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生存境界的彰显——关于形而上学合法性的思考

在传统形而上学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问题既是现代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解决现代人价值迷失的中心课题。文章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力图从“生存境界”的角度来挽救“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在揭示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的基础上,区分了形而上学的理想和形而上学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现实的合法性在于人的类生命和历史性,形而上学的鲜活的生命在于人类价值的寻求和生存境界的彰显。     

论形而上学的多重维度及其意义

西方形而上学就其奠基而言,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多重理论视域蕴涵的理论体系。这意味着形而上学本身就其内涵观察会看到,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和形态不是某种单一要素的简单叠加或者为内在的理论板块的外在勾连。对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历史演进逻辑的审视会发现,西方形而上学本身蕴涵着多重维度。进一步的分析会理解到,早期产生的西方形而上学既然作为探究终极原因或原则的"第一哲学",必然就有着神学的维度。而这一维度的表达又是作为人之生存的本体论诉求的理性表达,在相当程度上使得形而上学理所应当的,也同时具有体现人的自身价值的人学维度。虽然形而上学在其伊始指向的是概念的终极性和理论的超验性,脱离人的现实路径,但是形而上学在赋予人以本体论为载体的"终极关怀"的同时,也蕴含着从神圣性向世俗下移的现实性趋向。所以,纵观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西方形而上学本身所蕴涵的多重性维度相互交替或者隐显的不同阶段,对这一形而上学的类型的分析可以在新的理论层面上把握形而上学的历史形态及其现代价值。     

论当代形而上学视域下的“中国梦”之价值

西方哲学的基本视域大都植根于其久远的精神传统之上的,这一思想根基就是西方的形而上学;可以说西方哲学的整体结构与关注聚焦点在于如何通过形而上学的不断阐释来推进和重塑形而上学,西方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复活大都在新的前提下,来助力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提升自身的活力。现代形而上学的理解方式和阐述样态有着新的特点,体现在与时代精神的旨趣相吻合,总是力图在超越旧的精神状态的过程里,重铸现代形而上学的价值。本文提出了形而上学现代架构中的基本样式,强调现代形而上学的价值,并尝试着从形而上学与“中国梦”的契合点上挖掘形而上学的特有功能,即表现在对理性超越的不断追求,对实现过程的历史包容,对现存状况的批判反思以及对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强调在当代形而上学的视域中建造“中国梦”的价值目标和追求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形而上学的终结与时间概念的解构

"时间"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形而上学的本质性视角.不论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对时间概念的传统的理解,还是海德格尔对时间作存在意义的理解,都铭刻在形而上学的历史内部.这种铭刻在形而上学历史内部的时间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当前的、永恒的、超验的时间.在德里达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要超越逻各斯中心主义,关键就在于超越形而上学历史内部对时间的理解.德里达把时间诉诸于延异、差异的踪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德里达开辟了一条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新道路.     

法的神话学及其末路--论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

本文主要阐释马克思法的形而上学批判理论。马克思彻底颠覆了法的形而上学基础 ,揭示了现代法的现实基础、真实本质及其历史起源 ,并通过对商品生产与交换、分工、法律意识形态等的分析 ,揭开了法的形而上学的秘密 ,破除了现代法的神话学。马克思法的形而上学批判理论仍然可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     

“可欲之谓善”论析

“可欲之谓善”要么是一个价值命题 ,要么是一个事实命题 ,不能同时兼是。传统伦理思想不能区分出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的本质不同。文章深入反思并揭明了中西传统伦理学在这方面的理论缺陷。     

"沉思"的形上性与非形上性——兼论"形而上学"与"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沉思"具有"形上之道"的性质,即关涉纯粹理性的沉思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唯有少数人才可能享有的神性至福.但是"沉思"并不具有西方哲学严格意义上"形而上学"的性质,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自然形而上学而不是道德形而上学;退而言之,与适用于一切有理性者的"道德律"相反,不可普遍化的"沉思"也不属于道德形而上学范畴."沉思"的形上性和非形上性体现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传统中国"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沉思”的形上性与非形上性——兼论“形而上学”与“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沉思”具有“形上之道”的性质，即关涉纯粹理性的沉思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唯有少数人才可能享有的神性至福。但是“沉思”并不具有西方哲学严格意义上“形而上学”的性质．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自然形而上学而不是道德形而上学；退而言之。与适用于一切有理性者的“道德律”相反。不可普遍化的“沉思”也不属于道德形而上学范畴。“沉思”的形上性和非形上性体现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传统中国“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人类历史形态的形上根源——兼谈中国传统哲学对天道—人事辩证性的印证

从形而上学角度思考人类历史形态旨在理解人类历史形态的形上根源.有两种形上根源: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形而上学的根源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人学形而上学的根源.形上根源为思考人类历史形态问题提供了终极理由,并在此理由下给出科学化的历史形态理论;作为哲学之典范,黑格尔与马克思给出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地思考人类历史形态的不同道路.从绝对精神角度实现的人类历史形态揭示了精神自由的现实性;从感性生活角度实现的人类历史形态揭示了实践自由的现实性.精神自由和实践自由是自由的双重现实,缺一不可;而中国传统哲学对天道—人事辩证性的论述为此双重性做了印证.     

公共权力模式与价值分析

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公共权力模式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而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中,确立与我国现实与传统相适应的公共权力模式及与之相匹配的公共权力价值取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公共权力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或者公共权力不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将走向虚无.     

从中华文明看"史德"论的价值

"史德"论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史德"论是历代史家共同努力,不断完善,逐步形成的.在大力倡导治史,弘扬中华文明的今天,把章学诚"史德"论当作中华文明的成果之一进行分析总结,做出正确的评价,并继承发扬其主体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道德之“见”的认识困境——也谈《孟子》“见牛未见羊”

近年来,学界对《孟子》齐宣王"见牛未见羊"现象多有阐发,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儒家道德之"见"的广泛关注。其实,《孟子》论"见牛未见羊",阐述了因"见牛觳觫"而产生"德性之知"的德性主义认识路线。在这条认识路线中,"见"不仅可以使见者体认本心良知,也使某些无良被见者有了欺骗君子"以方"的可乘之机。"见"在促成德性之知的过程中积极有为,但也隐藏着诚与欺的认识困境。无疑,摆脱这种道德认识困境对当前中国道德文明建设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价值意蕴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章,作为重点部分论述,明确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含有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很高的当代价值。当前,我们重温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香山文化的表征与特质

香山文化于近代横空出世,引领了岭南文化的方向,影响着中国的命运走向和社会转型。作为岭南文化的奇葩,它承沿于传统文化,又在时空上逾越了地域与血缘之(?);从历史地位来看,它跻身于近代政治文化的前沿,肩负起引领时代潮流的使命;以现代文明价值审视,它在承传中超越历史,自尊自觉,将文化资源内化为文化资本,为中山的文明建设乃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探求文化创新模式。     

论宪政之于政治文明——发生、语境与功能视角

民主的政治催生使近现代宪政得以发生。宪政是当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宪政与政治文明交相辉映:价值层面,宪政思想是政治理念文明的鲜活表象;规范层面,宪政体制是政治制度文明的显赫精义;实践层面,宪政功能是政治行为文明的牢靠藩篱。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宪政的实现,宪政的实现之日即是政治文明的彰显之时。在宪政与政治文明成为政治学、法学研究热点和社会关注焦点的现实条件下,思辨地考察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宪政维度,无疑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     

论儒家和谐思想与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范畴。“和”是儒家孜孜以求的至高境界, 可以说追求社会的普遍和谐是儒家文明的精髓,也是现代文明的主要价值目标。儒家“和”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基础。今天,领悟儒家和谐之道,对建构现代和谐社会,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本思想的发展逻辑及其现代转型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重要内容的民本思想,其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与德治主义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与封建君权相互调节,相互强化;与封建专制相互依存,相互背离;与尊君思想相反相成,互成一体。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都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民意是政权的基础,民生是治国的出发点,但是,两者在政治观、历史观、伦理观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都肯定了人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体现了对人的价值关怀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两者在理念、价值、实现途径和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着质的不同。以当代中国的历史境遇为背景,实现"臣民"向"公民"的根本转变、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以及民本与西方人本的当代融合,自觉地对民本思想进行现代转型,才能使它在当代获得新生。     

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看梁漱溟的启蒙意识

20世纪初,中华文明遭到西方文明猛烈冲击后,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影响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亦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此次启蒙的辩证法以启蒙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革除了对中华文明传统全盘肯定的旧迷信,却在一定程度上又制造出对西方文明盲目崇拜的新迷信。此次启蒙固然有其不容低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但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延展以及中国民众的文化自信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921年梁漱溟在其新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表明了自己不同于"西化派"的文化观和启蒙意识。     

从“大同梦”到“中国梦”:中国理想社会追寻轨迹

"礼运大同"是中华文化原创期集先秦各学派理想主义的最早系统表达,并在以后的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中形成了持久生命力。近代以来,它吸收人类文明成果,顺应人类发展趋势,批判传统、判断西方、展望未来,并成功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对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资源。"中国梦"既坚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和民族特色,又为它的实践确立了宏伟目标和路径选择。中国传统理想主义有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目标和追求,更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性批判精神。"中国梦"是一种思维范式、价值取向和求索精神,为中华民族复兴和社会健康发展树立了一个理想主义维度。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态学架构

生态学视阈中的政治文明是一个系统的多维的结构。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不仅要研究政治文明的"内生态",即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的三维结构及内在统一,也要研究政治文明的"外生态",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精神环境,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和生态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