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情同意之法理求索

知情同意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调整医患关系的基本准则,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是一种单独的侵权责任形态,患者可提起独立的侵权损害赔偿。在我国,由于医事立法不足及传统观念的影响,知情同意尚没有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责任形态。侵权责任法已经列入今年的立法日程,正在审议的侵权责任法草案把医患纠纷也纳入其中。因此,探讨我国知情同意制度之法理,认识其在医事领域的重要地位,对立法和实践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诊疗活动中患方的知情同意权

患方知情同意权是患方制约医方滥用诊疗权的一项权利,其产生源于患者对医师的不信任。随着医疗行业的市场化,患方的知情同意权逐渐得到我国法律的认可。知情同意权的行使涉及诸多方面,情况十分复杂。医疗机构滥用医疗同意书是由于医方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误解。在医师尽到说明义务且征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医方虽没有过错,但仍发生了医疗意外,医方对由此造成的损害不负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知情同意权的法律思考

知情同意权在医患关系中是患者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虽在有关立法中赋予患者这项权利,但知情同意在医疗事故中并未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提出来,更没有提到知情同意权。在实践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还经常被侵犯,无法真正实现。因此,从法理角度来阐述保护患者知情权的理论根据非常必要,患者知情同意权应受到法律保护。     

论过度医疗侵权责任

采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对过度医疗侵权责任进行探讨,认为过度医疗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违反诊疗规范或超越疾病本身实际需要,故意实施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侵权行为.过度医疗侵权责任的成立需满足法定的责任构成要件.过度医疗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患者可选择要求医疗机构承担侵害知情同意权的侵权责任,或者承担过度医疗的侵权责任.     

患方知情同意权法理基础之重构

患方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及其家属的一项重要权利,但不少案例表明:一方面知情权受到很大限制,而另一方面同意权又被任意滥用,这与传统理论对知情同意权法理基础的构建不足有很大关系。仅强调对患者人格权的尊重这一法理基础,将会陷入对同意权的过度保护甚而导致对同意权的滥用;只有在知情权得到充分实现的基础上,患方知情同意权作为一个整体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因此,重构患方知情同意权法理基础的同时,患方知情同意权对我国的宪政建设也提出了重大考验,需对我国患方知情同意权的宪政建设提出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     

知情同意在中国医疗实践中的介入:问题与出路

知情同意作为生命伦理学的核心原则,进入我国视野三十余载,经历了从"简单同意"到"知情同意"的变迁。在我国的临床医疗实践中,知情同意具有信息告知的"权威主义"、主体的家庭主义以及操作流程中的形式主义特征,这些特征与知情同意本身的尊重、平等的价值诉求相去甚远。构建中国的知情同意制度,需要开启现代公民教育,加强权利启蒙与责任教育;强化医患信任制度建设,推动知情同意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建构独立的第三方干预模式,破解知情同意实践难题。     

中美APP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比较研究——以监护人知情同意为视角

在数字时代,各类APP中的儿童用户规模不断扩大,这加剧了儿童“触网”的低龄化趋势,而儿童本身的同意能力具有局限性,因此,监护人知情同意就成为保护儿童网络隐私的主要进路。世界各国也普遍重视儿童的隐私自决权保护,并将监护人知情同意作为儿童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立法的基石,中美两国尤其将监护人知情同意作为APP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核心规则。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在实践适用中,可细分为儿童身份识别、监护人知情、监护人同意、隐私政策执行这四个实质性环节。通过对中美两国儿童常用APP的考察,审视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实践过程,有助于分析我国的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在APP儿童隐私政策中的不足与成因。“识别”环节的失灵、“知情”环节的受阻、“同意”环节的失效和“执行”环节的不透明等情形,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我国APP中儿童网络隐私保护不力的困境。相对而言,美国的儿童网络隐私保护在诸多方面可资借鉴。立足于我国APP中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现实基础和实际需求,谨慎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妥适调整我国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适用的各环节,可以有效提高该规则在儿童网络隐私保护领域的适用性。因此,拟建议设定“儿童身份识别”的法定义务、细化“显著清...     

辩证地看待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的一种法定权利,包括知情权与同意权。根据马克思“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的思想,患者的这一权利既伴随着医方的义务,也伴随着患者自身一定的义务,因而该权利的真正实现需要医患双方辩证地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并积极地履行各自的相关义务,当然主要依赖于医方义务的积极履行。     

论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限度

在看似统一的“患者利益至上”目标下,患者知情同意权内部蕴涵着冲突与矛盾,其制度设计也模糊不清,以患者权利为破解医患关系困局的药方并不符合中国语境,甚至可能引发负面效应.若想促成权利的介入在医师与患者、社会与个体的交互中发挥良性的作用,就需要在充分认识和理解患者知情同意权所蕴涵的冲突与差异的基础上,消弭权利“武器”的对抗性在医患之间造成的对立情绪,并基于中国特定语境更加合理地设定和明晰医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精神权及精神损害赔偿

人的自然存在包括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对人的自然存在的保护应该包括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应承认精神权的独立性。精神损害是以精神权为侵害客体的民事侵权的必然法律后果,而不是侵害其它权利的民事侵权的偶然后果。区别侵害精神权的民事侵权和其它民事侵权,使其成为独立的民事侵权种类,有利于精神权的保护。     

知情同意制度与医患纠纷防范

近年来,医患矛盾有增无减,分析其原因,有许多矛盾都涉及到患者的知情同意权问题."知情同意"是现代医学伦理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亦是医疗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审视和研究患者的知情同意权问题,落实患者知情同意权,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推进医学事业的发展.     

身联网时代人身自由理论的数字法革新

身联网智能设备的社会化应用，改变了“人身自由”理论的传统认知，也推动了个人信息保护路径的规范性反思。而对宪法“人身自由”条款的规范性分析业已证明，以技术手段控制身份信息，既符合“搜查人身”的特征，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减损人身自由的效果。即便身联网企业可以凭借“知情同意”规则来规避“减损人身自由”的合法性难题，但在个人信息保护路径下依然难以区分“减损人身自由”的法律对象和适用范围。因此，身联网时代“人身自由”理论的革新，应当明晰“人身安全先于信息自由”的权利位阶理念，实现个人信息由“渠道治理”向“源头保护”的路径转向；明确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安全互惠关系，增设“责任减免条件”，补充“强制人身保险”与“信息保障基金”等侵权救济机制；围绕“强制许可”设定人身自由的“法律底线”，围绕“知情同意”明确减损人身自由的“上线”。     

权利互动视域下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从剖析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的现实困境可以发现,欠缺考量患者知情同意权依存性的研究,无法应对当下中国复杂的医疗实践。只有在健全患者知情同意权保障机制、疏导正当分歧、消弭非正当分歧的基础上,建立强患者知情同意权主义的制衡机制,防止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滥用,并促使患者知情同意权与医生治疗决策权均获得长足的发展,才是最大限度实现患者知情同意权,推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及医疗事业的稳步前行的或为可行的出路。     

我国侵权冲突法的演进及其最新发展

我国侵权冲突法立法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民法通则》、《海商法》和《民用航空法》规定了一般涉外侵权、海上侵权责任和民用航空侵权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则;《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不仅对我国一般侵权冲突法进行了发展与变革,而且规定了产品责任、人格权侵权和知识产权侵权等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选择规则。我国侵权冲突法呈现出若干新的发展态势:侵权冲突法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涉外侵权法律适用规则日益多元化;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被全面引入侵权领域;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在涉外侵权案件中发挥作用。     

论我国侵权责任的自主知识体系

我国有关侵权责任的自主知识体系集中体现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法治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侵权责任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突破了国外的债编体系,作为法典末编保护之前各编规定的民事权利,是民事责任从民事义务中分离构成民事法律关系第四要素的应然发展,使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和《民法典》体系更加科学,更符合时代需求。《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继承了中华法系“和谐”的法律文化,贯彻“公正”“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于资本主义侵权法源自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并以个人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侵权责任编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规定,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继承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观念,明确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具体赔偿范围和生态修复责任,是环境与生态一体保护的独特制度。侵权责任编中的医疗侵权责任与我国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医疗体制相适应,体现的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医师专家责任制度的医疗单位责任制度。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融汇各国侵权法的共性,又与其有以上本质区别,形成了中国自主的侵权责任知识体系。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价值取向

《侵权责任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一部重要的民事权益保障法。该法强调权利保护理念,尊重和保障人权;强化责任承担意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完善我国《侵权责任法》的途径包括：完善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体系;贯彻全部赔偿、惩罚性赔偿、限定赔偿原则。     

论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之争议

民法典中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创制,是我国环境民事立法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民法典生效后,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即刻引发巨大争议。对于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的适用范围是否包含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实务部门和理论界呈现截然相反的态度。究其争议产生之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环境民事责任领域,存在着侵权诉讼、生态损害赔偿诉讼、民事公益诉讼“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局面。而惩罚性赔偿责任能否在这三种制度中混用,则取决于其自身的目的和定位,以及三种制度各自的功能和界限。从我国环境民事责任的体系以及民法典的相关表述来看,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范围应当限定于一般侵权诉讼,不宜也无必要扩展至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之中。     

论我国患者知情权的司法保护

一般事项知情权是独立的法定权利。但无论是一般事项知情权还是未知情的同意,知情都很难得到司法保护。知情权是有义务无责任的权利,仅在少数情况下,才需承担履行告知义务的责任。知情权司法保护的主要障碍在于事实难以查明,原因在于告知义务履行的特点,即场所的私密性,过程的动态性、连续性。     

谁是医疗关系中知情同意权的主体?

<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是否已经明确将医疗关系中知情同意权的主体界定为患者?这一看似简单明了的问题,却由于人们尚未完全认清"患者"和"患方"的区别,知情同意权"主体"和"代理主体"的区别,而容易陷入混沌之中.为正确理解法律,本文拟就此作一分析.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构成要件

医患纠纷中,患者常以其知情同意权被侵犯为由,要求损害赔偿。因此,在医疗过程中,医患双方必须对知情同意权及其构成要件有个正确理解,同时,医方又要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只有如此,医患双方才能正确行使或履行知情同意权。对患者知情同意权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与梳理,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