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诸多情况不同,后税改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景观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是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唯一主体,农村社会组织也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农村公共危机虽然冲击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催生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机遇。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对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对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应作出理性思考。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信息公开问题——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利益博弈

信息公开对于公共危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收集是政府危机决策的依据,信息发布是稳定社会情绪、调动社会力量共攘危局的手段,但是,政府、媒体和公众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对于信息公开的不同态度。信息公开的过程就是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只有整合利益、达成共识,提高公共危机中信息公开的水平,才有利于促进公共危机的治理。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决策能力的反思与前瞻

公共危机治理决策是典型的非常态非程序化决策,是检验现代政府决策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尺.基于对公共危机治理决策之特性及其对政府决策能力之挑战性的研究,审视共和国建立以来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嬗变与重构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剖析其变迁之得失因由及影响,反思其经验教训,进而探讨改善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提升公共危机治理决策效度之路径与对策.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公共危机治理的市场逻辑——以黄浦江水污染事件为例

依照公共危机演化过程的经济属性,公共危机可分为经济性公共危机和非经济性公共危机。经济性公共危机本身是由人的行为选择引发的,是利益驱动的结果,而市场、政府两大主体在危机治理中的行为逻辑的不一致是这类公共危机治理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经济性公共危机治理应该遵照市场逻辑解决利益冲突,政府公共政策需尊重治理对象的利益诉求,才能实现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治理效果。     

中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能力论析——以汶川大地震为研究背景

公共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是现代政府综合实力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中国,融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于一体的各级人民政权是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公共危机的治理主体.此次汶川大地震是对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在应对汶川大地震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表现出卓越的应急能力,彰显了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政府危机治理的效能.但是,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我国政府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基层政府要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治理本领,把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作为政府能力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和基本目标之一.汶川大地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现代转型.     

区域公共危机治理：逻辑与机制

区域公共治理建立在重叠共识与公共空间基础之上,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地区的公共危机的发生都可能引发区域性公共危机,从而导致区域内各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合作治理的加强.在当代中国,区域公共危机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设置远不能满足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与工具需求,因此,在现阶段,关键是要建立必要的政府与政府、国家和社会联合反应机制,逐步实现权力下移、统一指挥、分别响应、相互合作、逐步推开.     

危机状态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厦门PX事件透视

本文立足于公共政策视角,通过对厦门PX公共危机事件的案例分析,认为要科学、合理的应对不断爆发的公共危机,必须实现从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所谓公共危机治理,在其浅层意义上,追求的是通过构建政府与公众互动、彼此沟通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治理系统,从而能够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最优路径;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这无疑是当代政府治理的人文指向,也是走向新文明的历史底蕴,因而格外值得中国公共管理者重视和深思.     

公共危机视域下大学生群体媒介素养教育的路径

公共危机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现象之一.在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信息的传播表现出新的特点.由于媒介素养的缺乏,大学生接受公共危机信息时容易发生失真与畸变,影响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总结公共危机信息在大学生中的传播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意义十分重大.     

社会化媒体中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动力研究——以昆明暴力恐怖袭击案为例

社会化媒体以其独特的信息交互方式,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用户.在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演化过程中,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搜索信息、分享信息、传播信息、交换意见以及表达情绪的重要交流平台.在这种传播语境下,从行动者的个体层面研究用户的行为动机及表现特性,从信息层面探究集体意见集合的发生过程与公共危机事件的演化机理,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昆明暴力恐怖袭击案发生后的连锁反映充分证明有效运用社会化媒体有利于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     

公共危机事件中我国政府公共管理效能探析

全球化的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已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能否有效地应对一系列社会公共危机已经成为考验和评价一个政府组织的治理能力和公共管理效能高低的重要指标。我国应设立独立的处理危机事件的常设机构,推进应对危机事件的法制建设,加强危机教育,培育危机治理的多元主体,并加强国际合作,提升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     

论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及其重塑

面对不断发生的公共危机,政府必须具有透明、责任和高效的形象。因为其所具有的公信力、凝聚力以及对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和公民广泛参与公共危机的治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政府公关理念缺失、形象意识不足、与媒体沟通不畅等因素,严重制约着政府形象的建构。所以要使公共危机治理更加顺利,必须设立专门的政府公关机构来处理公共危机,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实现政府与公众的双向对等沟通,提高公务员的德性及素质,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来提升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化解危机的能力。     

公共危机情境下基层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及优化

政府公信力是衡量政府执行力的重要依据。在特定情境下,公共危机是政府公信力提升或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屡屡发生并造成严重后果,使得各级政府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良影响,同时给政府危机管理问题敲响了警钟。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大前提下,如何快速高效地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日益成为衡量基层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指标。本文以基层政府与公共危机二者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提出了在危机管理中优化政府公信力的建议。     

网络空间政府舆论危机及其治理原则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是网络社会政府经常面临的一种新形式的危机.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实质是政府形象危机问题,与公共事件危机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由于受网络信息串联、群体集化的影响,政府网络舆论危机与其他媒介所产生的危机也有不同的特征.政府网络舆论危机虽然危及政府能力体系的发挥,但是也为政府与公众之间对话创造了机会,为政府与公众之间重新互相理解提供了契机.只要及时科学地处理危机,稀释危机效应,通过理性的协商与对话,还是可以在新的高度上重塑政府形象,进一步提高政府公信力.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及其应对策略——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大地震的考察

从传播学的角度介入公共危机的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公共危机的发生,不但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功能,也对整个信息传播系统形成某种冲击和干扰,导致信息传播的"失衡".考察"非典"危机和汶川大地震中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发现,公共危机中发生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将导致危机的严重恶化.因此,作为处理公共危机的主体,政府及其控制下的传媒组织必须发挥积极主动的效用,正确引导危机信息的传播,避免信息传播"失衡"的出现,才能有效解决危机问题.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不仅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是否完善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之间的平衡稳定问题,与当前的"和谐社会"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中国遭遇的种种公共危机,在给我们带来种种灾难和痛苦的同时,也带来了学习、改进和创新的机遇.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地震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府、媒体以及民众都在苦难中成长和进步,"多难兴邦"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现实的鞭策.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职能完善

政府积极应对公共危机,提高避免和驾驭各种风险的能力,是政府职能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回应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挑战,我国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方位地加强公共危机管理。政府的应对之策有:建立政府危机管理的预警机制,增强对公共危机的可预见性;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强化危机发生后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建立处置危机的权威机构和相关体制,提高公共危机管理的科学性;动员全社会参与危机救治,增强社会认同;加强信息流通,提高政府公信力;加强法制建设,使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     

知识管理框架下的政府危机信息管理模型

危机影响过程就是危机信息活动与演化过程。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往往存在信息和知识不能共享的问题,信息缺失、沟通断裂、决策失误是导致公共危机产生、演变的重要原因。危机管理的核心就是对危机信息的管理,以信息管理支持危机管理的全过程。文章在提出知识管理框架的基础上,整合多重信息技术,为政府危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收集、分析、管理信息提供借鉴。同时建立危机信息管理的数学模型和价值选择模型,以引导危机管理者和危机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     

网络治理结构: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现实选择

危机已成了政府行政环境的常态,这对其危机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应对公共危机所采用的单一政府决策主体,由于其自身能力与资源的限制而往往导致决策失效或供给不足。尽快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多元主体但却运作联动的网络治理结构,是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现实选择。这种以高新电子技术为现实支撑的统分结合的网络结构,也必将以其独有的竞争优势而成为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必然选择。这对于推动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决策多元民主进程以及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科学构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