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道"之眼观"求真"之学:"宋学"与任鸿隽对科学的认知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的科学观念是和传统价值观相冲突的,有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现代科学与"汉学"或"考据学"的继承关系.任鸿隽的事例表明,"宋学"对于中国现代科学观念的影响不容忽视.早年受到的士大夫训练一方面为他提供了批评"传统"的武器,另一方面也使其常以"明道"的心态理解作为"科学精神"的"求真".任氏宣称科学的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根本还在"精神",努力把科学向更为超越也更为通达的方向提升;同时又强调科学不过是"常识训练",离不开"日用事物之间",这都使得他笔下的科学更近乎"道".     

论韩愈《琴操》组诗创作的明道意识

《琴操》组诗创作是韩愈作为思想家自觉的修辞立言行为.此行为在表达韩愈怨恨失意之情绪及乐道守操之品格的同时,也实现了其以具体言论阐明自己道德理想并以此来影响世人的政治用途,可谓之为“诗以明道”.他之所以于古乐府中独选十首《琴操》进行摹拟创作,则是因为这些上古琴歌以音乐歌诗形式向后人透露了中国古代特有的、成型而稳定的士人人格类型,传达了仁亲爱民的政治思想,蕴含了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     

杨简《慈湖春秋解》及其与陆九渊之异同

除《慈湖春秋解》十二卷外,《慈湖先生遗书》中还有一些《春秋》学专论。《慈湖春秋解》的内容、思想和解说方式与《杨氏易传》《慈湖诗传》如出一辙,具有高度一致性。《慈湖春秋解》的核心宗旨,一言以蔽之,即认为《春秋》乃“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此论不仅仅为《春秋》所发,其实是杨简对群经宗旨的纲领性论断。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并没有真正表现出陆九渊的自身学术特色,杨简《慈湖春秋解》则带有很显著的个人心学烙印。《慈湖春秋解》是今存象山学派中仅见的《春秋》全经注解之作,解决了象山学派的《春秋》阐释问题,无疑为此派代表性著作,弥足珍贵。     

论《三国志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之关系

三国志演义》的整体叙事框架主要源自《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其外在的结构体式 ,诸如分卷、分则、立题目 ,每卷标明所叙之事的年代起迄 ,以及正文中常常标出纪元朝号等 ,都显示了《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的密切联系 ,其内在的叙事结构也基本上是“通鉴”式的 ,其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 ,也明显受到了《通鉴纲目》的影响。因此 ,研究《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过程 ,应充分重视《通鉴》和《通鉴纲目》曾经起的重要作用。     

明代《通鉴》学的成就及其特点

本文认为，明代通鉴学在宋元基础上继续发展，从其著作意旨和内容体例上可分为“续《通鉴》”和“订补《通鉴》”两类，此外亦有阐释义理和改编改作方面的著作。明代有关通鉴学的史书，无论从数量上、种类上，还是史学价值上，总体水平远胜元代，严衍的《通鉴补正》即是其中的杰作。明代通鉴学不仅成就突出，而且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大致以嘉靖为限，嘉靖以前发展迟滞，嘉靖以后著述剧增。而且研究意向也由维护正统和提倡纲常名教，重书法义例，而轻历史向考证发明，辨正是非的务实、健康的方向发展。     

《红楼梦》与《金粉世家》异同之探讨

本文对《红楼梦》和《金粉世家》两者之异同进行探讨。     

朝鲜汉文学家柳梦寅对韩愈古文理论的接受与变通——以"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为例

朝鲜王朝中期著名汉文学家柳梦寅的散文理论深受韩愈的影响:反骈文、倡古文,赞同"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但他又对韩愈的理论适当变通,并结合韩愈以来的理论成果和朝鲜的时代特征,扩充了"道"的范畴和内容,辩证地看待"不平则鸣"和"诗鸣其穷"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自己新的散文理论体系.     

冥冥中的"撕碎"--《桃花扇》与《哈姆雷特》之比较

<桃花扇>与<哈姆雷特>是东西方悲剧的经典.它们一个是东方传统的群体性悲剧集大成之作,一个代表了西方个体悲剧的最高成就.两部作品在内容、意义等诸方面有不同之处,同时,作为大悲剧,它们共同向读者展示了不同程度的"美的撕碎".这种冥冥中的强力发自于作家的主观生活体验,它的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悲剧的无国界性,由此我们可见东西方悲剧之一斑.     

明代中期文坛的"四变而六朝"--以黄省曾与李梦阳文学观念之异同为中心

<列朝诗集>小传中钱谦益对于黄省曾的看法有失偏颇,比较李梦阳与黄省曾二人在文学观念上的异同,当时结合文坛上以六朝风格是尚的风气,可以肯定王世贞所认为的明代中期文坛上存在着"四变而六朝"这一文学思潮的观点.     

从生物考古学角度看山西榆次明清时期平民的两性差异

对山西榆次出土的明清墓葬中的人骨进行的性别考古学思想指导下的生物考古学研究,发现该人群性别比较大,可能与重男轻女观念和溺婴习俗有关。女性死亡年龄结构中壮年期所占比例较大,可能是围产期死亡所致。古病理学研究发现女性存在缠足,这是首次发现的考古出土的缠足人骨标本。对退行性关节病的统计暗示两性存在明显的分工。这些研究结果与相关历史记载相吻合。     

儒学的“慎言”与基督教的“戒谎”——早期耶稣会士中文论著中的“言”及其对晚明社会的适应

先秦儒学倡导木讷寡言,基督教则力戒以隐瞒事实真棚为主要形式的谎言。晚明来华耶稣会f在沟通和揉合这两种不同的言论观时,依据其既定的适应策略,挖掘和突出共同点,淡化分歧点,尽力使基督教戒谎思想带上儒学的色彩而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不过由于在耶稣会士的宗教使命与其道德信条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因此当涉及到神父们自身的道德践履问题时,戒谎信条便面Il缶着严峻的挑战。     

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

晚明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变迁;同时,世界经济也正处于融为一体的进程中。明初,白银并非合法货币,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不仅拉动了外银流入,而且使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事实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了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从时间和动因上看,中国的社会需求曾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并为整体世界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世界之时,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出来的,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创造的。     

明代分类本《草堂诗余》与"明词曲化"之发生

<草堂诗余>分类本肇始于南宋唱本,其性质乃应歌性,承载了众多流行音乐因素.正统评家认为明词除了两头,一直发展平平,特别是嘉靖万历时期,曲化词数量激增更验证了明词的衰弊.所谓发展平平,无非是没有创新,对旧有词学观的固守.而这种固守正从<草堂诗余>分类本的绵延过程中进一步验证了.通过此验证,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相当一部分明人在坚持着词的流行音乐属性这种意识,而同时又要面对词已失去流行音乐功能的尴尬.这种尴尬引发的冲突、混乱从而造成后世眼中不敢恭维的明词情状.同时,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如此多的文人在大作曲化词,"明词曲化"接受心理何以生成并持守了如此长的时段.     

从道、气、性三范畴看王夫之对理学的改造

在王夫之的哲学中,气是其理论的核心范畴,然而不是最高范畴,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从其核心和最高范畴中,可以看出其对传统理学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他把道看成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过程,即把道理解成天与人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过程,体现了他的新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他以太极、诚释气,摆脱了传统理学的虚幻,也提升了气的抽象度。他还赋予性范畴以更感性的人道内容。     

元明戏曲中的“妻妾关系”辨异

妻妾关系是中国婚姻史上的重要问题,元明两代的戏曲作品对此都有所反映,呈现出来的风貌却不相同。元杂剧主要表现妻妾之间的相互对立,作家对＂一夫多妻＂制的婚姻持质疑态度;明传奇主要表现妻妾之间的和谐融洽,作家倾向于美化＂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元明戏曲中婚姻观念的差异,根源于元明两代戏曲作家社会地位和创作观念的不同。     

民初趋新学者眼中的国学之"资格"与排他性

20世纪20年代,针对一度风行的整理国故运动,一些趋新学者开始大声疾呼地否定"国学"存在的正当性.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这些学者又相当强调国学或国故学的"资格",力图将许多不具此类资格的读书人排除在国学领域之外.这样一种希望维持国学之"清纯"的努力,揭示出这些国学的否定者其实相当看重国学.     

从“轻武”与“尚武”看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近代以前,中日两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性格不同,中国的统治者是文人,以“文”人仕立朝,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日本的统治者是武士,以“武”扬名人仕,以武士道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轻武”与“尚武”成为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差异。     

明代诗学"体制为先"观念之内涵及其流变

“体制为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学观念之一,历代均有广泛影响,而明代尤为重要,成为连接各种论争的一个焦点。其内涵大体包括四个方面:先体制后工拙,辨体不辨意,先守正后出奇,先体制后性情。本文认为,对“体制为先”观念与创作背景的考察,是理解明代诗学理论论争的关键所在。     

从作品看曹操和曹丕对《诗经》接受的异同

曹操和曹丕对《诗经》的接受,最直接的就是表现在他们的作品对《诗经》的引用上。曹操、曹丕对《诗经》的引用,既有对前代文人引用《诗经》传统的继承,又有发展。就他们引用《诗经》的总体情况、方式、目的和特征而言,有同有异。这反映出他们不仅对《诗经》的接受有相同的一面,而且彰显出他们对《诗经》接受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