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中部铜佛像制作工艺传统的转换——从尼泊尔传统到昌都传统

自13世纪起,尼泊尔工匠成为西藏中部地区铜佛像制作工匠的主流,极大地影响了藏传佛教铜佛像艺术的整体面貌.昌都工匠群体源起于西藏东部昌都的嘎玛、柴维,铜佛像制作传统与历史上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的兴起有关.昌都铜佛像工匠群体在20世纪自东向西大规模迁徙拉萨,这与20世纪20年代十三世达赖时期遣散尼泊尔工匠启用西藏本土工匠的政策有关.20世纪中期以来,来自西藏东部昌都的铜匠在拉萨的铜像制作业中占有垄断地位,成为西藏本土铜佛像制作工艺传统的代表.     

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

大明永乐年施款铜铸鎏金无量寿佛像 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收藏铜佛像近200尊，其中通高24公分的大明永乐年施款铜铸鎏金无量寿佛像尤为珍贵，为了护养方便考虑，未将其放入陈列室。初识此尊佛像珍贵是1984春季的一天，阿坝州某寺活佛阿旺在老馆长李家瑞陪同下观赏库房藏族文物时，慧眼识珠，看到了这尊珍贵佛像，并初步鉴定，认为其是永乐年间御制。1995年5月，著名的民族学家宋兆麟先生来访，张建世馆长陪同观赏了这尊无量寿佛，并再次做了鉴定，确认其是大明永乐年间御制。数十年里，先后有过行界专家、藏传佛教界专业人士细看过，都认为是珍品。 关于此尊佛像的来历，笔者曾查阅过有关资料。1407年五世嘎玛巴法王，历经两年长途跋涉到南京弘扬佛法，并应永乐皇帝的邀请，为皇太后做超荐（超度）法事，皇帝和皇后也接受法王的灌顶。由此，明朝与乌斯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制定了对藏区多封众建的政策，互赠礼物也渐成惯例。永乐十七年（1419年），皇帝派遣官员杨英等往赐乌斯藏，这个使团由一百二十人组成，带去了许多尊贵礼物赠给大宝法王，其中可能包括了这尊无量寿佛。民国期间，刘文辉主政西康时，与藏传佛教界同样建立了友好关系，往来频繁，公私交往中互赠礼物是常事。而当时的藏区，依然延续着政教合一的制度，刘文辉作为西康省的最高长官，且又皈依了佛都，寺院高僧、土司、头人、守备们乐于投其所好，送其佛像、唐卡、法器、经书，这尊无量寿佛也可能在此过程中辗转到了刘文辉手里。主政西康省多年，刘文辉收藏了许多藏传佛教艺术品，为让其佛光永照，他于1940年春，请藏区最好的工匠和成都的著名木匠杨师傅，在玉沙公馆修造了佛龛、佛堂，依规供奉。 1951奶奶6月西南民族学院建院，院址最初设在刘文辉在成都玉沙街的公馆。在王维舟院址的指示下，佛堂里的全部文物受到特别保护，并成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的初始即由此而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家瑞馆长将全部佛像放回库房，密不示人，从而使这些珍贵的小佛像得以珍藏至今。     

西藏传统铜佛像制作工艺的另面观察——基于清宫活计档案记录的讨论

在清代宫廷造办处活计档案中,保存有关于铜佛像生产制作活动的许多翔实记载。其中,乾隆九年尼泊尔工匠进京是最有代表性的事件。由于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记录,一些重要的工艺配方也因此而保留下来,可以看到"藏里"尼泊尔工匠将铜佛像制作工艺带入北京宫廷,也可以看到宫廷汉人工匠在铜佛像制作中的娴熟技艺和高超创作能力。虽然清宫活计档案所显示的铜佛像制作工艺面貌并非十分详尽,但却能体现藏传佛教铜像制作成熟时期的面貌。     

元朝宫廷的“西天梵相”及其艺术作品(下)

“西天梵相”对西藏本土和明清宫廷藏传艺术的影响 从元代开始,藏传佛教艺术从西藏本土和西夏故地传入元朝宫廷之后,逐渐形成了具有汉族风格特征的“西天梵相”或“西番佛像”艺术,这种艺术反过来对同一时期西藏本土的艺术创作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藏本土和以元宫廷为首的藏传佛教艺术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和吸收不仅繁荣了西藏本土的艺术创作,同时也使内地的艺术创作得到了繁荣。这一趋势同时发展成为明、清两朝西藏和内地藏传佛教艺术创作的主流。     

艾旺寺造像艺术风格再探

文章探讨了艾旺寺的建造年代以及寺内三种风格的造像,尤其是藏式佛像的风格特征,认为这种三种风格集于一处的习俗是受藏传佛教第一寺桑耶寺设计理念的影响。其中,藏式佛像风格值得学界进一步分析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 经堂馆

经堂馆是按照藏传佛教经堂的装饰和陈设风格布展的一个展馆。馆内所陈列的主要文物是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先生于1951年西南民族学院(即今西南民族大学）成立时无偿捐赠的,主要包括一组长12米、高3.5米的藏汉合璧的楠木雕龙贴金佛龛,共耗黄金80余两,精雕细刻,全体用楠木制作,它是集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于一体的镇馆之宝;30余尊保存完整的明、清两朝的镀金佛像、一套完整的清代拉萨版大藏经《甘珠尔》、一对长号、以及两组护法神龛,神龛内供奉的分别是女护法神吉祥天母和男形如意轮白估主护法神。另外,除了刘文辉先生捐赠的文物外,馆内还陈列有佛塔、经卷以及反映藏传佛教内容的壁画。     

西藏铜佛像制作“昌都工匠群”的考察

该文作者在考察西藏拉萨地区和昌都地区铜像作坊时发现,这些铜像作坊的工匠均来自昌都的柴维乡和嘎玛乡。近百年来,工匠们不断地从翁达岗村为代表的柴维乡和嘎玛乡迁到西藏各地,或者到新的地方定居组织工场,或者到西南各藏传佛教寺庙制作铜佛像,已形成中国西南最主要的制作藏传佛教铜像的工匠群体。他们主要由血缘和亲戚关系组成,并在各地建立起一个个铜佛像制作工场,对亲缘关系和昌都的地理认同成为其技艺传承的纽带。     

故宫博物院所藏藏传佛教文物概述

故宫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积皇家数百年之精华,无论是在数量、品质、类别等各方面均居全国各大博物馆之前列,迄今保存完整的清宫藏传佛教佛堂更是国内博物馆所仅见.这些文物按照材质和题材分散在多个业务部门的库房中,下面主要按文物类别加以介绍.     

明朝政策与15世纪中期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的传播机制述论

明朝于15世纪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刺激了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地带的发展。宣德时期开始,藏传佛教僧人得以频繁赴京,汉藏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因之加强。正统时期,朝廷允许藏传佛教僧人自在游方,藏传佛教僧人因之发挥能动性,借力地方军政系统的赞助以恢复、新建藏传佛教寺庙,从而确立并巩固了藏传佛教的在地影响。与此同时,明廷针对番僧的朝贡、护持与承袭政策为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扩大影响力提供了制度基础。一方面,僧人将汉地的丰厚物资引入汉藏走廊用以营建寺庙,寺产更得到明廷敕赐护持保障。另一方面,明廷将番僧封号承袭与朝贡资格挂钩,激发了藏传佛教僧人以宗教安边、招抚番民的积极性。15世纪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的发展是明朝中央政策的在地衍生物。     

古水水电站西藏境内淹没区考古调查简报

文章介绍了2006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组成的联合考古工作队对古水水电站西藏境内淹没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工作情况,工作队在芒康县木许、纳西、曲孜卡3乡的澜沧江流域共调查了11处文物点,这些文物点既有史前聚落遗址、吐蕃部落时期的石棺墓,也有吐蕃政权时期的石刻造像及其之后的藏传佛教寺院等.文章对此次调查中发现、确认的吐蕃政权及其之前的文物点作了重点介绍,这些文物点不仅对藏东地区古代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且对川、滇、藏各民族的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舍德收藏藏传佛教文物初探

通过大量收藏的蒙古族文物来阐述保护和抢救蒙古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其中将有代表性的藏传佛教文物进行分类和命名,对其中某些文物的背景、年代、艺术风格进行阐述和初步探讨.     

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文章扼要记述作者考察的元明清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主要遗存,分析了与之相关的北京史籍文献。根据以寺庙、佛塔、绘画、雕塑和相关僧俗人物及其文献建立起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线索,重点考察不同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指出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在汉藏政治文化交流、在各民族共同创建中华文明史以及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并提出了若干以前学界未曾关注的观点:如覆钵塔与中国城市空间表达与标志,元明北京寺院的藏传佛教神灵体系,元至明永宣时期藏传雕塑对中国雕塑史的推动,明罗汉图像在藏区的流布,明清衮服与藏传金铜佛衣饰配置制度等。     

论藏传佛教寺院在传播《格萨尔》中的作用——达那寺及其格萨尔文物馆藏

藏传佛教文化的兴起,对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思想不仅在藏族民间文学作品史诗《格萨尔》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同时藏传佛教寺院对《格萨尔》的保护和传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以达那寺为例,就藏传佛教寺院在史诗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作者认为,在史诗《格萨尔》的流传过程中,藏传佛教寺院发挥了传唱、收藏、撰写、研究、收集格萨尔文物等重要的作用。     

浅谈藏传佛教本初佛

藏传佛教的教义教理中具有普世思想和慈悲心、良好道德的和谐思想内容,挖掘和利用这些理念,对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藏传佛教是我国的重要宗教派别,他们对佛教的理解具有独特的思维和理念,并且能够将佛教的教义教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在藏传佛教当中,本初佛是重要的崇拜对象,也是信仰的核心部分。在本初佛当中,金刚总持、法身普贤、金刚萨陲是三位重要的佛像,无论是从时间上来讲,还是从本初佛的演化上来分析,金刚总持、法神普贤、金刚萨陲都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因此,加深对藏传佛教本初佛的研究,有利于日后弘扬藏传佛教的佛法,促进当地的宗教信仰进一步提升。     

西藏传统古物学中早期佛教造像风格的分类与品鉴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公元12世纪左右,藏传佛教萨迦派大德们奠定了西藏古物学的雏形。14—16世纪左右,出现了一批精通不同门类文化的大学者,构建和完善了西藏古物学的理论体系。随着多元文化的融合,西藏古物学的分析对象逐渐扩大到佛像、瓷器、乐器、兵器、丝绸、纸张、茶、马鞍等“外来之物”。在过去几十年里,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些文本进行了研究,但直至今日,对相关文本的挖掘仍不够深入,研究成果零散,尚不足以体现该传承的重要性,诸多相关问题有待发之覆。文章通过3部布达拉宫馆藏古籍文献,以佛教造像作为考察个案,分析西藏传统文化中对南亚、中亚以及汉地和西藏不同时期佛像的认识。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材质、地域、风格的佛像进行了分类和描述,希冀对构建西藏本土的“古物学”或“艺术考古学”有所意义。     

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化与法治化的历史和现状

历史上,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政教合一制度的影响,寺庙管理从早期的堪布主导的管理制度演变为教派领袖主导的管理制度,再发展到活佛主导的管理制度,体现佛教教义和学经教育的内在需求的同时,也受封建割据势力和地方政权、部落、土司等世俗政治的影响,对藏传佛教的存续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双重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寺庙管理制度开启了历史新纪元,步入了民主化、法治化的轨道,寺庙管理实行了自我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制度保障。文章围绕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寺庙的修建以及相应制度的建立、后弘期和政教合一时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寺庙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崭新的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对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化、法治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归纳。     

新书浏览

《藏传佛像艺术鉴赏》　　黄春和著　 16开　 2 6 2页 2 70千字平装定价 38.0 0元华文出版社 2 0 0 4年 1月第 1版　ISBN7- 5 0 75 - 15 6 1- 3/B·6 4　责任编辑 :杜虹材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专著。作者在长期对藏传佛教造像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和实物     

明代蒙古汗室王与藏传佛教

吐默特阿勒坦汗时期,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地区,对蒙古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文章依据大量史料,对当时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过程、原因以及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作了介绍和分析。     

明清瓷器八吉祥纹的发展演变

八吉祥是藏传佛教最具有代表性的纹样。元代瓷器已出现八吉祥纹,明清时期八吉祥纹在瓷器装饰中较为流行。本文通过对传世及考古发现的明清瓷器的考察,梳理其所饰八吉祥纹的发展演变脉络,分析明清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八吉祥纹的形态及其组合特征,为明清瓷器及相关文物的断代提供依据,加深对汉藏艺术交流的认识,使相关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     

浅谈藏传佛教本初佛

藏传佛教的教义教理中具有普世思想和慈悲心、良好道德的和谐思想内容,挖掘和利用这些理念,对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藏传佛教是我国的重要宗教派别,他们对佛教的理解具有独特的思维和理念,并且能够将佛教的教义教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在藏传佛教当中,本初佛是重要的崇拜对象,也是信仰的核心部分.在本初佛当中,金刚总持、法身普贤、金刚萨陲是三位重要的佛像,无论是从时间上来讲,还是从本初佛的演化上来分析,金刚总持、法神普贤、金刚萨陲都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因此,加深对藏传佛教本初佛的研究,有利于日后弘扬藏传佛教的佛法,促进当地的宗教信仰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