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民主与合法性:法院及其公众基础

欧盟的民主与合法性：法院及其公众基础格雷戈里·Ａ·卡尔德拉詹姆斯·Ｌ·吉布森在过去１０年中我们研究了欧洲高等法院和公众的关系。最近我们调查了大众对欧洲法院的态度。鉴于欧盟机构目前合法性不足,此种态度已成为一个令人相当关切的问题。我们首先就群众对高级司法机构的想法提出了概念上的和操作性的研究方法。依靠戴维·伊斯顿和其他人早些时候的成果,我们考察了“常规性支持”这一概念,提出了我们的概念尺度并报告对欧盟公众的调查资料。然后,我们叙述了为评估造成公众对欧洲法院所持态度的原因而作出的努力,特别注意基本法律价值观在形成对这一机构看法上的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考察了这项研究的基本假设：常规性支持应是人们服从欧洲法院裁决的基础,而虽然我们发现它并没有什么广泛的群众支持,但它所拥有的支持确实变成了服从它那些不受欢迎的决定的意愿。我们以对未来关于欧洲法院和公众关系研究方向的看法结束本文。     

加拿大的法律、法院和民主

加拿大的法律、法院和民主伊恩·格林卡尔·巴尔彼得·麦科米克九十年代加拿大公众对民主和民主参与更加关切,同时也表现出法院的更大公共政策制定作用。这一般归结于１９８２年加拿大权利和自由法案的颁布。虽然这一倾向的更为全球性的方面,较少要求作出地方性的解释。作者利用和上诉法院法官的会见来说明这一明显带有悖论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他们争辩说强有力的司法的作用并非和民主概念不相容,民主概念不仅仅是确定多数统治,也暗示了改变法官选择过程和司法独立概念的代价。这是令人不安的交易,这种交易可能使加拿大法院处于更重要的地位,但也将易受责难,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暴露在公众攻击的火力之下。     

瓦解与重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对农村宗族的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亿万农民在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逐步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农村宗族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附属于农村宗族的一系列因素逐步解体和转型,在新的阶级领导下,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解体和转型的因素或是消失,或是在新的环境下重新定位和建构,并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巴西的法院、法律与民主

巴西的法院、法律与民主马库斯·法罗·德卡斯特罗本文论述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年期间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文章就参与政治制度着眼，分析了最高法院的体制定位，认为在公众的自我意识加强、因实施反通货膨胀政策而导致的冲突加剧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最高法院既注意了司法部门应有的限制，也有在政治上抓权的表现。文章描述了反对党派对最高法院的利用，讨论了以使最高法院参与民主政治制度为目的的改革建议的重要意义。〔庾敏译     

民主治理中的议程回应性:范式重构与理论阐释

如何在复杂多元的现代环境中回应公民的需求与期望,已经成为当代民主治理的最大挑战。这意味着需要超越民主理论的社会中心论范式,将回应性的研究从责任—控制框架转移到强调国家自主性的能力—建构框架之中。在此框架中,民主治理的回应性是通过一个以政策议程为中心的双边进程而获得的:一方面是公民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有效回应。两者之间的有效结合,造就了民主治理的回应能力,使不同的社会问题在不同的回应模式中得到有效解决。     

乡村共同体的瓦解与重建——我国乡镇治理的困境及其自治要素分析

乡镇问题的实质是传统乡村共同体瓦解之后如何在现代国家体系下重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治理体系问题.目前乡镇的困境是由于现代国家政治建设和城市化的进程破坏了传统的自治要素,却又未能在公民社会的框架下重建新的要素关联导致的.因此,必须跳开围绕着乡镇权能大小讨论乡镇问题的框架,以平等的公民权为基础重构地方社会的自治共同体.     

消除贫困:得自50和60年代中国和南韩的经验

本文描述本世纪５０和６０年代，中国和南韩如何在非经典的条件下分别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过渡，分别超越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而分别异于东欧和拉美诸国的追求，而在消除贫困的战略方面取得了正面教训。两者的经验都是进行了相当之深刻的社会转型，采取了文化上切合各自实际的发展范式。国家扮演了战略性的角色，提供支持以释放出人民的创造力。两国的经济都从基础上发动了一种新的积累过程，其中包括资产的再分配、节约储蓄、人／自然／技术三者的新的结合、以及通过把贫困者组织起来而将农村人民的剩余资金保留在他们自己手中。由于这一切，两国得以在相当的短期内消除了最为严重的贫困。这两个个案都表明，增长的目标、人的发展和更大的平等可以是同一过程中互为补充的部分而不必顾此失彼。     

哈贝马斯的真理观与民主合法性的重建

哈贝马斯力图在真理的基础上重建民主合法性 ,使民主摆脱工具化、形式化的局面 ,从而实现民主与自由的有效结合 ,及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超越。他以道德普遍主义为支点 ,跨越民族国家的局限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理性的生活方式。     

微议程、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论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重点的转向

随着新媒介逐渐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新的媒介环境正逐渐构建起来,由利益或兴趣聚合起来的个体和社群,形成微议程,已成为议程设置不可忽视的显性要素。我们假定,个体和社群通过微议程,或直接影响公众议程,或与大众媒体议程进行互动博弈,间接影响公众议程。我们将其作为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的着力点,关注特定个体和社群的意见指向,研究微议程形成过程对大众媒介和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分别探讨了微议程的提出背景,微议程的界定,微议程的影响等,最后形成了微议程影响下的议题显要性转移图示。     

联合国介入与阿富汗民主重建的反思

推动和协助"后内战国家"(Post Civil War)建立和平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是国际社会赋予联合国的重要职责。根据《波恩协议》和安理会第1471号决议,联合国设立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帮助阿富汗重建民主政体。不过,从2004年以来的历次阿富汗大选都因舞弊丑闻而饱受争议,联合国帮助下的阿富汗民主政治进程也因此并不成功。本文通过回顾了理论界关于"后内战国家"的相关理论,结合2002年以来阿富汗的历次总统和议会大选,分析联合国在协助阿富汗民主政治进程中失败的原因。我们认为,阿富汗没有能够建立起"包容的政治体系",联合国在阿富汗没有"强大的援助保证"和阿富汗缺乏"良好的民主传统"是导致阿富汗民主重建困难重重的重要原因。联合国协助下的阿富汗民主进程仍旧充满挑战。     

重建西方民主概念——基于犯错权的视角

试错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方法,本文由此假设犯错权是人存在的基本权利.西方民主理论学家并未认识到犯错权对建构民主理论的重要性,所以需要从这一基本权利出发重新诠释古希腊城邦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从犯错权的视角来看,古希腊城邦时期的民主保障了人民共同犯错的基本权利,而现代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意味着人民将犯错权委托给政治精英,因此政治精英拥有替人民犯错的基本权利和分享错误的基本义务.围绕犯错权的保障体系以及错误是否能得到有效检索与分享,本文阐述了犯错权视角下的代议制民主即可错性民主的理论体系,重建了平等、自由等普适价值与民主之间的内在逻辑,并重点分析了熊彼特的精英主义民主和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存在的缺陷,指出将普选作为民主最低标准的片面性.     

导论:民主与法——理论和研究中的新发展

导论：民主与法——理论和研究中的新发展Ｃ·尼尔·泰特近二十年来的大事显示,全球实现民主制度政治的希望已经大为增加。学者们也在作出努力,寻求进一步了解民主制度,提高自己说明（如果说还不是准确地预言）我们如今称之为民主化的过程的能力。《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引导研究——基于议程设置的视角

自媒体时代,迅捷的信息传播速度与亲民的交流方式激发了公众舆论参与的热情,致使网络舆情呈现出公众意见表达自由、群体喧哗频繁、舆情管理复杂等特点,在此背景下,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对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位、把握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具有重要价值.网络舆情引导管理与议程设置具有内在契合性,通过分析议程设置基本原理,以杭州保姆纵火案为案例剖析,围绕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引导,提出强化责任意识、完善互动机制、提升媒介素养、落实监管及防控措施、培养专业人才等策略.     

孔子:教育的民主和专制

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他对教育目的、教育对象和教育方法的论述上.这些思想体现了特定的教育民主意识,但它最终指向的是教育的专制.孔子教育思想中的民主和专制是历史的必然,也体现了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     

交通与持久民主:兼容和系统动力

本文对有关交通政策和项目的制定和评估进行了一些思考。鉴于目前情况 ,在日益扩张的欧共体的框架中 ,体制性系统的复杂性正在日益增强 ,地方和基于认同的需求已经出现 ,本文建议 ,既要更新程序 ,同意进行对话和表达 ,同时也要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系统动力的选择     

机遇与风险:当前中国的社会政策议程

目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调 ,社会问题形势严峻 ,中国政府决策层有意改变这种状况 ,加上国际经验的传播和综合国力的增强 ,从而给当前的中国社会政策议程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但是 ,在现有条件下推进社会政策也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应当加强社会需求研究 ,调整社会治理结构 ,强化政策的统一设计 ,高度重视本土经验 ,正确理解政府责任 ,并加强社会政策效果评估工作 ,从而尽力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