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与湖湘学者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

学术界素来重视朱子与阳明在知行问题上的差异,并由此理解理学与心学两派学术的异同。然而,本文则通过对朱子与湖湘学者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试图澄清朱子本人那里颇为复杂的知行学说,并由此梳理出整个宋明理学的基本脉络,即立足于工夫论的差异,以明道、上蔡、五峰一路,主张上达而下学,即以上达为入手工夫,久之自有下学之效;另一派则为伊川、朱子、象山、阳明一路,主张下学而上达,即以下学为入手工夫,久之自有上达之效。就此而言,象山、阳明一路并不构成整个宋明理学在工夫论上的两极,其实不过下学一脉的歧出而已。     

论湖湘学派的“修身”思想

湖湘学派继承了先秦儒学重视道德修养、伦理教化的传统,认为只有通过“修身”、“养性”的途径,方能达到成道求仁、治国安邦的功利目的。一儒家的治国之道,是将伦理与政治,伦理、政治与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倡导、实行的,突出地表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关系的提出,即要想“治国、平天下”,首先就要从“修身、齐家”做起;而要“齐家”,其首要又在“修身”。因为“修身”与“治国”紧密相联,或者说“修身”就是为了“治国”,所以湖湘学派在“修身”过程中,特别强调培养学子“忠君报国”、“济世救民”的爱国思想;“…     

朱子学派与南宋出版

在中国出版史上,朱熹及其门人开创了学派刻书的先河。作为当世大儒,朱子躬亲领导刻书出版,对于福建建阳、漳州,以及江西南康等地乃至整个南宋的出版业,无疑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朱子门人活跃于闽、浙、赣、粤、湘、鄂、川各地刻书,形成了群体从事出版的规模效应。以熔铸新儒学为目标,体现了重新诠释与整理儒家典籍的专业性与系统性,是朱子学派刻书的显著特点。     

论王船山对湖湘学派的思想承接

王船山出生、成长、生活、著述于湖湘大地,从地域理学的维度考察船山思想的形成,既能深化船山思想的研究,又能深入对湘学的了解。船山思想与湖湘学派之间有重要的思想承接关系。一方面,从湖湘学派到王船山,其间有明晰的人物传承谱系:胡安国-胡宏-张栻-吴猎-吴道行-王船山;另一方面,王船山在辟佛观、理欲观、人性论、知行观、经世观等方面,与湖湘学派之间表现出深刻的思想传承。     

论南宋湖湘学派文学的共同特征

南宋湖湘学派因其理学追求的一致性,使其各阶段大家(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拭、彭龟年)的文学恩想和作品主要内容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即重道轻文的文学观念,论道论学的本色追求,慷慨论政的经世趋向,其细微的差异性又折射出湖湘学派文学的发展变迁.     

张栻的思想及湖湘学派的衰落

湖湘学派是宋代学派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其理论是在紧紧依托宋朝的时代背景下所提出来的,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但湖湘学派的衰落也非常迅速,本文所探讨的是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的一些思想及湖湘学派衰落的原因。     

南宋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的学术交流与思想差异

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都是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学派。浙东与湖湘二学派在思想联系契合的同时,也有差异和思想冲突。浙东学派学术思想的最大特征为"尚事功""重史学"。湖湘学派最突出的思想特征是"经世致用"。胡安国重《春秋》,揭经世致用之旨,是"尚事功"和"重史学"的先声。浙东学派多人师从胡安国,或为胡安国的再传弟子,胡安国的思想内容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宏既注重在经史典籍中进行理论探索,又倡导经世实学,亦与浙东学派契合。湖湘学派在对待事功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相对辩证的态度,既重视内圣成德,也不忽略外在事功,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特征。相对而言,浙东学派重视事功,朱子学派强调内圣,湖湘学派则介于二者之间。湖湘学派与浙东学派的思想差异在义利王霸和道统说两个具体问题上得到突出体现。     

张栻与湖湘学派——标点本《张栻集》前言

张栻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为基础,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初步规模,也使他自己逐渐成为集湖湘学派之大成的代表性人物。朱张会讲在湖南乃至全国书院和学术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书院与理学的一次完美结合,也可以说是书院与学术一体化机制形成的标志,更是湖湘学派终成盛大之势的标志。     

湖湘学派之历史哲学特色与渊源流变——以胡安国对程颐《春秋》学的承继发展为中心

胡安国《春秋传》继承程颐观点而又有所突破,首先从主体心体先验的角度,强调"心"在解经中的作用,同时以心体之先验作为正确认识历史事件、会得圣人之意的关键.以基于"夫妇,人伦之本"的家庭作为历史单位,以源自于此的父子、君臣之义是否被遵循作为观照历史的视角,标明了天理这一抽象的绝对精神是如何体现于具体人事的.在历史规律的认识方面,胡安国将三代解释为按照礼义规范运行的理想治世,依据其天理的本体体认,提出"以人合天""以义立命"的个体自处原则.而后胡寅、胡宏皆从完善本体解释的角度努力实现对其父思想的完善.     

辨析朱子心性论中的“心”

有关朱子心性学的研究和论争一直是学界的热点和难点,其中争议较多的集中在以下几个大的问题上:心属理,或属气?心是形而上的,或形而下的?心是本体吗?心与理是相通,还是相同?朱子是心性一元论,还是二元论者?心在朱子的心性学说中到底处于什么地位?论文的立意就是抱着这些疑惑,力图在朱子的文本中发现一点蛛丝马迹,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立场.     

穷搜覃思 探源识流——评《千年湖湘学探源》

作为湖湘文化内核与精髓的湖湘学 ,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支脉 ,它发轫于南宋初年 ,流风所被 ,化及千年。自改革开放以来 ,不断有学者对湖湘学及湖湘文化开展研究 ,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这些研究还是显得比较零碎 ,远远谈不上系统化 ,因而难以让读者窥其全貌 ,也就无法全面地认识与科学地对它进行继承与扬弃 ,湖湘学的真正源头在哪里 ,它兴起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是什么 ,湖湘学的理论体系由哪些内容组成 ,延绵千载的湖湘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可分为哪些阶段 ,湖湘学基本理论的发展沿革与流变情况 ,湖湘文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有哪些…     

论朱子诠释学中的“理”路

朱子诠释学是在"理一分殊"的大框架下,逐步系统展开的。朱熹认为,"物理"是万物之理,是所有事物得以存在的依据,亦是所有事物在分享"理一"后具体的呈现;"文理"是文本之理,它是经典对万物之理的承载,既体现于文本结构的脉络、文义中,又表露于圣贤文字、语句所蕴藏的义理之中。在文本诠释中,"物理""文理"必须相互关联,彼此统一。其最终要达成的效果是,经典要义的理解必须基于意义的理解,在文理逻辑的推动下呈现,而多元化文本的意义理解又必统摄于单一物理的理解之下。可以说,"物理""文理"恰似"对子",对之关系的正确理解是后人把握朱熹诠释理论架构的关键之匙。     

源可寻而濯我缨--《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评介

作为一部中国哲学专门史,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立新先生的新著<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无疑是近年来海内外湖湘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论学派——兼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派问题

学派是由不同学术个体研究个性的张显和聚合而形成的社会性团体。与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团体相比,学派的特点明显可见:学术性团体、特殊的研究实践、隐性的学术体制和具有社会历史性影响。判断是否为学派的标准如下:自然形成且以学术为旨归的组织结构、特定的研究方向和风格、成员之间的关系具有拟亲情性质、拥有叫得响的研究成果、学术主张为学界所瞩目,以及学派不是宗派。学派的产生和存在与学术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不同学派间的争鸣是学术繁荣的前提。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学派,例证有:通史学派、价值论学派、文本学派、中国化学派和范式或叫反思学派。     

复性之学与教化之乐——论朱子“学而”章解之诠释及其意义

朱子对《论语》"学而时习"章作出了综合诸说而别开生面之解,具有奠基其四书学的意义。朱子之解围绕何为学、如何学、学何乐、学何成四个中心问题而发。从工夫实践着眼,朱子提出以"效"释"学"说,主张"学字本是无定"之开放观念,"明善复初"乃为学之目的,以此绾合四书;视"时习"为孔门"第一件",阐释了其内在的工夫意涵;凸显先知先觉的示范意义,认为朋来而乐非讲习切磋之乐,乃"善信及人"的教化之乐。此乐彰显了教、学的双向一体及大公无私之精神。全章乃一层次分明、逐层递进之连续体,"学而时习"居工夫要领地位,由此进于自得之悦、教化之乐、不愠之德,经此教、学双向一体之历程,最终成就君子人格。朱子之解广大精微,突显了儒家道德教化的特质,今人应深刻领会其智慧,以为开新之资鉴。     

朱子对《孟子》“尽心”“知性”诠释中的心性论问题

朱子对《孟子》'尽心'知性'的解释不同于通常理解的'先尽其心而后知性',他认为'尽心'是'知性'实现之后达到的效果,而'知性'则是在格物穷理的工夫过程中对'性'的彻底把握。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在于:首先,'性'作为心灵活动的本质应然倾向,是'尽心'要实现的具体内容;其次,'知性'的'性'在根本上是普遍的本质应然倾向在人与物身上的具体呈现,但这只有经由格物穷理的过程,才能真实而具体地由心灵所把握,而这就是'尽心'的达成;最后,对'性'(也即'理')的真实把握必然'不容已'地带出对本质应然倾向的落实,故而'尽心'既是知得尽,又是行得尽,'尽心'的达成因而实现了知与行的真正统一。     

“圣门末后亲传密旨”——朱子“忠恕一贯”章解的思想意义

朱子视"忠恕一贯"章为<论语>第一章,"一以贯之"为圣门末后亲传密旨.他以理一分殊诠解"忠恕一贯", 并与"一以贯之"比较,阐释了儒学的本体、功夫关系,剖析了忠恕说的三层含义,批判无本的浙东功利之说、舍末的陆象山心学、禅学.朱子对"忠恕一贯"的认识历经一长期演进过程,体现为对二程说的消化.对"忠恕一贯"章的诠解在朱子经典诠释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整个<论语>诠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宏与朱熹“察识”“涵养”先后之争的原因检论

对察识涵养工夫的考察,关系到对宋明理学工夫论的理解。胡宏确立"先察识后存养"的工夫进路,朱熹认为缺少一段未发涵养工夫。两派论争的原因可作四个方面分析:首先,湖湘学派视性为未发、心为已发,故只需在已发上做工夫;朱熹将心视为有未发和已发两段,故未发时也需做工夫。其次,胡宏认为仁体是心体,做工夫是针对仁体;朱熹认为仁体是性体,未发涵养不是针对仁体,而是作用在心道上。如此朱熹才能规避两个"心"的矛盾,因为涵养工夫没有对象,只在心道上清除仁性开显的障碍。再次,湖湘学派主张从已发到未发的工夫进路,朱熹主张从未发到已发的工夫进路。最后,湖湘学派与程颢的识仁理论较为接近,朱熹所承之道南学派则倾向于程颐的重视未发。     

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思想基础

朱子人性论是“自然常道”思想基础上强调“当然”的客观道德价值论。戴震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同时导致了人们忽视了朱子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基础。朱子通过对天道的体认,揭示出人性的自然之常道。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表征“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强调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基础,并不悖于其贯穿始终的道德价值目的论。朱子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其理欲观、道心人心之辨及其修身论,都是自然常道基础上的人文道德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