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年律令》看与军功爵制有关的三个问题——《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三

历史文献及此前公布的秦汉简牍,对官级与爵级的对比,军功爵制下的妇女地位,军功爵制如何继承问题,都没有具体的记载,《二年律令》补上了这几项空白。《二年律令》保存了二十级爵与官级逐级对比关系,有在军功爵制下"女子比其夫爵"的法律条文,有各级军功爵拥有者关于其嫡长子、嫡子和庶出众子对爵位继承的各种不同的继承规定。从以上三个问题中可以看出在吕后时期,军功爵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还有实际价值,军功爵制在社会上还很受尊重。     

"里耶简"所反映的秦户籍相关问题

根据里耶户籍简来探讨秦户籍的内容,秦户籍中反映了姓名、身份爵位、籍贯、年龄等基本信息.里耶简每一枚户籍简记录一户人口,分五栏登记,反映出秦户籍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的,各户籍贯均为南阳里,这种户版就是乡保存的户籍,反映出乡里是秦户籍的基层组织管理实施单位.     

秦汉之际楚政权封君赐爵制度初探

秦汉之际的制度是秦制、楚制、汉制的嬗变。楚政权的封君赐爵制度包括封君、封侯及其他爵位,主要为虚封,不食邑;楚政权的赐爵制度以战国时代的楚国爵制和秦爵制为主,兼采其他诸国爵位又有所变化,对西汉爵制起着深远影响。     

秦军功爵制简论

过去我写过一篇《军功爵制试探》,发表于《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那是一篇概论性的文章,从纵的方面对于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消亡及其阶级本质、历史作用作了粗浅的论述,其中对于秦代军功爵制,则是语焉而不详,甚至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因此才写这篇《简论》,作为前一篇文章的补充,以就正于史学界的同志。     

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都知道 ,在军功爵制中有官爵、民爵之分 ,实际上所谓“民爵八级”是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轻滥的产物。《二年律令》有关军功爵制的律文记述 ,在西汉初年军功爵曾划分为侯级爵、卿级爵、大夫级爵、小爵四大等级 ,与刘劭《爵制》中所提到的四个等级基本吻合。军功爵制中四大等级的披露 ,使军功爵制研究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对刘劭《爵制》的评议

三国曹魏学者刘劭所著《爵制》,是保存至今最早的研究军功爵制的论著。文中所提出的"商君为政,备其法品为十八级"说和《商君书.境内篇》所说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的级别基本吻合。刘劭在《爵制》中还提出二十级军功爵制四大等级说,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所记军功爵制有四大等级基本一致。《爵制》对二十级军功爵各个爵名的解释,也优于东汉学者卫宏和唐代注释家颜师古。然而刘劭的《爵制》也有缺点,如把军功爵制与夏、周的旧爵制相附会,忽视了军功爵制与五等爵制的本质区别,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劭《爵制》的学本价值。     

清代封爵制度形成问题试探

清代的爵位封赠作为一代制度始创于天命年间,由于清初爵位封授、晋升与清代开基立业相攸关,因而在清初较长时间内存在着武职、封爵混一局面。爵位的阶升制与武官的晋升法则颇有不谋而合之处。封爵的袭次变化暗示出爵主的身份地位和军功的大小。     

军功爵制試探

军功爵出现于春秋,确立于战国,在秦汉的政治午台上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先秦诸子对军功爵制时有论述,《史记》、《汉书》和秦汉时的其他著作中也都有所记载。但自东汉以后,军功爵制除最后两级外,已失去实际作用;流于形式,而趋于消亡。因此,后人对军功爵制已不知其来龙去脉,有的甚至把春秋以后出现的军功爵制,和西周     

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

朱绍侯先生《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对西汉爵制的各种变化详加考论,读后甚得启发。然于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一说,却感证据不足,或可商榷。 朱先生认为秦代无民爵、吏爵之分,而汉代自刘邦始即有民爵、吏爵之分。我以为,无论是秦代,还是汉代,都无“民爵”、“吏爵”之名,亦无“民爵”、“吏爵”之分。汉代史籍常有“赐民爵”若干级;“赐吏爵”若干级的记载。如《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 --《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

军功爵制本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重要军政制度,但由于史书记载分散、简略,后人已很难知道军功爵制的真实价值.根据<二年律令>的珍贵资料,从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以爵赎人、赎罪等方面来看,军功爵制在西汉初年仍具有真实的价值.例如,西汉初年各级军功爵受田宅的具体数量、爵制与官级的对比关系,一级爵可以免死罪一人等是前所未见的资料.因军功受田宅制实际上就是名田制,汉政府就是通过名田制培埴了一大批大、中、小军功地主和大量的自耕农.故说汉初是军功地主的天下,是有事实根据的.     

刘邦施行过楚爵制己有实证

刘邦施行过楚爵制己有实证朱绍侯二十级军功爵制是秦汉政权共行的爵位制度。《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有明确的记载：“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     

曹魏爵级及授与情况探讨

曹魏爵制上承汉代,但爵级却在不断变化,不同类型的爵位混杂并存。从渊源上看,曹魏的爵位可分为三类十六级,其中赐爵来自秦二十等爵制,但改置或新置了五大夫、关外侯、关中侯、名号侯;五等来自先秦典籍的记载,但在东汉的基础上新置了亭伯、乡公、国公;王爵来自汉代的二等制,但新置了县王、国王。主要爵位不过五种,即关内侯、亭侯、乡侯、县侯、郡王,其中前四种主要授与功臣,后一种主要授与宗室。     

“走马”为秦爵小考

最近发现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材料,反映了走马在秦代为爵称,而非官称,且秦爵走马相当于汉二十等爵中的簪袅.簪袅、走马在字面上都可理解为驱马疾驰.秦汉爵称由职名演变而来,簪袅与周官走马的地位也是相适应的.走马、簪袅二名在秦代可能通用,汉初整理爵位时对同爵异称的情况进行了规范,从而废止了爵称走马的使用.     

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兼答杨际平同志

河南师大学报编辑部转来杨际平同志的大作《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对拙文《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中所谈“民爵”、“吏国”问题,提出异议和批评,拜读之后,很受启发。首先我应该承认,在拙文中并没有把“民爵”和“吏爵”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此,第一是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不可能的;第二是由于《军功爵制在西汉的     

秦代列侯无封邑辨

目前,史学界或认为秦代并未彻底废除分封制,其理由是秦代虽无封王制,但存在封侯制,而正是这种封侯制,上承战国,下启两汉。其实,此种认识似欠深考。战国、秦代和两汉虽皆实行封侯制,但秦代的封侯制有其特殊性,它只是一种虚爵,既无封地,又无封户。所以,秦代的封侯制与战     

北魏宗室阶层受爵制度考论

北魏宗室阶层是代人集团的轴心和骨干,统治者利用爵制抬升并巩固宗室的地位,加速其官僚贵族化的进程。爵位对于宗室而言不仅是荣誉称号,更连带丰厚的权利,除享受衣食租税和爵恤等经济收益外,还有重要的礼仪及政治功用,宗室天潢贵胄的身份借此得以彰显。爵位影响着宗室的前程命运,亦关乎政权的稳固。因此,北魏国家加强对宗室爵位事务的管制,严格遵循华夏古礼安排食邑布局,并在皇帝统筹下协调政务机关和家族议事会,处置宗室爵位的传授。     

周代封侯爵制辨析

有周一代，因循并发展了殷商的“外服”、“内服”的爵制系统，并创制了“封爵”和“官爵”——“外爵”、“内爵”两大体系。其中，外爵制中的公爵爵位仅授于封侯中身份特殊的尊者，是带有荣誉性质的封爵。它很好地解决了天子与殷旧王子、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属臣之间的礼法问题。     

礼者，所以便事也——商鞅以“法”入“礼”之礼论观探析

商鞅作为早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对“周礼”的态度秉持“更化”而非完全的“拒斥”。基于法家的功利认知,商鞅提出“礼者,所以便事”的基本原则。进而主张以“刑无等级”取代“刑不上大夫”,用军功爵制替代周礼基于宗法血缘的分封制,推崇耕战而斥责诗书。商鞅在秦的变法,实则是以“法”入“礼”的“更礼”革新。
     

再论汉无民爵、吏爵之分——答朱绍侯同志

《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四期刊出拙稿《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以下简称《质疑》),对朱绍侯同志《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中的某些提法提出不同意见。同期也刊出朱绍侯同志大作《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对我的质疑做了回答。诚如朱绍侯同志所说,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要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很困难的。唯其如此,在未发现新的资料之前,只能对原有资料深入研究,切磋琢磨,庶几对汉代爵     

试析我国古代荐举与科举选官制的利弊

我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历史悠久,经历了禅让制、世袭制、军功爵制、荐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取士制等发展阶段。以隋唐为分界线将其分为"荐举"与"科举"两种制度,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利弊得失,以期对今天的用人制度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