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恩记》创作年代初探

敦煌残卷《双恩记》,是《大方便佛报恩经》的讲经文,现藏苏联东方研究所,编号为唐人卷子Φ—96号。早年被俄人鄂登堡劫去,一九六三年,莫斯科出版的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卷子汉文目录曾著录,一九七二年苏联学者把它整理并公诸于世。其后国外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成果惜均未见。我只于《扬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2、3期)上,见到任半塘先生的《“双恩记”变文简介》、王文才先生的《“双恩记”校记》和学报所附载的《变文残本录文》。其后又读到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变文论文录》附录,由白化文,赵匡华二先生所校录的《佛报恩经讲经文》残文三卷,得以粗知梗概。既未见原卷或复印的胶卷,也未见专家们更多的研究成果,仅凭一鳞半爪,即思动手对《双恩记》的产生年代进行探索,当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但为了求教于敦煌学专家、学     

唐代敦煌佚名氏诗散论——《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研究之一

<正>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以下简称《残卷》)是被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劫走的写卷之一,藏于巴黎图书馆,编号为伯2555。解放前,王重民先生从那里全部录出,进行了一些整理,惜未最后定稿。在此基础上,前些年又由舒学同志参照北京图书馆所藏照片进行了校对整理,发表在《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去年收入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全唐诗外编》一书。 《残卷》共存唐代两位诗人的诗七十二首。本文仅对其中一位敦煌佚名氏的五十九首诗所反映的作者身世及思想情感和社会现实、地理风物等进行一些研究讨论,谨向专家和同志们求教。     

两件敦煌写本道经补校--以《洞渊神咒经斩鬼品第七》和《太上灵宝洞玄灭度五练生尸经》为例

在敦煌遗书中 ,道教类文献保存数量不多 ,但其研究价值却不可忽视。本文依据文献整理的通行方法 ,在《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的基础上对两篇道经残卷进行补校。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辑误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在文字录校上尚存疏误错讹。有未据重出互见诗校补文字者,有曲解诗意,臆录误校者;有避难就易,滥施空围者;有照录失校,以误传误者;更有臆录者。     

《太公家教》考补

《太公家教》是敦煌遗书中的教育史料,也是我国唐宋之际广为流行的童蒙读物之一。在敦煌遗书中,《太公家教》写本在石室竟发现有三十六本之多,这是它当时广为普及和影响深远的生动说明。可是,对于《太公家教》一书,我国老一代敦煌学家和令人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太公家教》是“童蒙读物”;一种认为《太公家教》是“谚语汇海”和“民间谚语”。还有,老一代敦煌学家对于《太公家教》的录记、跋文等等,尚有疏漏和与实际未合地方。对此,笔者不揣浅陋,也就《太公家教》研究中的诸如写本情况、录文、内容及性质等方面试图做一些考补工作,以期于《太公家教》研究有所裨益。     

浅论《启颜录》

<正> 《启颜录》是继《笑林》之后又一部有影响的笑话类志人小说。《启颜录》原书巳亡,现有六种辑刊本。第一种敦煌卷子本,存《论难》、《辩捷》、《昏忘》、《嘲诮》四篇,三十六则;第二种明谈恺《太平广记》辑本二十五则;第三种明刊《类说》卷十四所载十七则;第四种明吴永辑《续百川学海》广集载十则;第五种明陈禹谟辑《唐滑稽》卷二十所载四十五则;第六种明许自昌《捧腹编》一则。六种共一百三十四则,去掉重复者,大约有一百余则,均见载于王利器的《历代笑话集》。关于作者,《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云:“《启颜录》十卷,侯白     

马宗霍《<船山遗书>校记》述评

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著名学者衡阳王夫之（号船山）以其毕生精力从事著述。本世纪四十年代,先师衡阳马宗霍先生曾以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王船山遗著之钞本２０种,与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曾国藩、国荃昆仲刊刻于金陵（今南京市）节署之《船山遗书》（下文简称“金陵本”）对照,录其异文,附加接语,撰《<船山遗书>校记》二千八百余条,惜乎未予刊布。我在整理编校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时,曾有幸亲睹马先生《校记》,于参照校勘时,甚觉胜义缤纷,若概而言之,马老《校记》精确之论约有以下几方面。 一、明乎遣词所本 例如…     

南师大文学院藏02号《法华经》残卷研究

本文校录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公布的敦煌写本《法华经》残卷,从俗字的角度论证了此写本为古写本的真实性,并从书法、避讳字两个方面对写本时代进行了初步推断。     

《刘子》思想初探

<正> 《刘子》,又题《新论》或《刘子新论》,唐时也有称《流子》的。作者梁刘勰,但自唐以降,世有争论(参见《刘子集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384页)。《刘子》全书55篇,前人以为是“咀英吐华”(同上书,第314页),“泛论修身治国之要,杂以九流之说”(同上书,第310页),“虽一家之言,而擅众论之长者”(同上。以下凡引《刘子》文,均见上书,引文只注篇名)的著作。此书虽非巨帙,但内容     

唐写本《文选音》作者问题之我见--文选学著作考(一)

敦煌遗书伯283《3文选音》残卷的作者,近人王重民假定为隋萧该——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清水淬其锋”,《(文选)集注》引《音决》云:“曹七对反,萧子妹反。”曹为曹宪,萧为萧该。此残卷作“之对、子妹二反”与曹宪《音》不同,又知非曹宪书。李善音间(于)《文选》注,许淹《音》盖已无存,而此残卷所载“子妹”一音适于《音决》所引萧该《音》合,余虽仅得孤证,在未见许淹《音》以前,无宁假定此残卷为萧该《文选音》也[1]卷五。周祖謨《论<文选音>残卷之作者及其方音》则非其说,主撰者为许淹——已而按核残篇,乃发现此书非萧该所作,王先生之…     

日藏《毛诗诂训传·唐风》残卷研究

《毛诗诂训传·唐风》残卷,为初唐写本、奈良朝钞本,现藏日本东洋文库.今存113行,大小字约2200字.所存内容为《毛诗唐风》中的《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椒聊》、《绸缪》、《杕杜》、《羔裘》、《鸨羽》八首诗及《毛传》与《郑笺》.本文在详细介绍此写卷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试以该卷为底本,取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四部丛刊本《毛诗》及敦煌本《诗经》进行校读.以期对该写卷的价值,特别是对诗经研究的价值作出更为准确的评估.     

《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

《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荣新江小引：１９８８年，因编辑《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５辑中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一文，承张玉范女史的好意，我有机会抄录了北大图书馆所藏属于同组的三件唐人户籍残片及背面文字，但当时未暇详考。１...     

简论《敦煌曲》中的“普通杂曲”

一《敦煌曲》是五十多年来在敦煌发现的一些杂曲、大曲、佛曲的总称。原卷被斯坦因、伯希和等劫至国外,經过不少学者的摄影抄录并加以整理汇刻,截至今日,最完善的本子是任二北先生的《敦煌曲校录》。任氏根据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罗振玉     

《李陵变文》校补拾遗

王重民等先生编校《敦煌变文集》所收《李陵变文》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都颇值得重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当时校录工作不可能做得很完善。三十余年来,专家们时有补正。今就以前所写校勘札记加以删削,录出各家所末言或看法有不同者数十条,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刘子》作者辨

《刘子》一书,自宋元明清以来,书家多认为是北齐人刘昼撰,而不是梁通事舍人刘勰的著作,因而研究刘勰与《文心雕龙》者,也大都认为与《刘子》无涉。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称:“又按今存《刘子》五十五篇,本北齐刘昼撰,与《文心》各成家言;而前人多错认颜标,属之舍人,非也。余前撰有《刘子理惑》一文曾详为论列”。王利器先生《文心雕龙校证序》亦同杨说。现存各种《文心雕龙》研究的专著、论文、鲜有涉及《刘子》者。近来,学术界有的论者重新提出《刘子》的作者问题,认定《刘子》的作者是刘勰     

顾野王《玉篇》对许慎《说文解字》的继承与发展

<正> 顾野王的《玉篇》是我国字书史上继《说文解字》之后的一部重要字书,也是用楷书传写的最早的字书。由于卷帙浩繁,传抄不便,到五代时就失传了,只有被来我国留学的日本僧人抄写回去并在东瀛广为流传的卷子本还保留下来一部分残卷。本世纪初,由黎庶昌、罗振玉等人先后用摹写、照像影印之法传回中国。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有卷子本和《古逸丛书》本两种原本残卷。至于明清以后学者们经常在著作中引用的《玉篇》,乃是宋代陈彭年等人在唐人孙强的增     

谈敦煌唐人诗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文物编辑委员会编的《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发表了舒学先生根据王重民先生录出的伯二五五五卷子,校对和整理出了《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这一残卷的发表,有利于我们对它展开研究与探讨,是一件大好事。《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共收入七十二首诗,其中无名氏作品有五十九首,有名氏(马云奇诗)作品只有十三首,只占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根据民间文学无名性的特征,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基本上是民间文学性质的作品,理所当然应该属于敦煌民间文学的范畴之内。再对照残卷原照片来看,原卷没有刻意修改的痕迹,看不出这些诗便是诗人的手稿,而是由第三     

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考述

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以其遥远的年代和残缺的面貌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但通过对其种种蛛丝马迹的挖掘考索,仍然可以逐渐接近它的庐山真面目。几位先贤关于残卷“截五归四”均语焉不详,其实关于残卷截分,当事人所著《过眼余唱》就明确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早期寓目残卷者皆认为是李唐时人所写,后有人以避讳等原因提出质疑。但相关学术巨擘看法一致,旧说难以撼动;启功先生认为残卷书法与当时日本其他写本文献书风别无二致,其实这正是唐前齐梁时期盛行“写经体”的缘故;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杨守敬关于残卷的第二篇跋语,但该跋语疑点重重,当为赝品;空海法师对《世说新语》的喜爱以及他与残卷原藏主杲宝特殊的师生关系,构成了以《世说新语》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佳话;而残卷对于《世说新语》的文献校勘价值,更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开发的深井。     

《王梵志诗校辑》序

一《王梵志诗校辑》依据敦煌遗书二十七种不同的写本,以及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内王梵志佚诗,经过点校、考释,整编成王梵志诗的全集,对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来说,总算是离开了古董身份,公诸于世了。像这样系统地从敦煌遗书整编出诗人的全集,在敦煌学研究范围内还是不多见的。一九○○年,敦煌藏经洞发现近千年前各阶层人士手写的、总数达万件以上的汉文卷册,它们且多正、背两面兼写,举世命名为‘敦煌遗书’,这是我国极其珍贵的文化宝藏。其中除大量宗教经典及与宗教有关的各种文字外,余则属于民间和     

《捻军闻见录》发现的经过及其他

一九八四年第四、五期《中州学刊》连载了佚名著,李古寅先生校、河南省图书馆藏的捻军史资料:《捻军闻见录》,同时发表了李古寅,刘竹立合撰的《河南省图书馆馆藏〈捻军闻见录〉手稿考略》一文。《闻见录》及《考略》的发表对捻军的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闻见录》是怎样发现的?原书名为何?校、考者并没有去深究。这里仅根据笔者所见所闻作一补充,以补阙闻,错误处,希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