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出身考辨——与王元化先生商榷

<正> 王元化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发表了《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该文所提出的刘勰出身于庶族说(以下简称庶族说),已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中自述:对于这一说法,季羡林先生“表示赞同”;周振甫先生也认为“大著论刘勰出身庶族,掌握极为丰富的材料,论证极为有力,     

两晋南朝时期士庶关系考察

在两晋南朝政治史研究中,士庶天隔”常被提及,通常认为士庶之间不交往、不同坐。本文通过对士庶关系的历史考察,认为在两晋南朝时期,士庶之间一直存在交往,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固定模式,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两者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     

关于南朝户籍的两个问题

<正> 南朝,特别是宋齐时代,士庶之别有“天隔”、“国之章”之称,而另一方面,依据沈约的看法,这个时期则发生了“士庶不分”、“士庶无辨”,即士庶混淆的状况。据沈约及虞玩之的认识,这种状况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宋元嘉二十七年(450)进行军役征发时制定了免役规定,其后在孝建元年(454)制作户籍时开始出现了伪造的户籍。就出现了所谓的士族与庶族的混淆。士族和庶族的区别和户籍籍注是南朝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而伪造户籍则是探讨士族庶族与户籍的关系的重要线索。特别是关于伪造户籍在最初发生的情形以及具体内容,对考察士     

士、庶地位的转换与士、庶文化的消长合流——兼论宋词雅化的文化意义

唐末五代的战乱摧毁了六朝以来的士族门第,泯合了士庶界限,形成文化的庶民化转向。北宋庶民士人群体的日益壮大及儒学复兴潮流造成士人的群体自觉,使之形成不同于唐代的新型人格形态。与之相应,士人的文化趣味也因其庶民背景及政治地位的上升而呈现出士、庶冲突的矛盾性,宋代士人对词的雅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调和。随着功利价值的甚嚣尘上,士人的审美趣味与庶民文化趋于合流,士人进行俗词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士、庶合流的最终完成。     

唐德宗朝的朋党之争

唐德宗朝七次主要的朋党之争，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间的权力斗争，其间的联合与分裂、利用与打击，无不表明这一点。斗争双方既不是什么士庶之争，也无本质上的是非之别。     

“李德裕反对进士科”辩

李德裕虽出身门荫,但其主政时并非刻意排斥进士,更多的是对进士科的积弊进行整肃,从而规范其作为仕途经济的功效。而其政敌实际上却大有助长积弊之嫌。因此,将进士科作为泾渭党争的标准不免有些牵强,所谓“李德裕反对进士科”之说更有失于偏颇之嫌。     

论宋代宗室的法律管理

通过考察宗室法令的制定、宗室的司法管理以及宗室的量罪处罚等具体内容,可知宋代宗室的法律地位明显优于一般士庶,其法律管理自成一套体系,所谓与常人同法的“宋代式”宗室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江西古代佛教文化概说

江西古代佛教文化概说童辰魏晋六朝和晚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著名乱世，社会动荡不安，中原一带兵戈扰攘，民不聊生。而江西地处长江以南，社会局势相对平静。于是，士庶大批南迁，僧侣学者，也纷纷南渡来赣，开宗立派，著书立说，占山建寺，创立门户。佛门各宗...     

等级观念对我国封建婚姻制度的影响SSCI

在古代中国宗法等级社会里,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不仅使良贱相婚成为法令上禁忌,而且也使良人内部亦存在士庶不婚的鸿沟。其直接后果是,社会上出现一个又一个封闭式婚姻圈,使人类自身生产难以正常进行。     

等级观念对我国封建婚姻制度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宗法等级社会里,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不仅使良贱相婚成为法令上禁忌,而且也使良人内部亦存在士庶不婚的鸿沟。其直接后果是,社会上出现一个又一个封闭式婚姻圈,使人类自身生产难以正常进行。     

韩愈示儿诗考辨

韩愈的《示儿》诗和《符读书城南》,后人以为多言利禄、表露韩愈俗人心态,非议颇多。韩愈家世孤寒,自小就多次经历失去亲人的伤痛,并肩负着振兴家族的重任;韩愈处于一个士庶混杂的时代,韩愈便是一个士庶相混的代表,既有高华的一面,也有世俗的一面。细考韩愈的特殊家世、早年经历、命运格局、人生理想及生活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其示儿诗背后是诗人对家族的爱和责任、他的理想的生活模式,以及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借此可以还原一个重亲情、重责任、不伪饰,既畏天命又积极有为,不离世间常情又立志为圣的真诚文人形象。     

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门阀制度在魂晋南北朝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过程,记载着门阀制度的盛衰历史."士庶不婚"习俗使得门阀士族子女衰败,人才退化,后继乏人.这是门阀士族没落、门阀制度渐衰的一个直接原因和重要原因.     

试论日本江户时期的洋学塾教育

日本江户时期随着"兰学"和"洋学"的兴起,洋学塾作为民间教育机构也随之发展起来。"洋学塾"以学习西方科学为主,具有士庶共学、教学自由和教学水平较高等特征。它不仅为日本社会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提高了日本的国民素质,而且在日本学习西方学术和近代思想的传播上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催生了日本近代教育思想的勃发,对于日本社会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江户时代留给明治时期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明代民间服饰的流变及其成因

本文认为，考察不同时期的服饰形制和流变，可以真切感受到时代的跳动脉搏，而对明代民间服饰流变的考察，则能了解黎庶百姓的某些世俗心态。作者认为明代民间服饰姿彩纷呈，出奇更新，流变性突出；士庶着装由俭到奢，违礼越制渐成潮流；服饰纹样蕴意宏富，吉祥图案渐成模式。明代民间服饰这种流变的成因与当时王朝兴衰与社会结构深层变动息息相关。手工业的长足发展，新经济因素增长，政府控制能力弱化，社会层级流动活跃，异端思潮和市井文化的崛起，价值审美观的多元化等都是影响明代民间服饰流变的重要因素     

孔子与阳虎

阳虎是春秋末年鲁国季孙氏手下的一个家臣,曾和孔子多次发生关系。科学地分析孔子与阳虎关系,可以有助于对孔子的评价。阳虎,《论语》中称阳货,鲁国人。其住址与早年事迹不详,只知他有一个从弟,名叫阳越。从他曾担任季氏的家臣来看,其出身当非贵族,至多不过属于士阶层。关于他从何时担任季氏家臣,史无明文记载。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季氏(?)士时,他已担任季氏家臣,而孔子当时的年龄只不过二十岁左右。按孔子二十岁时,为公元前532年,阳虎被赶出鲁国为鲁定公九     

李白与唐代的干谒之风

李白与唐代的干谒之风葛景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干谒之风，古已有之，但以唐代为盛。何也？因唐代人仕的门径有三种：一种是科举，一种是门荫，一种是流外入流。除了门萌是受先人荫庇而得官外，就连科举也得进行干谒才有中举之可能。因此，唐代举子特盛于干谒行卷...     

试析唐代奴婢和其他贱民的身份地位(上)

<正> 唐代奴婢,居于贱民的底层,是当时社会上身份最低、受奴役最深的一个阶层,却是唐代社会阶级结构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唐代“良人”“百姓”“奴婢”“贱民”的范围在唐代社会阶级结构中,存在着等级制度。如地主阶级中有士、庶的等级划分,在贵族、官僚集团中有品级高低的区别,甚至法律规定他们在车服、器用等方面都不得任意僭越。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象西方国家那样形成封建土地制的等级结构,因而不存在全国土地全部逐级封赐的制度,贵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不存在土地关系上的有条件占有制,     

女真人与汉官制

女真人建立政权后,经历了由推行女真猛安谋克制度到吸收辽南、北面官制,最后全面推行汉官制的过程,形成了以汉官制为主,融女真、辽制于其中的新官制。汉官制伊始,女真人就牢固把持领导权,尤其军权一般不委以外族人。为使女真人出任各级汉官,广开入仕途径,初以军功、门荫为主,后转向科举与门荫并举。女真人对汉官制的认同,不仅促进了本族的封建化进程,而且丰富了汉官制。金官制成为其后北方民族建立全国性封建政权官制的新模式。     

晋宋江州移民与隐逸诗派

晋宋时期,江州的经济文化相对于荆楚和吴越地区,发展明显滞后,移居这里的士人多为出身次等士族或庶族的中下层文士。由于移民的参与和引领,江州的文化生态是儒学、佛教和隐逸三派并存。他们疏离于上层社会,耿介孤傲,归隐山林,追求回归自然的生活情趣,由此形成江州地区的隐逸诗派,而南阳籍隐士群体对江州隐逸文化的形成影响尤为深远。     

杨隋出自山东寒庶

隋王朝的统治者杨氏一直标榜其祖籍为弘农华阴，先祖为汉魏之际头号门阀士族弘农杨氏。但大量史实证明，杨氏出自山东寒庶，家族的发迹主要靠西魏大将军杨忠屡立战功，以军功成为关陇集团核心成员，奠定了扬隋帝业的基础。西魏、北周上层统治者通过赐姓、改易都望这一集团政治行为，伪冒士族，杨氏堂而皇之成为“弘农杨氏”、“武川镇将”。关陇集团胡汉混杂，士庶莫辨，虽有门阀化趋势，但隋时门阀制度已被度除，门阀只是留存于社会观念及婚姻习俗中，杨隋并不代表门阀利益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