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论体系”的国际考证

"国际犯罪论体系"是关于国际犯罪成立与形态的知识体系,"国际犯罪构成论体系"是关于国际犯罪成立的知识体系.刑法学的"犯罪论体系"、特别是"犯罪构成论体系"之争只能提供国际体系思考的知识论基础,但不能也不应直接进行国际转化.照搬法系或国内体系解读国际体系是行不通的,无法使两种研讨实现互动与双赢.     

犯罪论体系比较研究

目前,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中犯罪论体系模式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二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犯罪论体系;三是为苏联刑法学者所创而为我国所继受的称之为社会主义特色的犯罪论体系.三种犯罪论体系模式均非尽善尽美,我国的主流观点认为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并不是最为合理的体系."现有体系维持论"是较为适当的见解,刑法学术力量的重心应从"体系性思考"向"问题性思考"转移.     

反腐视角下犯罪论体系与证据体系一体化

刑事法治打击腐败需要刑法与刑诉法的双重运用,而刑法中犯罪论体系与刑诉法中证据体系又都各自有其局限,使得打击腐败的刑事法治理论在实践中难免产生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多元化犯罪论理论与一元化司法实践之冲突;传统犯罪构成主观的思辨导致被告人"口供"证据的强势运用;传统的犯罪构成不利于对案件事实及其证据类型进行合理区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证明标准的主客观层面不协调。为解决上述难题,坚持犯罪论体系与证据体系结构层次和逻辑推理的一致性,才可能实现刑法与刑诉法协调交互的一体化机制。     

论刑事诉讼视野下的犯罪论体系

刑事诉讼是根据犯罪论体系的指导对犯罪行为进行认定的过程.因此,犯罪论体系与刑事诉讼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犯罪论体系除了具有实体法性质外,还代表着刑事诉讼中犯罪认定活动的先后顺序和方式、方法.通过比较德日、英美、中国三种犯罪论体系的程序性特征,分析不同犯罪论体系蕴含的犯罪认定思维模式的不同,从而展现犯罪论体系对刑事诉讼的影响.这种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的分析,对加深刑事诉讼程序设计实体法环境的认识以及对犯罪论体系建构中的程序法思考都具有启发意义.     

“裸的行为论”与犯罪论体系

阶层式犯罪论体系认为,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并且有责的行为,从认定犯罪的顺序上可以看出,行为应当是贯穿于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要素,独立于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责任,作为一个单元位于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最前端。采纳这种体系的理论被称为"裸的行为论"。关于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的关系,存在"分离说"与"一体说"之争,鉴于违法性阶段只有违法性阻却事由,所以"一体说"的理论优势更为明显。除此之外,目的行为论的犯罪论体系、故意过失二分法的犯罪论体系以及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论体系都存在较大的弊端。因此,"行为·不法·责任"体系更具合理性。     

论人权保障视野下的犯罪论体系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世界各国刑法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在我国,存在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改良与犯罪论体系的重构两种对立的观点,能否在实践中更好地起到保障人权的作用成为衡量刑法理论体系的重要坐标.犯罪论体系对保障人权的作用是有效的.也是有限的.相对而言,德、日屡次性的犯罪论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人权的保障更为有效,但还需要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检验.     

犯罪论体系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对犯罪论体系的适用存在着自行其是的倾向,究其原因是由于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不合拍所致。为此,我们需要转向实然的司法实务之所用,从学科体系上明确我国犯罪论体系之主流地位;从处断思路上借鉴德日体系从客观到主观分析事案之逻辑结构;从研习路径上打破部门法藩篱进而实现刑事一体化之研究态势,从而树立司法者处断中国案件适用中国犯罪论法律体系的理论和思维。     

哲学立场与德国犯罪论体系的建构

哲学立场与德国犯罪论体系的嬗递有着深层的、直接的关联,足见德国哲学对德国刑法学有相当的滋养、启发作用.其中隐涵的方法论思想,应该对正处于转型关口的中国刑法学有所启迪.     

论苏俄犯罪概念对特拉伊宁犯罪构成学说的影响

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学说对中国影响十分深远,而苏俄的犯罪概念,乃至此前沙皇俄国时期的犯罪概念都是特拉伊宁犯罪构成学说形成的重要前提。尤其是苏俄时期的犯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特拉伊宁的理论。苏俄时期立法机关、刑法学界均对犯罪概念进行了长期讨论,最终形成了以犯罪本质即社会危害性为特征的实质概念,其中刑事违法性特征居于次要地位。在缺少罪刑法定原则制约的背景下,特拉伊宁在实质犯罪概念的框架之下建立起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从而使苏俄践行法制原则成为可能。     

论犯罪与刑事责任的逻辑错位——以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为例

犯罪与刑事责任作为刑事实体法上的两个基本概念,具有必然因果联系。但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中,二者表现出十分明显的逻辑关系错位。其原因主要是程序法制定者对于犯罪与刑事责任的逻辑关系以及犯罪的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之界分缺乏清晰的认识。     

现行刑法犯罪故意文本的批判--以台湾刑法犯罪故意的规定为背景

有关犯罪故意的研究和批判应置于犯罪论体系中。现行刑法犯罪故意文本的缺陷和我国犯罪构成论的不足共存。为自身的独立性，犯罪故意文本应该是“裸”的、中性的。     

刑法的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

在刑法的具体适用中,应坚持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相统一的观点,同时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提出在统一的实质和形式解释观之下,需要以形式解释为一般原则,以实质解释为重要补充的观点.     

我国犯罪构成与德日犯罪成立理论之比较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四个要件。而在德日犯罪论体系中,构成要件该当性（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是其核心内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与德日刑法中的犯罪成立理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主要是形式上的,就其实质来讲,二者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在认定犯罪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对德日刑法理论的一味推崇和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无理指责都是不妥当的。不仅犯罪主体应当是我国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犯罪客体也不能摒弃,坚持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妥当的。     

犯罪构成理论是如何形成的:一种"政策"的分析视角——兼论犯罪论体系改造的基本路径

现行的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它是在"垂直"维度的政策指导下建立的,是在政治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一背景下任何理论的断裂式突变都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须的。现在的学术界已经缺乏革命时期那种"垂直"维度的政策,也没有从总体上一揽子推翻某一基础性命题的能量。任何犯罪论体系的引入都应当注重"水平"维度的政策作用,即应当在域内与域外之间、理论与实务之间、不同学派之间、要引进的犯罪论体系内部进行广泛的"沟通"与"商谈",通过学术市场自身的力量最终确立新的犯罪论体系。     

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从一则案例分析入手

欲划清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须用体系解释的方法。体系解释不仅要求形式上将刑法作为整体,做到上下文结合、总分则结合、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乃至宪法结合,而且从实质上将刑法作为价值体系,用刑法规范的目的即保护社会关系来区分和联系不同的犯罪。只有坚持刑法的形式体系统一于实质价值,才能厘清“合同”的含义、范围及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第266条诈骗罪法条竞合关系的性质、适用。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的评析与反思——与劳东燕教授商榷

功能主义解释论是社会学功能主义进路在法律制度上的体现,是刑法解释从内部考察走向外部分析的表征。功能主义解释是实质解释论发展的新阶段,其四个面向可归结为实质解释具体化:实质是实质解释的本质、目的是实质解释的方法、回应是实质解释的属性、后果是实质解释的诉求。功能主义刑法解释需面对三个问题:如何检视我国法治发展阶段、如何对待积极的刑事立法观及如何检讨刑法过度解释。总之,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在提供一种新的解释理念的同时,也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尤其是在回应形式法治诉求与过度解释等理论质疑时,该解释理论难以自圆其说。     

中德网络帮助犯规制体系之评介反思

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网络空间中涌现出大量犯罪技术支持行为并且逐渐呈现出产业化发展趋势,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增加.与德国模式相比,我国虽然在推进网络帮助行为正犯化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性的立法和司法尝试,但却欠缺对传统刑法理论之合理性的反思.帮助行为的网络异化为片面共犯理论的证成提供了契机,进而引导我们对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转型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