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许廷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称：“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后人据此概括为“孔子删《诗》说”。司马迁的这一说法，自唐代起始受到学者怀疑，但程俊英教授在《诗经漫话》中说...     

闻一多“《小弁》为弃妇诗”补证

《小雅·小弁》的作者是谁?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诗句该怎么理解?历来争议颇多。据《孟子》所载,远在战国中期,高子和孟子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高子说:“《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则认为:“《小弁》,亲之过大者也。”又说:“《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到了汉代,毛诗学派和三家诗学派对此诗的理解也不相同。《毛诗序》说:“《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三家诗则谓此诗为周宣王大臣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谓尹吉甫惑于后妻,伯奇无辜被逐,因怨叹而作此诗。到了宋代,朱熹对《毛诗序》的说法有所怀疑:“《序》     

《诗经·无羊》新解

《诗经·小雅·无羊》的诠释历来众说纷纭,独题解悉本《诗序》“宣王考牧”说.郑玄《笺》云:“厉王之时,牧人之职废,宣王始兴而复之,至此而成,谓复先王牛羊之数.”朱熹《传》曰:“此诗言牧事有成,而牛羊众多也.”虽未确指,然亦暗示歌咏对象还是统治阶级人物.近人或袭郑说,或沿朱说,几乎无例外.诸家的题解对《诗序》说皆有根本性的保留:认为此诗是歌咏奴隶主(或言宣王、领主)“牛羊蕃盛”的.笔者认为《诗序》说大可怀疑,     

《旄丘》《简兮》试解

《诗经·邶风》中的《旄丘》和《简兮》是前后相临的两篇诗,虽然古今有多种解释,但我们感到都与诗意不符。我们怀疑这两篇《诗序》前后倒置,即《旄丘》应按“刺不用贤也”解;《简兮》应按“责卫伯也”解。试之两篇皆通。不妨分篇逐章试题于后。《旄丘》,《诗序》说:“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修方伯莲率之     

班固《咏史》诗的真实性质疑

班固《咏史》诗的真实性让人怀疑。其一，从品评、著录班固《咏史》诗的典籍看，此诗的真实性让人怀疑；其二，从班固的创作特点和他对民歌的态度看，班固不可能写《咏史》诗。     

“孔子删《诗》说”之再清算

“孔子删《诗》说”之再清算许廷桂一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提出“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而孔颖达表示怀疑，《诗经》学上有特定内涵的所谓“孔子删《诗》说”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扯了千年尚无一致认同的结论。虽然清代...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试论朱熹的“美刺”之辨

我在《论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学的异同及其历史意义》载《四川师大学报》85年3期)一文中,较为系统地比较分析了朱熹与毛郑诸人在《诗经》研究的方法、理论与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总的历史差异,认为朱熹是宋代反对毛郑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理学的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对传统《诗》学发动了猛烈攻击.其攻击的焦点是《诗序》.《诗序》集中表现了汉儒的《诗》学观点,其意在于“君臣国政”,所以序者之于《诗》,一以“美刺君臣国政”为说,其“以史证《诗》”也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所谓“美刺”原则.而朱熹也正是以攻其“美刺”之说来展开对《诗序》的批判的.     

杜牧行踪考辨与《清明》诗

《清明》诗随《千家诗》问世以来,千载传唱,因其风格与杜牧诗风浑然一体,人们认可为杜牧诗。最近有人以《樊川集》中未收此诗,怀疑为他人伪作。怀疑当然可以,但不足为据。因为古代历史资料中,长期佚失而偶有发现的现象是不少的。《樊川集》中没有,应该允许《千家诗》的编者发现。如果没有可靠的历史资料来确证《清明》诗非杜牧作,仅凭怀疑、推测是不能服人的。     

《全唐诗》并无“杨布燮”其人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九年一期《云南古代诗歌概述》一文有两处提到南诏诗《思乡作》是“杨布燮”所写,该文既认为“此诗的作者……目前尚无定论”,又说“《全唐诗》署为杨布燮所作”(着重号乃引者所加)查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版《全唐诗》,有关此诗的记载只有两处:一为二十二册8962页,在段义宗名下,题为《思乡》的佚句是“悬心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诗》《易》中的“汔”

(一) 《诗经》和《周易》中的“汔”字,古注、今注及词书释义分歧很大。《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毛传:“汔,危也。”郑笺:“汔,几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引此诗,杜预注:“汔,其也。”《后汉书·班梁列传》引此诗,李贤注:“汔,其也。”《孔子家语·正论》引此诗,王肃注:“汔,危也。”朱熹《诗集传》:“汔,几也。”《康熙字典》用此例,引毛传、郑笺、孔疏后曰:“按诸家反复相训,是汔为几也。左传昭二十年引此诗,杜预云,汔,期也。然则期字虽别,亦是近义。”旧《辞源》用此例,释义为“几也,一曰其也。”旧《辞海》用此     

由书传称引考《诗》的历史形态——兼证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可信

一司马迁为孔子作传,说他删过《诗》,后世许多人根据书传称引,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笔者认为,这正可作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可信的证明,并能由此窥见《诗》的某些历史形态。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因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故孔子积极从事删订诗、书、礼、乐的工作,在诗方面的情况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对于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后世除少数人(如宋代的邵雍、欧阳修等)之外,大都对之持怀疑态度。唐人孔颖达认为:“是《诗》三百篇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诗·小雅·十月之交》辨疑

《诗·小雅·十月之交》，《毛诗》、《郑笺》便有分歧。本文辨析“艳妻”、“皇父”二词，寻史实外证，绎诗辞内证，辨疑皇父为共伯和。复审辞气，疑此诗为两诗合二为一。     

谈《横江词》的写作背景——兼与李协民同志商榷

《横江词》是李白的名篇之一,前人赞此诗“气格合歌行之盛,使人叹咏”。但诗中的横江指何处?此诗写于何时?注家看法不同,因而对诗的内容的理解就必然不一致。李协民同志在《关于〈横江词〉的两个问题》(载本刊1980年第4期)一文中,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了与各家不同的新的见解,值得重视。我很同意李协民同志对“横江”的理解。《横江词》中的“横江”,非指和县的“横江     

高适《燕歌行》所刺新考

盛唐边塞诗人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高常诗集》卷五），今人多认为诗序中所言之“御史大夫张公”即为玄宗时名将张守进，所谓“征戍之事”指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张守登隐瞒部下败状，“妄奏克获之功”这件事（见《旧唐书》卷一O三“张守检传”）。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二在此诗下引《旧唐书·张守传》后即谓“此诗盖隐刺之也。”岑仲勉先生亦谓“此制张守登也。”《读全唐诗札记》朱东润先生主编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之《唐诗选》论及此诗时亦持此看法。傅珐琅先生则对此提出…     

从《灵台》的主题说到孟子的用《诗》

《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上刊载了王毅同志《<诗·大雅·灵台>孟子旧解驳议》一文。作者力图辨明《灵台》一诗的主题是充分表现周文王的应天承命,驳正孟子以“与民同乐”去解释此诗“旨趣”的谬误。拜读之余,我有两点不同看法:第一,我认为《灵台》这首诗的主题并不如王文所说是表现周文王的应天承命,而是夸赞周文王的得民众爱戴和游观闻乐之乐;第二,孟子向梁惠王引述《灵台》诗句后所说的话,并不如王文所说是在解释此诗的“旨趣”,而是对诗意的随意发挥。下面先说第一点: 《灵台》一诗,王文从多方面加以考证,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