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美好的隐居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愤然辞去彭泽县令的职务,隐居山林,过起了隐居生活。在隐居期间,     

督邮主县和陶渊明辞官

陶渊明辞彭泽令后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该篇的序中叙述他辞官的原因,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但他仍然“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想任满一年,待公田收获后再辞官。促使他居官八十余日就自辞的原因是“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而萧统的《陶渊明传》及《宋书·隐逸传》、《晋书·隐逸传》、《南史·隐逸传》都说促使辞官的直接原因为“岁终,会郡遣督邮主县,吏请曰:‘应     

陶氏宗谱中之问题

迄今为止，江西、安徽、湖北等地已发现十部《陶氏宗谱》，其中都有关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家世、生平的记载。本文对此进行评述与甄别，认为：一、陶侃为陶渊明曾祖当无疑问。二、陶茂乃陶渊明祖父，任武昌太守。三、陶渊明父为陶敏，非陶逸或陶回。四、陶渊明前后两娶，前妻程氏，续妻瞿氏。叔父陶夔，敬远为渊明从弟之一。五、陶渊明故里在浔阳郡治鹤问寨附近，今九江市西南二十里赛湖、八里湖一带，距东林寺较近。所谓“渊明始家宜丰”及楚城乡或庐山南有渊明故居之说皆不可信。本文是作者在考察了各地所藏之《陶氏宗谱》的基础上写成的，其说值得重视。     

从陶潜作品看其人格二重性

陶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出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青年时代家境就很贫困,29岁那样,开始出任江州祭酒,不久辞官归隐,此后又做过几任参军一类的小官,每次时间都很短,在这十几年中,他的经济状况日益窘迫,只好亲自参加农业劳动,然而,“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辞序》),在亲友劝告下再任了八十多天彭泽令,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萧统《陶渊明传》)而离职回乡,并且写了著名的《归去来辞》以示归隐的决心,从此“躬耕自资”直到63岁去世。     

亲人在陶渊明诗文中

陶渊明极重亲情,为嫁给程家的同父异母妹和堂弟陶敬远分别写过祭文。程氏妹之死是陶渊明归隐的导火线之一,而敬远乃是水平和风格都不低于渊明的真隐士。读这两篇祭文,可以大大增加我们对陶渊明生平经历和内心世界的了解。陶渊明的五个儿子都不爱学习,而《责子》诗表明渊明对此态度很旷达。曾经有人认为《责子》诗的主题在于绝不能让儿子们出仕于新朝,要让他们同自己一样做东晋王朝的遗民,所以没有出息正好。此乃曲解陶渊明的奇谈怪论,完全不可凭信。     

“陶明渊始家宜丰”甄辨

东晋诗人陶渊明,正史明载“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然自宋以来,屡有谓居处江西宜丰县城东二十里的秀溪陶氏,乃渊明幼子佟之嗣,进而溯及渊明“始家宜丰”,故近现代竟有学者呼吁改渊明之籍隶宜丰。对此,笔者匪敢苟同,谨以浅陋之识,聊匡世说之谬。     

陶渊明《饮酒》诗系年考辨

关于陶渊明《饮酒》诗的系年,说法大致有五:元兴二年癸卯说、元兴三年甲辰说、义熙十年甲寅说、义熙二年丙午说、义熙十二三年说。笔者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另提一说,即义熙十四年戊午说。其理由主要有三:一、从陶渊明于义熙元年乙巳辞官奔程氏妹丧,次年返园田算起,一纪后当是义熙十四年戊午;二、其所饮“名酒”当是官人所送,而王弘恰于义熙十四年任江州刺史;三、诗中许多内容与刘裕称“宋王”及废安帝立恭帝事相合,而此事亦发生在义熙十四年。     

跳丧儿嗬的由来

在鄂西土家族聚居的崇山峻岭中,流传着一种独具特色、以欢乐的歌舞悼念死者的民族民间舞蹈形式,土家人俗称它为“跳丧儿嗬”。 一、跳丧儿嗬的基本形式 跳丧儿嗬广泛流传在古代巴人发祥之地的清江流域中上游地区,尤以鄂西的巴东、长阳境内最为古老原始,在这里的民间最为普及。     

浅论土家丧鼓歌

浅论土家丧鼓歌田禾丧鼓田是流行于湘鄂川黔土家族地区的一种以欢乐的歌舞形式悼念死者而演唱的职．又名闹丧祆。闹丧田．有的地方还以它的唱词末句衬词而称之为“撒儿啃”、“散忧儿田”。人们称它的舞蹈形式为跳丧筹、打丧鼓、夜锣鼓、打绕棺等．它是一种亦因亦好的家把...     

土家族“撤尔嗬”源流、内涵及功能探讨

“撒尔嗬”是土家族源远流长古老独特至今仍在流传盛行的丧葬祭祀歌舞仪式。土家族有语言无文字,“撒尔嗬”是汉语音译,又译“散忧儿嗬、“三友儿嗬”等,音意兼译为“跳撒尔嗬”,意译为“跳丧鼓、“打丧鼓”、“闹灵歌”等。形式上有坐丧(文丧)、跳丧(武丧)、绕棺(转丧)等。现在主要分布在湖北清江流域的长阳、巴东、五峰、鹤峰、建始、恩施等土家族聚居区,在湘鄂川黔毗邻地区土家族聚居区也有程度和形式不等的存在。     

“折腰”新解

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而去,传为千古佳话。折腰一般解为弯腰。但我认为这种解释尚可商榷。《晋书·陶潜传》记云:“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原文明示小吏告诫他的是应束带见之;陶潜厌其约束,不愿正襟事人,遂愤而挂冠。就上下文     

扬州二马及其《小玲珑山馆图记》

清代康雍乾盛世,东南文化集中在杭州、苏州、扬州三地。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而扬州的园亭,又多为骚人墨客诗文酒宴之所。据《扬州画舫录》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梦星)篠园及郑氏(侠如)休园为最盛”。程氏篠园有程松许谷为之图,郑氏休园,其子为光辑为《休园志》若干卷,均见《画舫录》载。而马氏小玲珑山馆有无图、记,未见记载。近于京郊访问老友姚蔼士先生于安外辛店村,竹篱低舍,居处湫隘,而壁间所悬,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心丧”之礼

中国古代的心丧有两个渊源,即商代高宗谅闇之制以及孔子弟子为其师心丧三年。两汉三国时期,由个人缘情自发实行的为师心丧,其范围已经扩大到为轻服的亲属行心丧三年之礼。至西晋武帝亲行心丧,并使之发展成为一种皇朝的正规礼仪。魏晋南北朝时期,心丧在服丧对象、丧期、丧服、丧仪等方面都有特定的内容,故可视为一种丧礼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领导出数字数字出领导——警惕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浮夸风”

去年,笔者家乡出了一件怪事:年初县里给乡里下达了工农业总产值10亿元指标,到了年中,乡里敲锣打鼓到县里报喜:“一年指标半年完成”;年底乡里又向县里送上喜报:“全年工农业总产值20亿元”。今年初,乡里主要领导升职提拔重用     

陶渊明审美气质的核心是“为仁由己”──兼与王钟陵先生商榷

近代学者对于陶渊明思想本质的探讨，发表过多种意见。梁起超认为，陶渊明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都在儒学，胡适则认为，渊明平生实行自然主义，井不像孙绰支遁一班人只供挥清谈的口头玄理，陈寅份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为新自然说，政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会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朱自清在《陶诗的深度》一文中说，“陶诗中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他以《饮酒》第二十首为例，证明“实和淳都不见于《论语》，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复…     

“三年之丧”与“孔子复礼”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而行至孔子所在的春秋末年,已然是礼崩乐坏.孔子欲借助“三年之丧”所独具的双重功效,由孝而仁,由仁而礼,由礼而和,所以“三年之丧”成为了“孔子复礼”的新宠,被提至到“古今天下之通丧”的高度.孔子的宣传,为“三年之丧”在后世由礼入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弟子为师心丧三年提供了契机,为后世孝道、仁政和尊师重教的传统奠定了基石.     

袁枚《祭妹文》中的悲

清初诗人、文学家袁枚的著名抒情散文《祭妹文》,在怀念称颂中表达悼伤之情,而祭奠的亲人三妹袁素文是受封建礼教束缚,遇人不淑,身世悲凉的妇女。因此本文在思想感情上的关键是一个“悲”字。这个“悲”字,贯串全文的始终,是全文的核心。那么这个“悲”字,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秦汉时期的乡里教育

一、乡里教育的起源和发展我国的乡里学校,最早出现于夏朝,“夏后氏之学在上庠”①,“序,夏后氏之序也”②。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学校也分为“大学”和“庠”两级。到西周时期,为了加强乡里教化,“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③。《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杜预注曰:乡校即“乡之学校”。《文献通考·学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乡学也。”这说明,我国的乡里教育在夏、殷已初具端倪,到西周春秋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初步的乡里教育制度。春秋战国之际,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夺取和巩固     

陶渊明受佛教影响说质疑──读丁永忠《陶诗佛音辨》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是陶学研究中相当复杂的问题之一。古今研究者或将渊明归于儒家,或归于道家。自宋以后,喜欢以禅说诗的人,将陶诗的言约旨远与禅宗的不立文字相提并论,于是就称陶诗“默契禅宗”。近有丁永忠先生集渊明信佛说之大成,著《陶诗佛音辨》以佛经比附渊明诗文,论证渊明深受佛教影响。对这样一种“新论”,很有辨析的必要。     

一文抒“三情”,谋篇独匠心——《纪念刘和珍君》教学笔记

《纪念刘和珍君》是一篇抒情散文。它不是抒“喜、怒、哀、乐”之情中的一方面,而是熔“哀悼”“愤恨”“激励”之情于一炉。通览全篇,不难发现,作者在抒发上述“三情”时,并没有三分笔墨,而是以“哀悼”烈士之情定基调,作引线,泼墨于“愤恨”反动派之情上,归宿于“激励”革命者之情中。全文以作者的感情贯穿始终。感情的抒发,向横向展开,向纵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