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规”考

《庄子·天运》:“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憯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成玄英疏云:“鲜规,小貌。”陆德明《经典释文》:“鲜规之兽,李云:鲜规,明貌。”林希逸《庄子口义》:“鲜,少也;规,求也。小兽之求不过鲜少,如狐狸之类。”王先谦《庄子集解》:“鲜规未详,盖噬人之兽。”愚按:“鲜规”一词,众注不一,唯以成疏得其旨。“鲜”者,少也。此常义。“规”者,细小也。“鲜规”乃近义复词,泛指稀见小兽。杨雄《方言》二:“嫢,细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细而有容谓之嫢。”郭璞注:“嫢嫢,小成貌。”     

《夸父追日》略谈

我国上古人民所创作的《夸父追日》神话,几千年来,脍炙人口,影响深远。但古籍上关于它的记载,简略而零乱,未经系统的整理、研究。所以,它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对它的意义的认识,莫衷一是。因此,本文拟略加探讨,以揭示出它的本来面目。 一 夸父,据传原先是一种“神兽”: 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尾(原作“虎”,误)而善投,名曰夸父(一作“举父”,“举” 与“夸”音近,通假)。(《山海经·西山经》)“神兽”自不存在,但由此透露出,夸父最早当是某一氏族的图腾兽。     

楚墓出土虎座飞鸟初释

江陵楚墓里出土不少虎座飞鸟。它们均为木胎雕成,基本形态为一展翅飞鸟立于一虎座之上,在鸟背上还插一对鹿角(见封四图片),有的鸟背上朱绘羽毛纹,虎身上朱绘云纹。随县曾侯乙墓里东室主棺旁出土了一件青铜铸造的立鹤,头插鹿角,昂首伫立,展翅作轻拍状(见题头插图)。这与楚墓所出虎座飞鸟,应基本上是属同一类性质的东西。这种文物,我认为就是古代的风神,名称叫飞廉。文献上关于飞廉有不少记载:《广雅》:“风伯渭之飞廉”。《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根据这些记载,飞廉就是风神或称风伯。不过,文献中对于风神又有两种说法:一说应为兽;一说应为鸟。其说为兽者有,《周易》卷一:“云从龙,风     

中国上古文物中人与动物的关系--评张光直教授"动物伙伴"之泛萨满理论

张光直教授对中国考古人类学贡献甚大,但他的泛萨满理论给历史、考古、民族和文化学工作者留下了充分思考和商榷的余地。中国上古文物往往借助猛兽或猛兽化、神秘化的动物形象来威慑敌害、邪恶、被统治阶级或文化他者;搬用萨满巫凭借“另我”或“动物助手”以升天通神的理论,解释不了饕餮吃人等意旨明确的图像;良渚文化“神人兽面”丝毫没有神人骑兽的暗示,而只有“獠牙女阴”的兼体造型;王亥双手持鸟,并不为了登天,决不能把“方食其头”删掉;濮阳西水坡“龙虎葬”,根本不存在龙、虎、鹿三(足乔):《抱朴子》的“鹿卢(足乔)”,讲的是带轱辘的橇车,“鹿(足齐)”是硬伤性的文化误读。     

"虎中美女"与"纸虎儿"——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潘金莲

潘金莲被视为“虎中美女”,武大则是“纸虎儿”。“虎中美女”加人间真虎西门庆为何曾在“纸虎儿”前退避三舍呢?这得从封建婚姻制度上去找原因。     

长江流域上古美术欣赏(五)

卣是古代的一种盛酒器,通常是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其中也有不少动物形或人形卣,虎食人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虎食人卣全器纹饰繁缛,集多种动物形象于一身,神秘怪异,是商代晚期流行的风格。此卣意蕴颇深,张光直先生认为它展示了巫师和他的法物,怪兽长大的口展示了地上和地下两个世界的划分:李学勤先生认为这种雕刻属“他我”类型,即设想他物转变为另一自我,人能守被兽吞食便取得了该动物的保护,吞食象征自我与具有神性动物的合一。撰文/杨薇长江流域上古美术欣赏(五)@杨薇     

“虎”称“大虫”的原因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修订本)585页说:“除了避讳之外,其他的忌讳,也可能引起事物名称的改变。古人忌虎,所以称‘虎’为‘大虫’”。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们不妨先从“大虫”一词的来源说起:在上古的时候,“虫”字曾经一度扩大到动物的总称。《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虫,兽身蛇首,名曰琴虫。”《庄子·应帝王》:“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吕氏春秋·本(?)》:“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大戴礼·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鳞;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论衡·自纪篇》:“人亦虫物,生死一时。”人们最初对“虎”的认识并不一致,《战国策·秦策》:“虎者,戾虫”。《论衡·遭虎篇》:“夫虎,毛虫”。可见是从不同的角度定性的。     

“鲜规”确义

《庄子·天运》论评三皇之智,以为“其知惨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鲜规”何义?我曾有文为解(《“鲜规”榷义》,《学术研究》1989年第4期,署名“黔容”)。以“鲜”读“尠”,“规”取法度之意。“鲜规之兽”释为没有约束的兽,就是野兽。先自以为,野兽性情凶暴所解得体。后经寻思,渐感理由并不充足。一则野兽固多凶暴,但不是所有都凶暴,如野鹿、野兔之属,也是野兽,而在其     

周召二簋铭文综合研究

西周晚期,南淮夷不服王命,宜王遣召虎往征,大軍沿江汉东下,很顺利地得到平定。召虎因此开拓土宇,并用“彻法”疆理其地,实行厉王以来一貫的“革典”政策,立功甚大。王欲賞召虎土田,随由王后捐父业,琱生出私产,自动献納公家共三十方里来助成其事。但召虎不愿承受,又不敢逕辞,遂把土田收入捐給当时因家貧兴訟的青年男女以纾其困。此二銘——琱生批(皀殳)和召虎(皀殳)——卽叙述宣王五、六年間处理土田所經过的情况,也卽是古史上阶级社会所突出地別饒意趣的两次佳話,特引《詩經·风·雅》的事实作为綜合研究,提出一些淺見,請学者們指正。     

区域人口研究的“上乘之作——评介刘俊哲的《中原人口》

自70年代我国日益重视人口问题以来,沉默多年的人口科学也日渐活跃,一些人口论著的发表和问世,把人口学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其中,对区域人口现状和历史的研究,更有其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这里向读者推荐“一本以现今河南省这一社区为主体、全面论述人口现象的一部难得的新著”,就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刘俊哲的《中原人口》(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能够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原人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论证了人口运动对社会诸方面的影响,这对更好地发展区域社会经济,确有借鉴价值”。 在这部近40万字的著作中,作者始终围绕着“中原人口古今”的中心,并突出描述现实人口问题,全书列数量、素质和迁移三篇共20个专题,系统地论述了人口社会现象。在“数量篇”中,作者分别考察并再现了古代和近现代社会时中原(河南)各人口数量的变化及郡县分布,分析了各影响因素,且对未来人口总量进行了预测。在“素质篇”中,作者从对人口素质的质的界定出发,论述了古今中原人口社会心理素质特点,展现和描述     

"意象"的美学历程发微

"意象"是中国美学、艺术学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其萌芽于中国原始思维中的"感物—象数"传统,"数"与"德"构成了"象"所承载的原型意义;魏晋至唐代是哲学意象论向审美意象论滑移的过渡时期,"境象不一"由艺术领域的泛化所指,向文学领域的确定所指靠拢;文学意象论完成于明清,意象在文学批评和理论言说中被普遍使用,对其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认知已经全面渗入日常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中"形象"的凸显,以及西方话语的冲击,导致五四以后学界一度以西方视角审视意象。辩证地看,也为这一范畴的现代化提供了契机。     

明代宁夏镇“烧荒”考

为了防御蒙古势力南下,明政府除采取设立“九边”、迁都北京、修筑长城（边墙）等措施以加强北部边防外,自永乐年间开始,明朝军队每年都要例行性地出边“烧荒”。“烧荒”的主要内容是烧草,但是烧荒的实施时机、实施范围、路线等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本文试对“烧荒”在宁夏镇的实施作一考论。     

和刻明本《增订王昌龄诗集》平质

日本京都大学现藏和刻明万历间许自昌校《王昌龄诗集》本,是以现存明本为底本,以《唐诗品汇》等明本参校,并予以辑补部分佚诗而成。数量上多于明当代本,而体例又迥异于《全唐诗》王昌龄集。从版本学上来看,此本可以作为通行明本向《全唐诗》本的过渡本。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四唐说"历史分期三部曲

“四唐说”的提出与完善,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宋代,“四唐说”雏形得以凸显;二、元代,“四唐说”骨架得以成型;三、明代,“四唐说”论说得以完善。“四唐说”的拈出,标志着人们对唐诗流程有了更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分期。     

《牡丹亭》中“情”的多重意蕴

“情”是《牡丹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该剧的灵魂。汤显祖将“情”提升到了本体的意义,在该剧中,“情”首先是一种自然意义的情,即情欲,然后才是一种社会意义的情,即情爱,通过对情欲和情爱的肯定,《牡丹亭》实际上也充满着对封建社会的“理”的反抗和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正因为《牡丹亭》中的“情”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才能超越以前的言情题材剧作,在戏曲史上划上浓重的一笔。     

甲申之变前明朝面临的历史选择

甲申之变前的两年中,明朝一直在试图摆脱危机,事实证明,也确有许多转危为安的历史机遇。朝臣对当时的局势认识相当清楚,先后提出多种可行性建议,先是倡导创建地方军,而后提出及时召回边防戍军保卫京师和迁都南京等。如果崇祯帝很好地采纳这些建议,明朝便很有可能转危为安。但在历史机遇面前,崇祯帝作为最高决策者,缺乏主观能动性,一再错失良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明初军额考

明代军队分京营、边兵、外卫三种,其军额变化情况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明初北边官兵约有69万,而《万历明会典》有关明初军数“原额”的记载只有大同一镇比较符合史实。京营方面,洪武朝“居重驭轻”之制根本没有得到贯彻,永乐时期才是真正的实施阶段,而且不久便趋于衰落。     

苏文选本在明清时期的刊刻和流行——兼评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

在明清所刊苏文选本的119种版本之中,明刊102种,清刊17种。明刊本高密度生成于嘉靖以后,清刊本则呈低密度平均分布状态。由此可以认为：苏文选本在明代的流行程度大大超过清代;苏文选本在清代的流行始终处于缓滞状态,从来没有出现过晚明那样的兴奋局面。以此而论,所谓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就显得不尽稳妥。     

中国传统义利观与颜元的功利之学

颜元是明末清初之际“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他针对“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提倡“唯在实学、实习、实用之天下”。其思想中的义利观,更以经世致用为原则,否定了宋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重义轻利观点,抉破了宋明理学思想的藩篱。与以往理学家“道德之事功”的观点相比,颜元更强调功利之学,讲功用必重收效,“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以期达到“经世致用”、富国强兵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