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诏西皇”抉微

《离骚》:“诏西皇使涉予。”王逸《章句》:“诏,告也;西皇,帝少皥也;涉,渡也。……使少皥来渡我。”王逸还把“西皇”称为“圣帝”。对于王注,历代《楚辞》学者罕有异辞。王注一般说是不错的。问题在于,屈原“诏西皇”,口气是命令式的;诗人为何用此口吻来对待西方的上帝?据《山海经》,古有“群帝”,即不同氏族或部族崇奉不同的上帝。楚人的上帝为“东皇太一”。从屈原加工的民间祭神曲《九歌》来看,“穆将愉兮上皇”、“君欣欣兮乐康”,诗人对东皇不是极其虔诚、极其崇敬吗?为什么“诏”起西皇来了?诏,《尔雅·释诂》云:“导也。”《注》:“教导之     

楚辞札记

一、伯庸即熊康离骚篇首,屈原自述家世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老曰伯庸。”玉逸注:“皇,美也;父死称考,诗曰‘既右烈老。’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全名,以及于亡。”如王氏意,皇为形答词,言考之美德,皇不     

太平天国尊“皇上帝”反对“邪神”思想剖析

太平天国是信基督教、尊“皇上帝”的。这是他们在关于宇宙中是有神还是无神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不过,他们对“皇上帝”以外的封建神权、世俗迷信、佛道教神学等所谓“邪神”“邪说”,也进行了理论的、实践的批判,似应具体分析。     

殷人信仰世界中的“帝”及商周时期“帝”观念的演变

“帝”是殷人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甲骨卜辞中“帝”与气候现象、社会人事等客体的关系来看，“帝”是殷人对客观存在的无形力量的抽象概括，“帝”具有不可预知性，只能通过占卜去揣测所谓“帝”的意旨。与“帝”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自然力量和先人力量，殷人只祭祀有形存在的力量，对“帝”这种纯粹无形的力量只占卜不祭祀，“帝”也不是商朝存在的决定性力量。周代殷后，对“帝”进行了人格化改造，使之成为建立周政权的决定性力量，但“帝”也不是周人的保护神，“帝”或“天”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客观力量的特征，但人也不是无能为力的，通过勤勉修德就可以获得“帝”的眷顾，拥有天命。商朝晚期先王有了“帝”称，西周时“帝”成为政权的决定性力量，战国时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帝”开始向人王发展，战国中期秦昭王和齐湣王互称为帝，直至秦王政统一后专称皇帝，“帝”最终完成了由客观存在的无形力量向人世间最高统治者的转变，但其客观力量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论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

太平天国革命俗称“洪杨革命”。它的两位主要革命领袖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关系,是十分微妙和复杂的。从宗教方面来说,洪秀全是拜上帝会的缔造者,享有仅次于天父皇上帝与天兄耶苏的最高宗教地位,是“真主”。但是,由于杨秀清具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身份,他不仅是“禾乃师赎病主”,而且是“圣神风(皇上帝意志的教化者)”和“圣灵(皇上帝的降托者)”。因而,杨秀清成为太平天国举国上下共同信仰的一位“真神”。正如《天条书》明     

“策”“简”辨

“策”“简”辨张觉《孟子·尽心下》：“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赵歧注“二三策”为“二三简策”。杨伯峻《孟子译注》则注“策”为“竹简”,其《春秋左传注》第７８页亦注云：策和简“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单简亦可谓之策。”似从赵注而实为形似神非。策和...     

从“三余”做起

近因查核东汉刘协谥号追称的始末,读《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其中云:“明帝不从使称皇,乃迫谥曰汉孝献皇帝。” 《王肃传》末曰:“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董遇是怎样一位人士?“三余”之说,同他有何干系?一查裴松之的注所引《魏略》,它向我们介绍了董遇其人。《魏略》称:“遇字季直,性质讷而好学。兴平中,……采稆负贩,而常挟持经书,投闲习读,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郡举孝廉,稍迁黄门侍郎。……黄初中,出为郡守。明帝时,入为侍中、小司农。数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编’。‘言读书百编而义自见’。从学者云:“‘苦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     

“忮辩”应是“强辩”

中华书局版逯钦立校注本《陶渊明集·读史述》韩非章云:“丰狐隐穴,以文自残。君子失时,白首抱关。巧行居灾,忮辩召患。哀矣韩生、(?)死说难。”逯钦立注云:“忮,疾忌。言君主忌辩者发其阴私,所以辩者每以召致祸患。《史记》本传独载非之《说难》,列举说辩者招致弃身、危身等祸患。”按:逯注误矣。“忮”的本义为“固执,不听从。”后引申为“嫉恨。”《说文》:“忮,很也。”段玉裁注:     

“廷杖”考

“廷杖”,就是皇帝在殿廷、朝堂之上杖责臣下。“廷杖”究竟始于何时?明代朱国祯云:“廷杖始于唐玄宗时。”“又起于隋。文帝本纪称殿庭挞人,此其徵也。” (《涌幢小品》卷12廷杖条)《明史》在卷95《刑法志》中又云:“廷杖之刑,亦自(明)太祖(朱元璋)矣。”张善诚同志在他的《评忠君道德》(载《哲学研     

《九歌》“君”、“灵”辨

<正> 《九歌》称神为“君”。如:《湘君》首句曰:“君不行兮夷犹。”王逸注:“君,谓湘君。”《大司命》第五句曰:“君回翔兮以下。”王逸在第二句“纷吾乘兮玄云”下注有“吾,谓大司命也”,因之,不言而喻,这里的“君”也是指大司命。朱熹亦谓:“指神。”蒋骥与朱注同。《东皇太一》末句曰:“君欣欣兮乐康。”王逸注:“神以欢欣,餍饱喜乐。”仍释“君”为“神”。朱熹注:“君,谓神也。”蒋骥亦言:“君谓神。”     

国号前附加的“有”、“大”、“皇”的意思

读史书,常见国号前加有“有”、“大”、“皇刀诸字。它们是什么意思呢?“有”字是语首助词,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一般来说都是后来人的称呼,并非立国号时即有。如有夏,有殷,有隋,有宋,有清等。“大”字意为广大,伟大,是誉美之称呼,多为本朝人的称谓。如汉人称大汉,唐人称大唐,明人称大明,清人称大清。“皇”字     

“玺”之再识

“垄”是古代中国皇帝印章的专称，这为今人深信不疑。《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释曰：“垄：印。秦以后专指皇帝的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亦云：“空：帝王的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国文化之谜》第三辑（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传国玉皇何处寻》一文开箱也说：“奎是封建时代皇帝的宝印。”然而，这不冠前提的流行说法值得怀疑。因为，“至”在封建社会时期除了指皇帝的印章外，又可指：（1）太后印。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九年四月，“毒矫王御奎及太后变作乱”。（2）太子印．如《宋书·礼志》：“皇…     

《离骚》管窥之一——皇览揆余于初度兮

“皇”字自王逸释为“皇考”,王夫之《楚辞通释》申之曰:“皇,皇考省文”。似成定论。然此解释有三可疑:古籍一中从不见有皇考省称为皇之例。据王逸说:“皇,美也,父死为考。”则皇考为偏义复合词,皇修饰考,如可省当省皇而存考。二、摒北方诸子“明一者皇,察道者帝”(管子·兵法)的陈说且不论,即使在     

洪秀全与皇上帝.孔夫子

研究一下洪秀全与皇上帝、孔夫子的关系,看一看他所创立的拜上帝教,其基本内核是属于以皇上帝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还是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了解洪秀全以拜上帝教发动太平天国革命,到底是要在中国推行所谓“神权政治”,还是要反抗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很有意义的。     

谈宋璟的“持诚示信”

唐代的宋璟,与姚崇相继为相,其为人耿介有大节,唐代的贤相,前称房杜(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宋(姚崇、宋璟),是颇为后世人所称道的。有一则小故事,可以说明作为贤相的宋璟,在待人接物上,确有其特点。唐玄宗时,有一次过端午节,玄宗皇帝把一块钟孔石赐给了丞相宋璟,宋璟派他家的子弟把钟孔石送到医生处,请医生把它合炼成药物。宋璟的子弟说:“皇上所赐的东西,必是奇珍异宝,如果轻易交给别人,恐伯会被他们偷偷调换。”宋璟说:“持诚示信,尚惧见猜。     

释“干戈戚扬”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传》曰:“戚,斧也;扬,钺也”,训戚、扬为兵器。今案“弓矢斯张”与“干戈戚扬”相对为文,弓矢、干戈之为兵器,其义不言自明。“斯张”非兵器,则与其相对之“戚扬”亦不得训为兵器。戚当读为越,二字古通用。《国语·齐语》有“宁戚”,《淮南子·道应》作“宁越”。《说文·戊部》:“戚,戊也。”《后汉书·崔寔传》注:“戚,钺也。”皆其例证。越字通粤,《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集注云:“粤,古越字”,是其证。《汉书·翟方进传》“粤其闻日”,注曰:“粤,发语词也”。戚即粤之借字,与斯相对,同为句中虚词。扬,举也,与张并为动词。“干戈成扬”,“干戈粤举”也。二句之义,即张弓矢、举干戈是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传》训溥为大,《笺》释溥为广,皆不以百泉、溥原为一地专有之名称。案古有以“某原”为地名者,如《大雅·皇矣》“度其鲜原”,毛、郑亦不以鲜原为一地专名,然《逸周书·     

“宾帝”非“先帝”小考

“宾帝”一词 ,古代典籍中多有用例。《辞源》、《辞海》等工具书均未收录。《汉语大词典》为单独义项 ,释为 :语本《逸周书·太子晋》 :“吾所三年将上宾于帝。”孔晁注 :“言死必宾于天帝。”后即以“宾帝”指先帝。孤证为唐代沈期《追册章怀太子张良娣文》 :“恩绝宾帝 ,七日无归 ;义申从子 ,百龄先谢。”按 :《汉语大词典》释义错误。“宾帝”非指“先帝”。孔晁注文“言死必宾于天帝” ,当为“言死必宾于先帝。”从词性上看 ,“宾”乃名词意动用法 ,“宾帝”即“以先帝为宾”。《大词典》收“宾天”一词 ,即以天为宾 ,婉指帝王死亡。…     

释“子衿”

一章曰“青青于衿”,二章曰“青青子佩”,《传》云:“青衿,青领也”,“佩,佩玉也。”案以佩为佩玉,诚是;然以衿为衣之交领,则与“青青子佩”殊不类。衿乃古人腰间所系大带。《豳风·东山传》“施衿结帨”,《释文》曰:“衿,系带”。《汉书·杨雄传》“衿芰茄之绿衣兮”,注引应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带也”。《后汉书·杜笃传》注曰:“衿带,衣服之要”,字又作紟。《说文·系部》云;“紟,衣系也。”《释名·释衣服》云:“妗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上举数例足证衿当训为带。大带亦有装饰作用,《论语·卫灵公》:“子张书诸绅”,邢昺疏曰:“以带束腰,垂其余以为饰,谓之绅。”饰物佩玉,以丝绳系大带之上。诗言衿、佩,衿也佩也皆为饰物。闻一多《风诗类钞》云衿作给,“紟是系佩玉的带子”,非是。《方言》卷四“佩紟谓之裎”,郭璞注云“所以系玉佩带也”,当为闻氏所本。知此诗“衿”非系玉绶带而为束腰大带者,先秦典籍绝无称举系玉绶带以美人服饰之例,称举束腰大带以美人服饰之例     

《后汉书》及注校勘拾遗(十一)

《后汉书.光武帝纪》:“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禅于梁父。”李贤注引《续汉志》曰:“时上御辇升山,即位于坛南,北面,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三分玺亲封之。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毕,皇帝再拜。……刻石文辞多,不载。”余按:“寸三分玺”当作“寸二分玺”。《续汉书.祭祀志》:“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封之。”又据本志前“议封禅所施用”,“玉玺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则作“寸二分玺”明矣。《通鉴》卷四四也作“寸二分玺”。《后汉书.光武帝纪》:“三月戊辰,司空张纯薨。”余按:《通鉴》卷四四同,然《…     

“五十以学易”与“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论语·为政》)。又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两段话中的“五十而知天命”和“五十以学易”,前人很少注意到其间的内在联系,甚至连朱熹也不例外。朱熹注《述而》篇“五十以学易”说:“此章之言,《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