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阴阳与蕤宾重上”和“小阴阳与蕤宾下生”——二十四史中八部律志相关文献综述及其《历代乐志律志校释》解读

古人对"蕤宾重上"与"蕤宾下生"的争论是持续的,在取舍上有分有合,明代朱载堉《律学新说》就有明确论及"大阴阳与蕤宾重上"和"小阴阳与蕤宾下生"两种不同的生律排列方法,并指出大阴阳是建立在小阴阳的基础上,在一个八度内按高低长短顺次的数理逻辑,小阴阳服从大阴阳的范畴。但在此观点产生之前,中国古代生律法的排列次序是怎样的?何时采用"大阴阳与蕤宾重上"?何时保持"小阴阳与蕤宾下生"?本文拟对二十四史中八部律志进行详细分析,另参阅丘琼荪《历代乐志律志校释》对其的解读,纵向梳理各史书律志的承袭关系,横向比较不同时期的生律法排列异同,对"大、小阴阳"与"蕤宾重上、下生"的历史原貌作一个初步的古代文献综述。     

上古造律之研究——关注“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我国最早系统地记载音律问题的古籍是《国语》,后人文论多引用没有点断的"律所以立均出度也"这句话来领会音律之蕴,碍而不通。当代尚有"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的断句,使人顿开茅塞,以往莫名其妙的"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恍然得解。本文因而首次提出"纪之以三生序""平之以六谱序""成于十二音序、律序"与"伶州鸠音律卦象"之命题;亦发现十二律不仅仅是一个半音音阶,它还是不同调式调性的一个七声音阶和一个五声音阶的天然并列,且与公元纪年历法之月份大小排序完全吻合,与钢琴键盘的黑白键排列方式完全一致,似贯古今,犹通中外。而这些获得,皆与"算律"无关。"诸说微评"一章指出《管子·地员》篇系后人所作,其以算律方式进行的所谓"管子生律法"不能成立。还就古今几位大家的相关文论予以点评。     

上博楚简《恒先》的道家特色

文章探讨了上博楚简《恒先》篇的思想内容,并与《太一生水》、《老子》进行了比较,指出三者分别以“恒”、“太一”、“道”作为宇宙的主宰者,提出了各自的宇宙生成论。三者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并立关系。《恒先》的成书时间最晚必须是战国前期。     

汉初中大夫令考辨

根据《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大夫丞"封泥等考古材料看,中大夫令是汉初中央机构中一个秩级为二千石的重要政务官,置官署,佩印绶,多由武人担任;其佐官当为中大夫丞,属官有中大夫若干。中大夫令除管领中大夫外,可能还有奉使领兵等临时任务。从现有材料看,中大夫令可能始置于战国秦,约于景帝后元元年前后废置。     

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综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的发表,对研究西周至战国初期的历史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本文以《系年》第二章其中关系到两周之际历史的材料进行考察,以增加人们对此段历史的认识。关于西周的灭亡,在传世文献中最早的记载见于《国语》。《国语.晋语一》晋大夫史苏言:"周幽王伐     

梁《律》《令》的修订及其历史地位

梁《律》、《令》的修订在南齐立法的基础上完成,实为齐、梁两代的立法成果.梁《律》、《令》以晋《律》、《令》为蓝本制成,但在篇目上有一些改制,有关内容也较晋《律》、《令》完备.梁《律》、《令》对陈、北周、隋、唐《律》、《令》都有重要影响,是隋、唐《律》、《令》的重要渊源,其中梁《令》是隋、唐《令》的主要渊源.梁《律》、《令》是汉、魏、晋《律》、《令》向隋、唐《律》、《令》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早期道家著作中的“礼”与“理”

"礼"、"理"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持续数千年的话题。早期道家著作《老子》《庄子》中二字的用法,为二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关系定下了基调。"礼"字已见于甲骨文,从春秋时期开始,"礼"被逐渐赋予了形而上的阐释。"理"字则罕见于战国以前的文字资料,直到战国中期,对"理"的理论化改造才展开。《老子》无"理"字。《老子》中的"礼"和"义"被分开,"礼"仅指外在仪式,属"下德"之末,距"道"最远。《庄子》继承了《老子》中"礼"字的用法,并沿着《老子》重视"礼"之内在情质的思路,抨击儒家拘守的"世俗之礼",主张安于"性命之情"。《庄子》引入了"理"概念,作为儒家式"礼"概念的对立面和替代品。《庄子》的"理"概念补足了老子"道"论缺环,从此"理"和"道"遂成为不同学派广泛采用的一对理论概念,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回响。     

双重道德律:儒家道统之殇——兼与梁涛先生商榷

梁涛先生以自律、他律的双重道德律诠释儒家道统,结果使孔子内外贯通的仁与礼,使本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五行》“德之行”与“行”产生了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源于双重道德律这一理论框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梁先生以自律仅仅是内在的主体自觉为前提构建双重道德律,并引入客观规范的他律作为必要的补充.然而在道德领域,自律不仅是内在的主体自觉,亦是行动的客观法则.引入他律构建双重道德律多少有些画蛇添足之疑.     

清华简《系年》“■(焉)”字类释

《系年》作为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书的第二辑,为战国之际的历史文献语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系年》中虚词"焉"字的用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其"焉始"形式已经在此文献中被作为固定格式使用;"焉+动词"的形式同样具有其独特的语法特色。"焉"字在楚系文字中不同的书写形式以及较为特别的语法用例,与传世文献形成鲜明对比。     

先秦杂家的特征

经由梳理先秦文献,运用文本解读的方法系统研究先秦的杂家文化.先秦杂家的学术宗旨是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理论方法是不主任何一家地兼摄诸子、融合百家,思想体系以"天、地、人"贯通和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框架的经纬.以此新的界定,先秦诸子中的《尸子》、《尹文子》、《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尉缭》均应归属杂家.先秦杂家在理论方法上深受黄老道家的影响,但在学术宗旨和理论方法上区别于黄老.先秦杂家的产生与地域文化有关,也与战国中晚期学术融合的潮流相一致.先秦杂家充当了诸子学向儒学经学学术形态转变的主要载体.     

王夫之论“太极”(对有无问题的理论总结)

作为本体论的最高哲学范畴,《易传》的"太极",同《老子》的"浑成"之"道"一样,是原始五行、阴阳学说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太极"被规定为混沌未分的原始统一体,摆脱了特殊实物的理论局限,战国以来的历代哲学家们,多把它当作"万善至好底表德"①,赋予不同的含义,进行激烈的争论.宋明以后,更以"太极"问题为理论核心,展开有无、虚实、理气、     

“涸辙”典故的由来

唐代王勃《滕王阁序》文中写道:"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这句话中的"涸辙"是用来作身陷困境、急待援救的典故。"涸辙"又作"涸鲋"或"涸辙鲋",最早见于《庄子·外物》。战国中期,著名学者庄周,家居宋国,生     

安清翘《乐律心得》的律学方法与思想

在中国律学史上,清代学者安清翘第一次明确使用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对音律进行了生律计算.这在本质上区别于朱载堉的生律方法.安清翘的律学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律学近代化的趋势.同时,他对上生下生、隔八相生、黄钟之长等传统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     

南楚学术中心地位的再认识

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地记载了齐国稷下学宫作为北方学术中心的史实,但对南楚学术活动的记载则比较零散。《文心雕龙》明确地以齐国稷下、南楚作为战国南北两个学术中心,但刘勰所指仅限于以荀子、屈原、宋玉为代表的南楚后期学术活动。刘师培、梁启超则以老、庄作为南方文化的代表。郭店楚简和上博简面世之后,要求我们对南楚作为战国学术中心的内涵进行再认识。结合传世文献和新出土楚简来看,南楚的学术活动贯穿了整个战国全过程,尤以战国中后期为盛;战国时期南楚的学术阵容非常壮观,几乎所有学派都在南楚从事学术活动;学术活动的中心地点是伴随楚都由郢而迁至陈,郢都的学术重要性要高出陈都;楚学对后代中国文化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作为战国两大学术中心之一,南楚的学术地位可以与北方稷下学宫媲美。     

论战国阜部字的增土繁化现象

《战国古文字典》和《战国文字编》共收录阜部字单字68个、字例461个,《殷周金文集成》收录阜部字单字55个、金文字例372个。从这些单字及字例来看,战国时期阜部叠加义符"土"的现象比较普遍,并呈明显的地域性规律——战国的齐、燕、楚地阜部字均增义符"土";阜部增土现象始于春秋时的齐地,而有的文字可能易土为石或易土为山。     

说“喜”兼论古陶文著录中的倒置

北京白云观出土战国陶罐上的陶文"■"应释为"喜"字,误释为"蓟"字的原因在于陶文著录中的倒置,类似的情况在《陶文图录》、《古陶文字征》、《古陶文汇编》、《陶文字典》等书中均有不少。     

《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

《唐律疏议》"律疏"引礼入律,阐发律意,疏解律文律注,使儒家宗法伦理、等级思想融贯唐律之中,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它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法理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体现了中国古代律学的精华;同时,"律疏"又贯通律内不同篇、卷、条、款项,使之更加协调,并恰当调整律、令、格、式等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律疏"的这种律学功能是《唐律疏议》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律学巨著的重要因素。理会《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实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质与基本精神。     

出土文献与古书反思——从上博简《中弓》之刑政思想说起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之《中弓》的出土,让常为人们所忽略的孔子弟子仲弓重新得到应有的关注。从上博简《中弓》入手,结合《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传世文献,对简文"赦过与罪,政之始也""刑政不缓,德教不倦"进行考察,可以看出上博简《中弓》在反映"夫子本旨"之外,还带有七十子及其后学思想的延伸,而仲弓在早期儒家刑政思想的传承中应起过关键的作用。     

《尚书·尧典》论乐辨证

《尚书.尧典》载有一段帝舜与夔的论"乐"文字,传统上一直被作为考察上古之诗乐情况和诗学观念的信史来使用。其实,它只是后人对古代的传说。这种传说固然也保留了某些上古的历史信息,但真史经过几千年传说的陶铸,也就存在着以讹传讹的严重变形。从文字考辨和神话解析入手,考索后可知,"诗言志"四句之纂入《尚书.尧典》,至早亦当在战国末期甚至以后。     

杨朱及其思想再考

杨朱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其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经历了兴盛、衰亡与活化的历程.近代学者对杨朱的生平事迹、学派归属、思想义旨、后学分化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辨.综合观之,杨朱是战国初年淮河流域的著名道家学者,思想上以"为我""贵己"的人生哲学为主.杨朱关注生命个体的价值理念源于老子,对庄子及黄老道家的重生、养生观念产生了较大影响.今存《列子·杨朱》篇是魏晋之作,但与《吕氏春秋》中的数篇可以共同作为研究杨朱后学思想的史料文献.杨朱后学出现"忍情性"与"纵情性"的学派分化,于秦汉魏晋时期形成适欲与纵欲的思想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