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采中西创新知”——康有为与戊戌“新学”的文化特征

戊戌新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则从根本上影响了戊戌新学的内容及其时代特征，从而也影响了近代学术文化转型的民族特性和其发展趋向。只有深入理解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及其戊戌新学的特征，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近代学术文化变迁的民族定位和历史定位。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请客赴宴”与“开店卖饭” ——关于艺术生产与消费的思考

在市场语境下，艺术生产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又要尽力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把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降低到最低点；既要适应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走向市场，又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和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超越市场，我们认为这两方面是完全可以辩证统一起来的。     

“包容性增长”的科学内涵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确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形式,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炼和升华。它是确保中国经济安全的战略需要,有助于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它强调必要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的社会公平、公平与效率的“质”的统一、人民群众享有权利的实质性增长、社会建设的多维度展开、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的国际诉求。“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它正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历史生成和逻辑展开,它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国情、世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特征与时代主题的反映,又是解决时代主题的重要思路,它准确地切中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偶然性”新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的深层读解

必然性与偶然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在传统的认识中，习惯突出必然性的决定作用，强调“有律必循”；而忽视偶然性的加速或延缓作用，甚至被撇至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后台。事实上，随着人们对规律认识得越来越多与把握得越来越深，偶然性的作用日益明显。基于此，本文力图重新认识偶然性，对偶然性的历史地位、作用桥梁、特征、类型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偶然性作一些粗浅的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的中间物——关于瞿秋白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瞿秋白是从儒家经典世界走向现代马列文论建构的文艺理论家。从社会功利角度观照文艺始终是其基本原则。在接受共产主义革命信仰之后,瞿秋白的古典文艺思想在实用主义主旨上迅速与革命事业的需要联系起来,成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而这在以阶级来划分立场的时代最终只能成为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中间物。     

本体、价值与境界：论中国哲学中“情”的内涵

“情”是中国哲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中国传统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西方哲学侧重形而上的理论追求不同，中国哲学更主要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情感则是其基本的属性。因此，“情”理应成为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情感问题，中国哲学历来非常重视，传统中国哲学对于情感的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探讨，涉及情感的本源、发生、内涵以及意义、价值等诸多方面。主要从基本的中国哲学文献出发，试图对“情”所具有的哲学意蕴做一个概观性的把握，认为“情”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所具有的内涵包括本体义、价值义和境界义三个方面。     

从“客观”到“观察”：储安平对1947年前后中国政局的观感与析评

通过当时《客观》和《观察》杂志主笔储安平的论政时文，展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1947年前后国、共、自由主义阵营三方和美国政府的观感与析评,以及藉此透递出的政局变迁信息。储安平的观察表明：作为社会政治变迁动力的边缘势力逐渐走向中心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崛起不仅影响着当时的实际政治运作，也影响着未来社会的政治走向；既是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表像，也是这一表像的结果。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和谐世界：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主张

和谐世界是近年来中国外交一个最响亮的关键词,是中国基于对国家和平崛起的终极目标及世界政治发展大势的清晰把握而提出的国际战略主张。一个发展的大国需要世界理想。和谐世界理念着眼于构建国家间良性的战略互动,是对中国崛起后不确定性的解惑释疑,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个乐观的前景,说明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树立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大国形象。中国正积极践行这一理念。     

论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最大热点之一。中国为什么能够崛起?中国是因和平而崛起,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提供了中国崛起极其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也一直为争取一个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而不懈努力。中国是怎样崛起的?中国是以和平而崛起,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一贯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平建设原则,体现了中国崛起有理有利的全新发展战略。中国的崛起将给世界带来什么?中国是为和平而崛起,和平发展谱写了促进世界发展事业的崭新篇章,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激活世界经济"一盘棋",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而又坚实的力量。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和平战略——一种理论分析

历尽百年沧桑的中国未来实现复兴和崛起尽管不容置疑，但未来中国将以怎样的方式崛起？中国崛起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国际秩序？这是当代国际政治理论和中国外交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以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为视角能对此问题展开深入分析。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问题的思考

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理念和道路是当代共产党人的重大创新,具有多层次的丰富内涵,不能简单地用目标手段论来分析。与“和平崛起”的要求相适应,中国对内要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外要加强友好外交,丰富和发展“新安全”观和“共同利益”观。     

中国和平崛起的机遇与挑战

“和平崛起”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当今中国发展与强大的战略选择。由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丰硕成果和良好的发展局面,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历史性机遇。同时,在人类社会急剧变动的今天,中国的“和平崛起”又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抓住机遇,正视挑战,中国必将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策略选择

“和平崛起”战略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对外战略,它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依据: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给我们重要启示,中国周边环境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韬光养晦,我国实行维持现状政策很容易被他国误解。然而仅仅韬光养晦还是不够的,中国必须要有所作为。为了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必须努力发展经济,在经济上有所作为;全方位有重点地与各国发展关系,在外交上有所作为;努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争取在文化上有所作为。     

全球化与中国国际政治文明的建构

全球化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互构统一的过程.笔者借助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也分为两个层次,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国内和国际两层内涵,而且国际政治文明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总体而言,中国目前的国际政治文明建设主要面临经济全球化、WTO与和平崛起这三大挑战,这就涉及到中国"主动融入"、"民主建设"、"按规则办事"和"发挥积极作用"四个方面的问题.     

邓小平与中国和平崛起道路

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思想源于邓小平 ,其中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思想 ,和平外交思想、发展市场经济思想、全方位改革开放思想、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思想组成了中国和平崛起思想体系的框架。邓小平是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设计者和奠基人     

"和平崛起"的文化历史解读

"和平崛起"理论包含三层意蕴"崛起"显示了一种历史发展的隐然期待;对"崛起"的"和平"限定则来自于对中国历史文明交往的回顾与总结;结合历史与现实的"和平崛起"理论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外交工作的圭臬."和平崛起"理论的提法本身,就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在文化心理上从委屈到平和、从羞怯到自信、从被动到主动三方面的深刻变化.     

共有观念与中国和平崛起——一种建构主义视角的解读

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既取决于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取决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承认和接受程度，而这一对关系是可以相互建构的。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构建成熟稳健的中外关系，加强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和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磋商和制定，努力塑造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通过这一系列互动实践，建构、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共有观念，营造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