔则用语言游戏的方法解构普遍理性;哈贝马斯为现代性设计了一个美好的交往乌托邦,利奥塔则终结了现代性的乌托邦理想。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普遍交往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交往理性超越了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视域,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思想指导。     

空间乌托邦的现代性建构——以城市空间的先锋派试验为例

西方20世纪前期的先锋派围绕城市空间进行了一系列艺术试验,从而开启了空间乌托邦理论建构的先河.无论是圣埃利亚的"未来主义城市",还是科比西埃的"明天的城市".作为先锋派借助城市空间表达其现代性体验的范本,都希望通过空间关系的激进变革来建构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世界.这种立足于现代技术神话基础之上的空间乌托邦试验最终均归于失败,这一结果深刻揭示出现代性的悖论逻辑,也为当代城市空间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作为方法、知识与想象的“晚清”文学——“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的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这一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审美乌托邦的现代想象:从韦伯到法兰克福学派

从美学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审美乌托邦的理论设想,与马克斯·韦伯存在千丝万缕的批判继承关系.透过这一关系,批判理论对现代艺术的乌托邦想象才有更加合乎逻辑的建构线索,其乌托邦观念在现代性语境中的理论意义及其局限性也可以被更深刻地揭示出来.中国当代文化理论的自我建构,应能从中汲取丰富而有益的思想养分.     

论现代艺术体制中的乌托邦构想

审美乌托邦是审美现代性对抗启蒙理性的产物,它与16世纪莫尔的乌托邦构想有很大不同,这主要表现为审美乌托邦是通过个人精神的解放来实现其普适性的审美救赎功能.但审美乌托邦的个人精神解放路径与其审美救赎的普适化追求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文章从现代艺术体制产生及演变的视角对这一内在矛盾加以分析,并指出现代艺术体制自主性原则既是审美乌托邦规划的体制保证,但同时它也孕育了审美乌托邦规划最终的失败.     

基于辩证图式伸张解放政治的辩证乌托邦话语——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给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哈维基于"辩证认知图式"和过程乌托邦概念,考察了新自由主义从乌托邦话语落实为物质实践的简要历程。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充分证明,其"别无选择"实际是有目的的阶级力量重建;认为当前全球的两极分化不是新自由主义制造而是市场的"负外部效应"的观点,在政治上是天真和有害的。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话语给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启示是:如何伸张解放的乌托邦话语并在变革社会行动的各环节上穿梭,从而在消极意义上戒备新自由主义,在积极意义上将替代资本主义的实践汇集起来,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政治地形。     

是从乌托邦到科学,还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理论

１５１６年,英国人文主义者莫尔在《关于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简称《乌托邦》）首次提出了“乌托邦”（ｕｔｏｐｉａ）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广泛地出现于各种对现实社会批判和对未来理想社会设计的文献中,尤其是大量出现于社会主义的文献中。１９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社会主义完成了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１８８２年）中明确宣告社会主义运动中乌托邦思潮的终结。然而进入２０世纪,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分化,乌托邦的思想以各种形态在社会主义研究中得到了复活和更新。其…     

现代性的辩证省思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中国现代性建构在"古今中西"问题域中显得异常复杂,亟需在厘清现代性自身属性及其合理形式的基础上,推进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路径的思考。现代性脱胎于西方文化传统,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但经过理性化论证以及资本主义扩展而具有普遍性维度。对于现代性需要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出发予以理解,在普遍的人的解放尚未实现以前,现代性属于趋向具体普遍性的文明论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作为现代性的合理形式出现,但资本主义形式必然产生"反现代性"的异化形式,使现代性运动表现为理性化话语与强制性权力相结合的矛盾关系,而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形式则是一个既合乎历史必然性也合乎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合理结果。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在当代中国还处于实践和理论不断生成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两大问题:驾驭资本和再造传统,前者缘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后者缘于中华传统现代化目标,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追求。     

早期马克思思想中当代乌托邦因子的生长轨迹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生成的乌托邦意识是获得对马克思未来思想与哲学变革的深层逻辑认识的先导。文章集中阐述了马克思早期文本所展现的这种乌托邦意识。早期的乌托邦因子的初步表达,到在当代乌托邦因子的引发中展开哲学探索,再到乌托邦实践旨趣引导的外部世界批判,转向"新哲学"的当代乌托邦因子对传统哲学的扬弃,最后在唯物史观开启时把握历史解释向度中"科学精神"与"乌托邦精神"的结合,从而对其完成哲学变革所体现出来未来思想的文本做了大致完整的描述。     

罗蒂后现代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

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后现代哲学的重要代表罗蒂,试图清除西方启蒙理性形而上学的地基,在当代为西方启蒙政治理想替换更加实用的新地基,以阻止马克思政治哲学对启蒙政治理想根基及整体的动摇,尤其是要重点阻止“马克思的幽灵”对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的强力批判,进而实现其希望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并因此与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批判发生理论碰撞.罗蒂对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也有所认同,其有限肯定主要是体现在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中.但其有限肯定是为了根本否定.从根本上说,罗蒂后现代政治哲学与马克思现代社会政治哲学是异质性的,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观也是相悖的.     

中国现代性的椭圆结构——“八二宪法”中的“建设者”述论

当下中国,社会主义价值与现代性始终是国家所追求的双重目标。中国的现代时间包括"革命时间"与"当下时间",而同为现代时间意识的革命与建设并非前后之决然二分。"建设者"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功能身份概念,它的出现与"八二宪法"的时间观、时间意识密切相关。宪法中的"建设者"作为一种时间维度的存在物,正处于这一进步主义时间坐标的"现在"位置上。工人阶级分享了执政党的阶级优势,成为其执政的"阶级基础","建设者"分享的则是在国家现代性目标中的功能特性,成为执政的"群众基础"的一部分。国家现代性既需要具有革命血统的工人阶级保证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也需要"建设者"等其他社会阶层对国家现代性的实际贡献。"建设者"受制于宪法所构筑的"国体语境"(阶级性),同时又独立于这一语境,而与国家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就其来源而言,它所属的"新的社会阶层",既是国家现代性的伴生物,又是促进国家现代性实现的重要主体,其意义将由"未来"(目标)给付和规训。"建设者"的现代功能身份与政治身份的二元构造,说明了党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其理论已发生衍变的事实。     

“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意识

与传统哲学教科书模式所表述的"超历史"的"普遍原理体系"不同,历史唯物主义有其时代性的问题意识。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克服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诸种对抗性、分裂性矛盾,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意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主要不是贯穿于任何历史时代、地域文明的"普遍历史过程",而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主旨主要不是发现、阐明超越时代差别的"普遍历史规律",而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建构社会主义"新现代性"。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不是"纯粹历史哲学",而主要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其理论特性主要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性立场和超越现代学科分工的总体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