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岱小品文的世俗性

从审美的角度看,张岱的小品文卸去了文以载道的传统,以普通人的视角再现明亡之前其亲历的生活,多方面表现了大众风情,具有鲜明的世俗性:把在传统文人看来俗之又俗的生活素材诉诸笔端;牵引市民化的人物走进小品文;尤其小说化语言的运用,使得作品富于生活气息.究其成因,首先是文艺思潮世俗化的时代洪流,涌溢各处、不断浸淫;其次是当时市民阶层爱好并喜做小品文的风气甚炽,使得张岱需要考虑读者的趣味;再次是张岱家世生平的坎坷,使他处于文化边缘的写作境地,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展现市民形貌、礼赞世俗人生.     

论张岱小品文的世俗性

从审美的角度看,张岱的小品文卸去了“文以载道”的传统,以普通人的视角再现明亡之前其亲历的生活,多方面表现了大众风情,具有鲜明的世俗性：把在传统文人看来俗之又俗的生活素材诉诸笔端;牵引市民化的人物走进小品文;尤其小说化语言的运用,使得作品富于生活气息。究其成因,首先是文艺思潮世俗化的时代洪流。涌溢各处、不断浸淫;其次是当时市民阶层爱好并喜做小品文的风气甚炽,使得张岱需要考虑读者的趣味;再次是张岱家世生平的坎坷,使他处于文化边缘的写作境地,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展现市民形貌、礼赞世俗人生。     

徐渭与汤显祖戏曲创作之心学比较

徐渭和汤显祖在中国戏曲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处于明代,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阳明心学的影响,对内心有着深沉的观照,在剧作中则表现出了求真的文学品格及独特的艺术追求。本文试图从心学角度对二人戏曲创作上的这些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力求展示出其似与不似之处,以对他们的剧作内涵有进一步的认识。     

晚明“心式”小品——论心学思想对张岱小品文的影响

张岱作为晚明小品文之集大成者,他提出的"冰雪之气"、"空灵"等文学主张及其文学实践都深受王阳明、王畿、罗汝芳、李贽等心学思想家的影响。心学思想在张岱小品文的主题、内容、风格等方面,都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因而,张岱的小品文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心式"小品。     

管子“心术”与阳明“心学”思想之比较初探

管子“心术”思想和王阳明“心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具有博大的内容和深远的价值。对管子“心术”和王阳明“心学”进行比较分析,这是初步的学术尝试。研究二者的差异,有助于深入理解“心术”及“心学”思想,拓展对两种思想的传统理解。     

梦醒寻梦——张岱及其小品文

张岱是晚明小品文的集大成者。张岱的出身遭际和社交氛围,造就了他博雅风流、愤世谐谑的名士风度;张岱小品的内容十分丰富,殆同一幅全景式的明末风俗画;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十分复杂,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郁积其中的黍离情结;审美品味求真求廉、求空灵自然;风格洒脱谐谑、恣肆;境界既世俗又博雅,既真切又空灵。     

论戚继光与阳明心学的渊源

戚继光赴浙抗倭,始投于钱德洪门下,细究心学,并于戎马倥偬之际向王畿问学。在各方熏染下,他笃信“良知”说,论学以“治心”为要,在方法上,反对当时盛行的空虚之法,坚持以“诚意”为工夫,从而有较深心学造诣。同时,创造性地将心学思想运用于治军上,提出“治心”“练气”之说,主张将士以忠义之心相感召,同心戮力,尽分安民。     

吴承恩与心学人物交游考证

明代心学思潮与《西游记》的关系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而关于吴承恩与心学人物的交游及阳明心学对吴承恩思想和创作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考察与研究则少有学者涉足。从文献资料考证可知,吴承恩本人与心学人物万表、徐阶、李春芳、胡宗宪等人有直接接触,而与吴承恩交往的文友、亲戚、同乡、官府及各方面人士中几乎有80%以上与心学人物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和接触,这就使吴承恩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心学思想,从青少年到晚年一直处于浓厚的心学氛围之中,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思想基础。     

试析阳明心学的生态智慧

阳明心学的理论价值和思想意义不仅体现在其修身养性之说,而且也表现在其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中.以阳明心学生态思想为切入点,分别从心物关系、良知说、等差之爱几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阳明心学的生态伦理观,从中总结出阳明心学的生态思想所体现的审美性、道德性和实用性等生态伦理特质,并结合当下的生态运动解读阳明心学所体现出的生态智慧及其理论价值.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是一脉相递嬗的     

张岱的小品文及其"平中之奇"的审美倾向

在张岱追忆生活琐事的小品文中,呈现出尚“平中之奇”的审美倾向,体现在记述奇特之人、描绘奇异之景、表现奇情奇趣、倾笔于奇特的风俗人情、抒发独特的人生感悟五个方面。形成这一审美思想的原因可概括为世俗化文学思潮影响以及作者丰富人生经历的作用。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关注较少、研究不深但又颇具价值的学术问题。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初传的辩难与阐扬、晚明的鼎盛与会通、清初的延续与修正、晚清的维系与终结,显豁出阳明心学传播与接受的“关中模式”:一是未能取代张载关学、程朱理学在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呈现出起伏不显、波折不大的抛物线式传播态势;三是以会通朱王为基调。这种模式所映射出关学与阳明心学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不断生成和更新着关学,推动关学心学化、全国化;另一方面亦促使阳明心学实现自我重构和完善,将阳明心学在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提揭（显豁）出来,拓展和深化阳明心学的理论维度,成为探究阳明心学“在地化”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袁宏道性灵文学思想与心学的渊源

阳明心学的流播对晚明文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在文学理论和实践中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从文学发生的角度强调文学是从"胸臆流出"的,是"情与境会"的产物;从文学表现的角度强调文学的"真",大力倡行真人、真诗和真情;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强调文学的"趣",认为"率心而行"是近趣的最佳途径。从哲学观对文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看,阳明心学的良知灵明与袁宏道的独抒性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审美范畴的确立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广泛流播,其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亦在扩大。文学审美观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由理性认知转向感性体认,审美范畴的确立也具有了感性视角下的独特性,以"趣"、"乐"、"狂"为代表的审美范畴成为审美领域的中心话语系统,开启了清代的审美发展方向,使明清时代的审美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具有思想解放色彩的鲜明个性。     

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中的重情思潮

心学主张良知"彻上彻下",反对割裂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在心学学者看来,情与性处于为物不二的状态,故情具有浓厚的心性学价值,真情即至性。王学所言的本心是万理毕具、虚以应万物的至善本体,恶是心体迷失本来面目也就是不真的后果,真与善在心学中几乎可以划上等号。而情恰具有真挚无伪、直入人心的特征,因此,便具有了重要的心性学价值,情深便可体道,也唯有情深方可体道。因此,受心学影响,晚明文学中的情是高度道德化的,真情即理本身。晚明文学中的情与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情在审美形态上有所区别:它肯定情感的强烈,并将其视为"真"的必然后果。晚明的情对"理"还具有推动作用,晚明文人关注形而下的人情日用,主张因情制礼,将人情、人欲之大同视为理的基础与准则,拒绝礼的僵化与异化,从而赋予理以周流变动、与时俱进之义。     

阳明心学兴起与复古文学迁变

明代中期,阳明心学乘理学之衰而兴起,对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明代文学复古思潮因为阳明心学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代表人物有前七子的徐祯卿、郑善夫和后七子的屠隆。徐祯卿受到王阳明个人的感召,趋向心学,但文学复古主张并未发生太大的改易;郑善夫接受了阳明心学思想,直接波及其文学创作和理论主张;屠隆接受阳明心学思想而走出复古阵营,甚至加入到以心学理论武装的文学革新派的队伍中。徐祯卿、郑善夫和屠隆的例子,充分显示出阳明心学的兴起、繁荣与明代复古文学潮流迁变之间的关联。     

社会表现与自我表现——现代杂文与小品文创作主体文学观念之比较

文章认为,现代杂文与小品文的分离,不仅有文体自身发展变异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原因,更有操作文体的主体的文学观念的因素在起作用,概括起来讲,两者的分离主要是杂文家注重社会表现与小品文作家侧重于自我表现的区别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