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外资":现状、危害、成因与对策

在我国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中,约有20%～25%为"假外资"(返程投资),它们大部分为国内民营企业(主)所为;"假外资"的泛滥不仅使我国吸收外资的目标难以实现,打了一定折扣,而且对外资政策和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假外资"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与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国内企业"套税"、私有财产保护不力、洗钱以及招商引资行政化、民营企业融资难等因素有关;治理"假外资",必须疏、堵结合,双管齐下,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加强金融监管,打击资金外逃、洗钱等非法活动.     

基于小波分析的我国外资直接投资、可再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关系研究

2021年全国两会将“碳达峰”和“碳中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碳排放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文章采用1979年至2017年间的相关数据，运用Morlet小波分析法（小波相关、连续小波变换、小波偏相干、小波重相干等）研究了我国外资直接投资、可再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这四种因素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了四个变量间的联系随着频率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尽管四个变量在时域上并不存在一致性的联系，但在频域上存在明显的小波相干性，以及较强的超前和滞后联系，从经济学的角度支持了外资直接投资和可再生能源消费有助于改善我国的经济发展的观点。研究还表明，从中长期来看，外资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环境恶化有加剧作用，因此政府必须统筹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从战略高度应对环境恶化的可能后果。     

论投资、投资体制及其改革的目标模式

本文认为 ,可以将投资定义分为“投入货币以实现价值增值”、“实物资本的形成”、“证券买卖”等三个层次 ;但不管是在哪个层次上定义的投资 ,都一定包含“消费剩余价值”、“资本品”、“时间过程”、“投资主体”和“目的的盈利性”等要素。投资体制就是投资活动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结的秩序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与机制。当前我国投资体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政府在投资活动中的直接干预仍然过多而宏观间接调控机制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企业和个人依据市场进行投资决策还受到许多不合理的限制。投资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 :把政府投资和政府支出分开 ,将政府投资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 ,真正实现上市公司选择机制的市场化 ,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给民营企业以平等待遇 ,同时实现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化和市场中介机构的民营化     

新一轮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取向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府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弥补了国内资金短缺,也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品质.当前,面对巨大的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投资战略变化以及外资存在的一些负面影响,新一轮外资政策争论正浮出水面.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外资数量问题;二是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利弊问题;三是如何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问题.     

“一带一路”视域下民营企业的海外传播策略

针对“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建设带动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引发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投融资等方面出现的困难,对民营企业海外传播的重要作用、遭遇的瓶颈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认为,民营企业在海外传播时存在对海外市场的政策法规、消费习惯与合作渠道等信息匮乏,抵抗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的意识和能力欠缺,中国企业的品牌形象塑造能力有待提高等一系列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应主动发挥导向作用,为民营企业提供海外传播的政策支持,并着力打造公共服务平台,建立海外投资相关的数据库;各种智库应发挥信息服务职能,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具有指引性、专业化的行业信息;整合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优势资源,对接国内供需产业链,促进企业间合作运营;政府、企业、媒体与智库应发挥联动效应,走市场化路径,帮助民营企业建立沟通交流的平台和资源整合的机制,推进民营企业“走出去”,带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     

浙江台州民营企业境外投资产业战略分析及策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国际经济结构加速调整,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实现跨国流动,这也使得境外投资逐步显现出其重要性.浙江省台州市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呈现投资增幅较大,实现快速增长;分布逐步拓宽,领域趋向多元;产业重点较为集中,呈现区域集聚发展等特点.其目前仍以贸易促进型投资为主,较高层次投资形式相对较少;规模优势不明显,核心竞争力有待提高;高技术产业发展滞后,新兴领域拓展较为薄弱.对于相对优势产业宜采用“绿地投资”方式为主;产业链逆向延伸至发达国家,形成与发达国家对产业增值链的共享关系;技术和知识寻求型产业应更多考虑“建立研发机构”或“跨国并购”的方式等可作为台州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策略选择.     

TRIMS协议对中国外商投资法的影响

TRIM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首次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纳入了WTO统辖下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之中，必将对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必须对我国外资投资法进行重新审视，找出差距，进一步完善，从而使我国的外资法与WTO协议有规则相适应。     

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制度及经验优势与行业动态性的影响效应

基于“优势发挥”和“劣势规避”的“双效应”研究框架,探讨了一组特殊要素（制度优势、经验优势及行业动态性）对一个重要新兴经济体（中国）中一类特殊企业（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其中,基于优势发挥的视角分别剖析了基于制度的优势（即国企改制优势）和基于经验的优势（即国内市场上的外企合作经验）对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探讨了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动因）及“如何”（过程）国际化;基于劣势规避的视角探讨了基于行业因素的竞争劣势（即行业动态性）对“本国优势一国际化”关系的调节作用。     

投资促进的涵义、体系设计与实施要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本文分析了招商引资的阶段性划分,投资促进的涵义、内容及特征,论述了投资促进体系的层次设计及其运作机理,阐述了成功开展投资促进工作的八个要素等.     

论当代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新现象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出现了“投资融资化”和“无股化”这两大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前者以投资额大于资本金、以自有资本低于两者之差的事实表明 ,“利用外资”与“被外资利用”是国际资本流动效应在东道国和投资国的不同体现。后者是指与股权脱钩、且从外部对企业产生实际影响的一种新的直接投资形态。从直接投资与经营权的内在联系来看 ,无股化不仅为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选择 ,而且对于探求我国除股份制以外的体制改革模式与建立企业之间的联系方式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评析

最近生效的欧盟《建立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的条例》赋予欧盟委员会新的权力,使其可以以安全和公共秩序为由对进入欧盟任一成员国的外国投资进行审查。条例结束了外资安全审查纯属成员国事务的历史,削弱了欧盟成员国的外资批准权。条例生效后,我国在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等领域以及由国有企业进行的对欧直接投资可能在准入方面受到不利影响。本文采用双向欧洲化的研究视角分析了该制度的“因”与“果”。本文通过主动欧洲化的视角分析指出外资安全审查从成员国层面提升到欧盟层面是德法两国将其国内政策投射到欧盟的结果,其深层原因是这两个欧盟大国因中欧竞争和“16+1合作”而产生了焦虑,力图通过增设欧盟制度来影响其他成员国的外资准入政策。文章通过受动欧洲化的视角指出,条例实施后成员国的外资安全制度会向趋同方向发展,但其中也存在不确定性与挑战,当欧盟与其成员国在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上持不同观点时,挑战会比较尖锐。欧盟与其将经济和发展问题上升为政治风险,不如帮助成员国以发展来化解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投资间接转股的外资法风险

针对海外投资者的转股行为会导致投资者在该东道国外资法中所定义的投资者身份发生变化、带来投资风险的问题,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选取了13个国家的外资基本法、单行法或外资相关法律法规等,分析其在境外投资转股处理中的不同模式,以及投资者进行配合检查与登记申报、规定该类转股等行为,并对13个国家与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大多数投资协定尊重东道国国内法对于外国投资者身份变化问题的认定,投资者在境外间接转股或海外投资时应注重满足东道国法律对于外资股权变动的批准和登记要求,对于间接转股可能带来的外资法使用变化保持敏感,注意避免被认定为法律规避或对东道国国家安全存在威胁;中国投资者应注重对于东道国内相关法律在身份转股方面的合规工作,配合中国其他相关规定和辅助保险类措施,遵守双边投资协定中不同的待遇和争议解决规定,降低或防范外资转股身份变动问题为海外投资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     

上市公司股权性质与外资并购——基于巢东股份和珠海中富案例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两个不同股权性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外资并购案例,分析比较了外资并购我国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在股权价格、信息泄露、公司治理以及绩效等方面的异同。从而,以一个新的视角——即目标公司的股权性质来分析外资并购,为外资并购相关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过度投资

在国家“四万亿投资项目”的大力支持下,高铁行业发展极其迅速,基本上覆盖了全国的线路地图。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阶段,高铁行业暂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在自身调节的同时,中国政府推出了“高铁外交”的政策帮助高铁行业“走出去”。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选取2009~2014年间共64家核心高铁行业民营企业,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与模型的选择和检验、回归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政治关联下民营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研究表明:部分地方政府对于所在辖区经济目标和政绩目标会驱使他们对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经营决策及行为进行干预,使民营企业的发展投资决策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预期目标一致,促使民营企业在原本适度发展及投资的基础上进行额外的过度投资;民营企业受到资源、政策等条件限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通常会积极与当地政府建立政治关联,而过度投资则是企业所付出的政治成本;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和过度投资是双向影响的关系,即民营企业和部分地方政府以各自的利益诉求和资源交换为基础,实现了双方的经济和政绩目标。     

民营企业投资非洲的现状分析及金融政策建议

在民营企业完成了一定的资金积累以后,对外投资是其利用好全球资源和市场、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是为了避开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市场;一方面是看好非洲巨大的市场潜力。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加入投资非洲的行列,但它们在投资非洲的过程中面临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本文借鉴美日海外投资经验,针对民营企业投资非洲的风险提出了相关的金融政策建议。     

投资担保公司的运营现状、存在风险以及防范措施——基于宿州市的个案研究

在分析宿州投资担保公司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宿州投资担保公司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了这类公司存在的风险和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危害,并对此提出了“（1）大力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抵制高利借贷的自觉性;（2）切实加强行业管理,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3）制定完善合理的民间融资的法规和办法,正确引导民间融资行为;（4）公安、银行、工商三家要密切配合,形成打击合力”等措施。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城市雾霾污染——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在环境经济学理论中，污染避风港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认为国外资本的引入会给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大规模的外资引进正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同时，我国许多城市的雾霾污染问题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并且其中不少城市往往拥有着较高的外资利用水平。为探寻外资引入是否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文章使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基于光学卫星空间遥感获得的城市雾霾污染数据，对2004—2018年中国276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并对其中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水平则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具体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会上升0.045%，而城市专利授权数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则会下降0.041%；区域异质性分析中，中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加剧作用大于东部与西部城市，而西部城市的技术水平上升带来的减霾效果要大于东部与中部城市；同时，雾霾污染在中国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与时间上的叠加效应，意味着雾霾污染可以在城市之间转移，并有随时间逐步恶化的趋势；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国内技术起到了负向的溢出效应，抑制了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导致了雾霾污染的加剧；而门槛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城市技术水平每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值，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雾霾污染的加剧影响都将会有所下降。因此，为实现我国城市雾霾污染的治理，国家首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严格管控污染型外资流入。加强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积极推动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互协作，提升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能力，着重推动本国技术发展进程，从而更好发挥技术进步对我国雾霾污染的改善作用。     

我国外资政策的取向及其影响分析

当前我国外资政策正面临抉择,分析我国外资现状,走向中性化、健全规则和产业倾斜应是未来我国外资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我国外资政策调整对外资流入规模的影响不大,但对外资的产业投向结构和外资投资主体结构将产生较大影响。     

中国外资银行监管现状、问题及成因分析

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和措施有市场准入、业务经营监管、资本金管理、税收管理等。其不足是：１．金融监管目标错位;２．对内、外资银行的监管表现为“内紧外松”,人为构筑了不公平竞争;３．监管法律不完善。之所以造成这些问题,首先导源于重权力、轻法治的传统法律文化背景;其次,外资银行金融监管体系目标混乱亦是重要原因;再次,应归因于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合理;此外,还与执法者法律意识水平不高有关     

洗钱罪适用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实施为背景

洗钱罪是公认的国际犯罪。1997年，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洗钱罪，并通过修正案不断完善对其的定罪量刑。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就洗钱罪再次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在洗钱罪主观方面，《刑法修正案（十一）》虽然删除了“明知”一词，但在对洗钱罪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考量上，应考虑其对行为对象性质的认识程度，将间接故意包含在主观要件中。在洗钱罪打击范围上，《刑法修正案（十一）》取消了“帮助”“协助”等表述，洗钱行为不再局限于对上游犯罪人的帮助行为，而是将上游犯罪人包含在洗钱罪主体范围内，对司法实践尤其是国际间追逃追赃合作具有重要作用，也为追究跨境洗钱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