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务工农民救助体系构建的障碍和应对策略

构建城市务工农民社会救助体系,对促进农民的市民化有现实意义。当前农民工集中的城市政府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积极性较低,究其原因是资金不足。要想解决此问题,国家层面要对财政转移支付模式进行改革,提升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制定农民工社会救助政策的积极性,当地政府自身也应有远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从农民到农民工:经济发展战略下的制度变迁分析

中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出"农民→农民工→市民"独特路径,进城务工的农民先成为"农民工",不能享有市民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转为市民则面临重重困境,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由此产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与二元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文章对农民工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阐述农民工制度的形成背景、博弈过程、路径依赖特征以及制度构成,并对农民工制度的效应与影响进行分析。     

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均表明他们未能真正融入城市,而是呈现一种“虚城市化”现象。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农民工的“虚城市化”只是其市民化进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为尽快完成这一转变,一方面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素质,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应当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努力增加制度供给,改善制度环境,并且积极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要让农民有序市民化。然而,农民进城务工,一部分农民工适应城镇生活,顺利融入城镇,成为新市民;一部分农民工难以成为城镇就业主体,融入城镇受阻,有的回乡务农或创业,成为新农民或小企业主,有的则回不去农村,又融入不了城镇,成为漂的一族。可见,农民市民化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农民工的融入性教育势在必行,迫切需要建构融入性教育机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让更多的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顺而有序。     

从城乡一体化看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难题 ,“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的一项很必要也很及时的举措。其实 ,“农民工市民化”其根本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对立 ,农民工产生的根源在于“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隔离 ,因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 ,以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途径探析

任何一个国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必然经历农村人口向非农业人口、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过程,而我国正处在这样的阶段。并且农民向城市化的转移,尤其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正在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意义和现状出发,利用西方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观点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进行探悉。     

从政策目标角度谈缓解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压力的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但当前这一工作面临政策导向明确但配套制度改革滞后、进程缓慢导致农民工内心受挫、全面掌握农民工市民化愿望困难、城市接纳能力有限等诸多压力.在重新审视我国推行农民工市民化的三大主要政策目标基础上,提出了继续大力发展农村、提供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明确土地政策、充分考虑农民工市民化愿望的差异性、提供市民农民化途径等措施来缓解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压力.     

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文章利用2016年厦门、苏州、东莞三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调查数据,分析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市民化意愿被分解为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落户意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具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民工不足一半,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感是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务工单位成立工会、每周工作时间、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对两类市民化意愿都有正向影响,拖欠工资经历则不利于两类市民化意愿的产生;城市入户意愿的形成对就业质量的要求更为严格,受教育程度、工作满意度等对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的变量,对入户意愿不再具有促进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在开放户籍制度之外,还应该从提升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度方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群体分化与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完成农民从体现传统社会特性的“村民”角色向体现现代社会特性的“公民”角色的转型,即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农民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而且其不同群体市民化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我国的农民市民化必须结合实际,坚持由易到难的原则,积极、稳妥、有序地按步骤、分阶段推进,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首要环节。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小农的终结与居村市民的建构——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农民的一般进路

中国农民正徘徊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入口处,何去何从,存在诸多变数。在西方城市化理论中,小农与市民是分野的,生活在农村的小农必须经过市民化改造才能转变为城市市民。中国农民市民化有其特殊性,庞大的农村人口不能都涌入城市,采用就地市民化方式可能更切合实际、更卓有成效。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讨论小农前行的进路和归宿可以看出:时下中国小农正趋向终结,将分化为城市市民和居村市民,其中居村市民主要包括居住在农村城镇、集中社区的市民和市民化农民或职业农民。国家的市民化政策不仅要安排好农民工和城郊农民的市民化,还要以城乡一体化为理念大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使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也能过上与城市市民等值的社会生活。     

城镇农民工就业的非组织化及其市民化约束

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同时,实现1亿人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的质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就业是市民化之本,基于就业转型的农民工市民化才是城镇化题中之意,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实现农民的稳定就业。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就业形式分散性、就业收益非规模化、劳动权益保护非组织化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性等非组织化特点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农民工被动选择的结果,非组织化就业对农民工收入、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安全防护和城市社会融合形成约束,以致农民工被社会政策和组织文化边缘化。建议加强灵活就业者权益法律保障,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双挂钩和社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进进城农民工职业管理和市民化。     

县域城镇化视角下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差异研究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问题揭示了中国农民工最终走向的一个可能。“家乡”的边界因务工经历和资本积累发生了拓展,超四成第一代农民工愿意返回老家地级市、县城或中心镇,“城里有房、老家有地”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的普遍追求。他们返乡决策差异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受教育水平较低、经济能力较弱、社会融入较差的第一代农民工选择返回“村域乡”;而年龄相对较小、教育水平越高、经济能力较好、社会融入能力稍强的第一代农民工会选择返回“城域乡”。身份认同、城市住房、乡村土地共同影响着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决策差异。构建良好的县乡关系,提升和完善县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发挥县域“国家—社会”“城市—乡村”纽带作用,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重背景下第一代农民工“软着陆”的关键。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河北省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一书评介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在为城市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尴尬处境.城市农民工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型,真正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不仅关系到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是关系加快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刘丽等人撰写的力作<河北省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河北省城市农民工的现状调查为切入点,层层剖析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过程面临的种种制约性因素,并进而提出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     

居村农民市民化:何以可能?——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路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它要求在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建设来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并最终消解城乡二元结构.与此相应的农民市民化需要多头并进,除了继续推进农民工、城郊农民向城市转移外,还必须根据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加大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力度.居村农民市民化理当成为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重头戏,其进路在于:城乡一体化为居村农民市民化拓展、建构了可能空间,而农村公共服务的城乡等值化建设则让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构建新时代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指标体系研究

进入新时代后,高质量推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具体行动和现实检验。研究构建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农民工市民化质量多维观测体系,为客观衡量农民工市民化质量和水平,系统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短板不足提供一个评价依据和价值导向。将处理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转”与“化”、“量”与“质”、“乡”与“城”、“城”与“镇”、“走”与“回”等方面关系作为寻求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可行路径,对于丰富新型城镇化理论体系,改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不足及其提升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抉择,直接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畅,除了受阻于客观的制度障碍,还受制于主观的市民化能力不足,这体现在农民工由于制度制约以及受教育程度低所形成的就业能力弱、工资收入低等。这些因素直接阻滞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统筹农民工教育培训改革,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能力,继续破除现有体制机制障碍,为农民工市民化开启便利之门。     

农民工市民化的促进措施研究

受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的市民化是不完全的,农民工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不同步,进得来城市但融不进城市。表现为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市不同权,收入低,市民化能力弱,绝大多数只能居住在城中村、棚户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构建"半市民化"进程中伴生的不良现象的预防机制,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加快社会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工市民权,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现状与反思：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在新时期的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在代际更替中已成为外出务工的主体。较之父辈,他们身上消减了对农村土地的依恋情结,增强了对流入城市社会的决心和憧憬。然而,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城市内部演变为新的二元结构,这使得“新市民梦想”与“城市融入”的实践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这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本身、政府及全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并需共同解决的严肃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