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布洛赫乌托邦哲学对宗教遗产的批判性重构

布洛赫在著作《乌托邦精神》一书中,通过对宗教思想的批判性解读,重新定义了他者、弥赛亚等宗教概念,指出人之未来性的获得,归因于对现存的虚假世界被废弃后完全他异性的他者美好世界的预见与盼望。他者作为植根于人性内部的乌托邦精神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的表达,能给予所有我们曾经在神化的人身上渴望得到的事物以适当的深度,只有他者才能动态地表现和揭示出人的普罗米修斯乌托邦特性的全部。由此,布洛赫在颠覆性意义上继承了“宗教遗产”,救赎回具有创造性元素和奋力带来“新”的问世的人的乌托邦精神力量,构建起希望的形而上学,即乌托邦哲学。乌托邦哲学是祛除恶世界的革命的灵知。今天,我们对布洛赫乌托邦哲学框架下宗教批判的重新审视,有益于为世界上苦难与绝望之后的人们重聚起希望的碎片,确立起生存的终极意义。     

大卫·哈维的“辩证乌托邦”设想及其理论局限

大卫·哈维立足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思想将传统乌托邦划分为“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和“社会过程的乌托邦”,并结合时间的历史性和空间的地理性建立了“辩证乌托邦”。他创造性地借用马克思建筑师和蜜蜂的隐喻阐述其“辩证乌托邦”理想,并提出通过“反叛的建筑师”、重建地方和捍卫城市权等具体措施来实现“辩证乌托邦”。大卫·哈维的“辩证乌托邦”虽立足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结合“时间—空间辩证法”,但它像之前的乌托邦理想一样没有逃出抽象思辨的宿命,且由于未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观点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导致其有修正主义和唯心改良主义的嫌疑。     

祛除恶世界的革命:具体的乌托邦实践

哲学家布洛赫焦虑于时代困境与危机,试图寻找解决良方,故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与文化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批判,提出了具体乌托邦理论。他认为,革命哲学应是"关于祛除恶的革命的灵知",其现实路径是具体乌托邦道路:具体乌托邦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代表着潜藏客观可能性的未来趋势,是将要实现的共同体的主体;具体乌托邦的目标,是带来"新天新地",即无阶级的未来社会;具体乌托邦的"新"包含着一种开放向本真的、真实的未来地平线的可能性,是通往终极乌托邦的垫脚石,它内蕴着一种乌托邦的剩余,使人向上,永葆希望。具体乌托邦革命是第一个真实的总体革命,到那时,人将获得双重解放:个体的人从某个阶级里获得解放,同时,获得解放的个体的人将第一次形成真正的"我们"联合体,即自我相遇与我们相遇统一。布洛赫的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哲学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文学乌托邦定义探讨

鸟托邦、反面乌托邦小说与乌托邦或反乌托邦思想不同.托马斯·莫尔1516年的<鸟托邦>创立了一种文学范例和一种概念,随着社会变迁与不断变化的社会想象力而进化与变形.而它的反面对立物虽然与乌托邦文学和思想息息相关,但是却有其自身特定的发展历史.讽刺乌托邦文学、反乌托邦、反面乌托邦——按照这样的顺序演变,但其中又有交又重叠.     

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范畴再评价

布洛赫的乌托邦范畴不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及空想(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简单发展,更不是社会主义从科学到乌托邦的倒退。它既涉及乌托邦内容和乌托邦功能的区分,又涉及抽象乌托邦和具体乌托邦的区分。布洛赫的“具体乌托邦”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说明,不仅包含期盼、梦想、认识和行动的主体向度,也包含实在可能性的客体向度。     

《美丽新世界》对《乌托邦》解构之目的

乌托邦小说描绘出一幅幅美好社会的蓝图以表达"救世"的愿望,而反乌托邦小说描写的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带来的黑暗梦魇.运用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对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两部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可以找出两部小说中三对二元对立概念:科学与宗教、科学发展与人类个性发展以及人性与非人性.通过对这三对二元对立概念的研究指出,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在功能上消解了这三对二元对立概念,其目的一是提醒人类重视科技与宗教的对立并意识到二者应该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二是提醒人类不要盲目追求科技进步,要注重人的个性发展,三是表达了对社会发展中人性缺失以及人类情感异化的隐忧.     

20世纪文化哲学的典型范式及演进趋向

近年来,文化哲学研究在取得诸多成就与共识的同时,也面临着进一步发展所亟待解决的深层问题,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这种延缓甚至阻滞的成因,很大程度上基于文化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所遭遇的困境,尤其是对文化内涵、文化模式、文化转型等基础性问题的理解。唯有对文化内涵等文化哲学元问题展开深入的前提性批判,才能进一步推动文化哲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化。对文化内涵的不同理解,也就决定了对文化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文化哲学理解范式的差异。文章力图阐明作为一种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的文化核心是“人化”,是将人“文化”化,是自觉非自觉地、历史地建构起的“人的形象”。作为实践活动产物的文化彰显了人的创造性、超越性、实践性维度,塑造的是美德的人、自由的人、完整的人之形象。而以此文化内涵为根基所建构的文化哲学,指向的并非是诗者的呓语,而是现实世界的实践。文化哲学是“文化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并非奠基于虚幻的乌有,而是基于现实的实践,其生命力就在于对人与社会完善性的超越性追求与历史性实践。     

规范的文化概念和历史性的文化概念——赫勒对马尔库什文化现代性理论的分析

作为布达佩斯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马尔库什和赫勒始终都在关注着文化现代性问题。赫勒和马尔库什都对社会相关性作了一种哲学承诺,但是赫勒选择了合理性的乌托邦的规范选项,而马尔库什长期以来倾向于彻底的历史主义原则。特别是赫勒创造性地将第三种表达愿望的作为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引入了马尔库什的理论中。与这种规范的文化概念相连的原理、轮廓和诊断被赫勒发掘出来,并与马尔库什最初概念中的历史性选择交错进行。可以说,赫勒阐释中的某种劣势与她的哲学理解的乌托邦渴望密切相连。     

憧憬的意义：论清末小说中的科技乌托邦叙事

清末小说家们基于救国的热诚与迫切，不同程度地将科技引入创作实践，从而形成了小说中“惟物质之为功”的科技乌托邦叙事。以解救现实危机为目的，这一叙事的主题分别体现在强国梦与文明梦两个层面之上。清末小说中的科技乌托邦叙事以确信的姿态，通过国家愿景的可企及与可实现，展现了小说家们现代理性精神的萌发。然而，科技乌托邦叙事的“唯科学主义”忽略科技之外的思想资源，使小说家们的理想认知难免有偏颇之处。     

古典乌托邦·乌托邦·反乌托邦——读陶渊明札记

在空间上,桃花源是一个封闭自守、绝不与外交通的世界;在时间上,桃花源中的时间如果不说是停滞的,也该是＂循环＂的,周而复始的。桃花源正是由于守护了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才成了与外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将莫尔、培根们的＂乌托邦＂对照陶渊明的＂桃花源＂,莫尔、培根的社会理想尽管各有侧重,但都是建立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理性主义传统之中的;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建立在老庄哲学的社会理想之中的,如果还要将其称为乌托邦,那么西方莫尔、培根的社会理想是一种＂光明的＂、＂进取的＂的乌托邦,东方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一种＂幽晦的＂、＂退隐的＂古典的乌托邦。20世纪以来日渐强化的＂反乌托邦＂运动以挖苦、嘲弄、批判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启蒙主义乌托邦的＂反拨＂,却有意无意地表达了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深切关怀。陶渊明的古典乌托邦思想在当今地球人类面临的生态时代,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及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