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期政策制定的模式选择

制定政策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行为。从政策科学在西方学界兴起以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和行政学者开始研究、分析政策的制定,以期改进政策制定的方法,制定出更好的政策指导社会沿着进步的方向发展。一项政策是经过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运用一定的决策方法制定出来的,研究政策制定的模式能帮助我们了解、认识政策制定的全过程,从而科学地进行政策决策。西方政策科学研究开展较早,成果颇丰,而在我国这种     

联邦分权的模式

当前大小政治单位面临的压力导致了对联邦政治体制的诉求 ,希望藉此缓解压力 ,调和多样性。现已成型的主要联邦制度模式包括 :联盟 (unions)、宪政分权联盟(constitutionallydecentralisedunions)、联邦 (federations)、邦联 (confederations)、盟邦 (fedarcy)、联合国家 (associatedstates)、国际共管 (condominiums)、同盟 (leagues)、共同权力机构 ( jointfunctionalauthorities)以及混合体 (hybrids)。在这些不同的模式中 ,又有多种变化。就联邦体制来说 ,影响其运行的设计问题包括 :构成单位的数量和特性 ,立法和行政权力以及财政资源的分配状况 ,构成单位间权力分配是否均衡 ,共同联邦机构的形式和结构 ,作为裁决者的法庭的作用 ,宪法对于个体和少数权利的承认 ,以及政府间互相咨询、协作与合作的程序。过去半个世纪中 ,联邦政治体制的成败得失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这些经验教训关系到联邦制以及更广义上的联邦体制在协调和处理社会多样化方面的能力     

财政联邦主义:中印经济转型的分权逻辑

中印两国均视"中央与地方关系"为重大课题,而向地方放权更成为两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焦点话题.两国都试图在政治架构不变的情况下采用"渐进模式",并对经济财政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与调整,而具体思路便是"财政联邦主义"这一共同的分权逻辑.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有三:首先,分权具有信息优势;其次,分权有利于形成竞争;最后,分权有助于改革的推进.这一思想是中印两国的改革精英们共同的追求,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主动达到这一目标,将发展经济的权力还给了社会.     

政府制定就业与经济政策的瓶颈和冗余判据

面对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和贫富分化,面对经济理论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发展更具操作性的理论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本文引入了瓶颈与冗余的概念,并应用这一概念分析政府应该根据什么准则制定政策,特别分析了中国某些鼓励就业政策。认为应用瓶颈与冗余概念,可以制定出兼顾公平与效率并顺利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     

突发事件应对型社会政策制定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突发事件应对型社会政策制定模式是以应对突发事件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制定的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理论描述.在微观层面上,突发事件应对型社会政策制定模式表现为突发事件、公共舆论、政府回应三者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在宏观层面上,社会转型、大众传媒发展及传媒市场化、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构成了突发事件应对型社会政策制定模式的社会基础.     

作用与局限: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大众传媒

政策制定是一个由诸环节构成的动态过程.大众传媒在议程设置阶段的功能是呈现问题、制造舆论,在政策规划阶段表现为政策方案的优化和纠错功能,在政策合法化阶段则主要提高政策知晓度、增强政策认同感.大众传媒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局限表现为公共性之匮乏.     

政策制定的机制分析

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由多项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动态过程.就行政哲学的追求而言,政策的制定可以通过设置一定的民主程序,来保证政策目标的公正性、政策过程的公开性,从而使政策选择符合社会的需要,政策选择的过程符合民主,政策选择的结果符合民意.但现代政府的运转是由一个职业性的集团推动的,由于科层之间的利益掣肘,导致政策的制定形式上是公共利益追求,实际上变成公共利益外表的集团利益安排.这一窘境的存在,引发了民主行政的紧张社会政治精英与大众的对抗.     

科学政策的制定:民主和知识机制的改革

不同社会角色扮演者对科学日益增长的需求不仅对科学家,而且对决策者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如何应对公众的关注和产业的要求,同时又要保证科学发展的条件?本文认为这种关注并非与后者不兼容,而且必须作为认可科学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的科学政策的中心。通过分析葡萄牙科学政策的发展和在改革以前模式中所遇到的困难,本文认为科学政策的制定应为科学重新签订社会契约以融入民主的管理原则而不陷于特定的关注。这样,科学决策应在以前的自治模式和“竞争同盟”的禁锢之间创造让更多的社会角色扮演者参与决策和与知识机构互动的动力。     

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作为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 ,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通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使其效能得以发挥 ,而政策执行本身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其效果往往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其中政策制定得科学与否对政策执行的效果至关重要。本文从政策的合理性、明晰性、协调性、稳定性以及公平性诸方面探讨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对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影响。     

国政方向与政策制定:韩国文化产业政策史研究

从金永三政府到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等历届政府制定文化产业政策的过程和特点看,韩国文化产业政策经历了以规制为中心向支援为中心的转变.韩国各届政府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其国政运营方向息息相关,金永三政府的“世界化战略”、金大中政府的“克服IMF体系培育新知识产业战略”、卢武铉政府的“科学技术立国战略”、李明博政府的“先进化战略”都成为各自确立并推进文化产业政策的法律制度、行政组织、财政预算的核心依据.     

邵力子与三大政策的制定

邵力子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挚友。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他热心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歌颂苏俄,赞扬工农运动,推动孙中山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为促进、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合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政策制定:影响模式的研究

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更多地依靠社会科学,因而各自调整各国的科学政策,增强社会科学在国民经济以及社会政治过程中的决策作用.如何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所含有的知识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服务,增强其影响力,一直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的主要方向.本文评介西方学者对社会科学知识与政策制定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运用于政府决策的途径或模式.     

重新选择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模式的基点

现行的区域经济政策倾斜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对沿海实行倾斜政策,这一模式促进了全国经济和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但也导致了地区间差距拉大、产业结构失衡和趋同、“诸侯经济”割据等问题的出现。我认为,从过去那种中央高度集权下的“平衡”模式到地方分权下的“倾斜”模式是一种进步,但也是我国新旧     

网络民粹主义:我国当前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因素

民粹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里都是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进入信息时代后,互联网空间产生了网络民粹主义,它对我国当前政策制定的影响具有双重性。积极方面,它注重政策制定中的公平正义性,强调公共政策对弱势群体的扶助,监督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等;消极方面,它替代真实民意来影响政策制定,反对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制定,特别是反对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参与,强调直接民主,反对制度化、程序化的政策制定过程,以非理性行为的方式,压迫科学合理的政策方案选择等。因此,我们应客观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网络民粹主义,通过完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建设民主政治制度、构建法治体系和培育现代公民等措施来吸纳网络民粹主义对政策制定的积极影响,消解其消极影响。     

党的文艺政策制定的科学依据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证明,当文艺政策和理论主张符合文学艺术自身规律时,文艺创作就会呈现繁荣之势,当文艺政策出现"左"的错误时,文学艺术发展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因此,总结历史经验,党在文艺政策的制定上一定要正确认识文艺创作规律,准确把握文艺批评规律,科学理解文艺发展规律,惟其如此,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才能保持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态势.     

驯导网络民粹主义:我国政策制定中的长期性难题

民粹主义是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民粹主义迅速兴起并在我国政策制定中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追求政策制定的公平正义,激发大众积极参与政策制定、监督政策合理有效制定等;另一方面,它以真实民意自居影响政策制定,反对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制定,诉求直接民主破坏政策制定程序,以非理性行为影响政策方案选择等。网络民粹主义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难以根除,只能通过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建设法治体系、培育现代化公民、培养理性文化等方式,在长期的政策制定实践中实现对网络民粹主义的规范驯导。     

对外经济政策:全球化发展战略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对外经济发展是国内市场和交换的延伸,国际分工是由比较利益决定的。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利益学说奠定了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又将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联系在一起。赫克歇尔（E．Hecksc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将比较优势建立在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之上,从而创立了比较优势理论。整个看来,"赫克歇尔-俄林-萨缨尔森定理"服从于国际分工体系和专业化生产的要求。新古典贸易理论增加了外部性、规模经济和不完全信息等条件,提出动态比较成本论（Krugman,19…     

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中证据的作用——基于孕妇保健政策制定的寻证研究

“循证”被看作21世纪以来政策研究最流行的关键词之一。公共卫生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供给,因此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必须有据可依,最大限度地降低政策制定者的主观随意性。文章从全球健康发展和孕妇健康政策危机为背景展开,通过对研究卫生政策制定者所受到的因素分析,探讨不同形式的证据对于政策制定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在政策研究上缺乏使用证据的循证决策研究无疑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