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早期剧作中“蛮性的遗留”解析

我们在各自的研究中，已愈来愈深切地感到，曹禺早期剧作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意念——“蛮性的遗留”。且看《雷雨·序》中的一段自白：“《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蛮性的遗国’，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与“蛮性的遗留”语义相近的还有“原始的情绪”、“神秘的吸引’等等。而且，这些意念虽只是在论及《雷雨》时提出来的，可事实上，“蛮性”是贯穿在他早期的心态与剧作全过程的，不单单是《…     

创作过程中的作者和人物

<正> 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和他笔下人物的关系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有时又是非常微妙的。阿Q的“大团圆”结局,安娜·卡列尼娜的卧轨自杀,达吉亚娜的出嫁等等,似乎都违背了作者的初衷。这一现象,曾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和兴趣,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说明和解释。刘再复同志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就此提出了“二律背反”的公式,即:作家愈有才能,作家(对人物)愈是无能为力。作品愈是成功,作家愈是受役于自己的人物。对这一公式,也有人提出疑义。看来,这一复杂问题还需要避一步研究和探讨。从作者自己的表白说起关于阿Q的被枪毙,即“大团圆”的结局,鲁迅自己这样说过:“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     

情感的朦胧性和文学的模糊性

一个作家是怎样进入创作过程的?无数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它往往是由于情感的推动。屈原为什么作《离骚》?司马迁说:“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平也。”《水浒传》是怎样创作出来的?李贽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可见《离骚》和《水浒传》都是作者强烈的感情驱使的结果。当代一些作家也有与此相同的创作体验。曹禺说他写《雷雨》时,“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杨朔写《三千里江山》时,也是“感情逼迫我要去描写他们,     

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从方法的角度看

《四书集注》(全名是《四书章句集注》)是对“四书”的注解,又是朱熹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即又以注释经典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是中国古代著述的一大特点。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有人提出过的“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问题,如同西晋时期郭象的《庄子注》,究竟是“郭     

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人与文——漫谈罗洪和她的小说选集《群像》

你在读一个真诚的作家的作品,你每每会从这作家的作品中,读出这作家在作品中所潜藏着的人格来。古人说的“文如其人”,或者如外国批评家说的,“风格即人格”,我是非常的同意,而且也颇有这个体会的。这一次,我有机会读到罗洪同志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选集——《群像》,就有了这样的一种感受。 解放初期,当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在上海近郊——青浦进行土改试点时,我和罗洪同志,都以上海作家协会的一个成员资格,同时报了名。这就是     

谈文艺创作中的感觉运动

一什么是感觉?在艺术家的眼里,总是把感觉与感受、直觉、印象,经验、体验等相提并论,同时对感觉在创作过程中的性质、作用,作了与哲学家、心理学家不同的叙述。他们说:“‘感受’就是写小说的基础。”对这个问题,高尔基说得很清楚。当有人问他什么东西第一次激动他写作?他说是“印象”。又问他多在什么感受上去建立形象?他说“在一切感受上”。他还说:“把作家缺少的那些环节放到经验里去,以便写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这就叫直觉。”我国作家谌容也说:“我写《人到中年》时,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     

略论林黛玉之哭泣及其他

一有人说《红楼梦》的主题是多义的,不可以一语指实,这很有道理,但不管怎样“多义”,总有一个是基本的;也有人说《红楼梦》的内在意象和读者的审美体验均带有一定模糊性,很难对审美对象做出精确的质的界定,这也很有道理,但不管怎样“模糊”,总有一点是明确的;还有人运用各种手段(包括电子计算机)说明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某些差异,这是否也有道理?也有,但不管怎样“差异”,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这种“基本”的、“明确”的、“一致”的是什么呢?即:哭泣。读者的眼光可以有种种,有人看到了“淫”,看到了“缠绵”,看到了“病”和“梦”等等,但谁都无法否认《红楼梦》写的“哭泣”。大观园女儿没有     

也谈《自题小像》的作年问题——与常明同志商榷

近来关于鲁迅诗《自题小像》的作年问题颇有争论,其实这也是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有说这首诗作于一九○一年的;有说作于一九○一年二月——一九○二年二月的;有的说作于一九○三年的;也有的说作于一九○四年的。《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六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常明同志的《〈自题小像〉的写作年代问题》,认为当作于一九○二年秋。对此我们有些不同看法,愿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与常明同志讨论,并就教于读者。     

教学过程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

关于“实践——认识——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公式是否适用于教学过程的问题,在学术界曾有过争论。有人认为,教学过程不同于一般认识过程,学生通常是在教师指导下接受同接经验,从理性认识开始,因此,教学过程有它的特殊规律;这个规律,有的说是:“理论——实践——理论”,也有人说是:“感知——理解——巩固——运用”。另外,还有人提出,教学过程是个复杂过程,不能用一个简单公式来概     

坚持“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辩证观点

一提到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问题,大家立刻都会想到《矛盾论》中的一个著名论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但是,有的同志对此却提出了疑义。他们认为,外因不仅是发展的条件,也是发展的根据;内因和外因可以互相转化,并无绝对的根据和条件之分;外因也不一定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它可以直接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作用;坚持“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必然会导致唯心论和悲观论,等等。这就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矛盾论》的论断究竟对不对?这不仅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应当讨论清楚。     

萧红小学今尤在──《萧红生平考订二题》之“二题”考订

《萧红生平考订二题吸“二题”中称：“萧红没在龙王庙小学读过书”，1事实是，萧红应在南关女校念书”。①正如该题所说，“对萧红在龙王庙小学读书之事，似乎没有人提出过疑义”。确切地说，不是“似乎”而是“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疑义”，现在有人提出“疑义”了，这就需要进一步认真研究了。然而，要想彻底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彻底弄清呼兰学校的沿革，然后根据萧红读书的具体情况才能下结论。查民国4年刊行的崇仁黄维翰所编的《呼兰府志）载，清末民初，呼兰府（包括巴彦、兰西、木兰在内）共有师范暨高初等小学对所。其中呼兰府城内有…     

释“节然”

<正> 《荀子·天论》:“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历来注家对这段话中的“节然”二字注释得都不够明确,有的甚至注释错了。这两个字的意思搞不明白,不仅会误解本句的句意,而且对有关上下文的理解也会受到影响,还会妨碍对作者思想的了解。清代俞樾在《诸子平议》中,把“节然”中的“节”字以及《强国》篇和《大略》篇中的几个“节”字注为“适”,这是很有见地的。后来王先谦在《荀子集解》中又把另外几个“节”字注为“适”,也都是正确的。《荀子》中“节”字的用法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     

略论《讲话》的认识论基础

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受到各种非难,一种比较突出的表现是:有的人认为《讲话》论述的只是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今天,历史条件发生了新的更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对《讲话》就需要重新探讨”,“要把《讲话》作为历史文件看待”。而在文艺创作中,则表现为对时代、人民严重的疏离,主张作家应淡化主题,脱离社会,超越现实;有的则受西方现代派影响,在作品中传播消极、颓废的世纪末情绪;有的则提倡以直觉从事创作,反对理性介入,主张作家对所表现的内容“愈是不清楚,作品愈能传达人生的真实和丰富”;又有一种“还原生活”的意见,“反对作家人格对小说的侵犯”,还有的主张“玩文学”……     

丁玲创作活动的“自我”

<正> 丁玲的作品“自我”色彩很浓重。凡是读过她作品的读者都会有此感受,甚至有的人会情不自禁地询问:“这是在写她自己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它触及到怎样看待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作家的“自我”即思想感情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此,丁玲的回答是颇有趣味的。笔者收集一下,大体有如下三种:(一)“非我”。丁玲曾说:“我不是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写的并不是我自己”。(二)“是我”。“杜晚香就是我自己”,     

茅盾早期社会和革命活动拾遗

<正> 1962年11月14日,茅盾在与笔者谈话时说:“我在年轻时也曾想做个革命家,革命家没做成,才做了作家。但即使做了作家,也没有写出多少真正成功的作品来。”(《“源泉艺术在民间”——茅盾谈自己的创作》,见《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6期)后来他在与法国作家苏珊娜·贝尔纳谈话时又说:“因为我没有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所以才当了作家”(见《光明日报》1981年4月25日)。这些话除表现出茅盾的谦逊美德外,也说明茅盾在青年时代,确曾努力参加社会和革命活动,想做一个职业革命家。特别是从五四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他的社会和革命活动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对茅盾     

谈《古代汉语》(王力主编)文选的注释原则——兼答薛正兴同志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发表了薛正兴同志《<古代汉语>注释疑义讨论》一文(以下简称“薛文”),读后获益非浅。薛文所谈问题,有些确系我们注释中的错误,如《鲁仲连义不帝秦》“交有称王之名”的“交”,原注为“互相”“彼此”是不妥的(见薛文第八条)。1980年上半年我们对《古代汉语》进行修订时已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改正。又如我们把《齐桓晋文之事》“牛羊何择”的“择”解为“挑选”(见薛文第十三条),虽     

伟大也要有人懂

去年，王一川等先生编了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给一些小说家“重排座次”，选了九位作家为大师，依次为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①这件事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对此，我也愿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时贤。首先有一个问题，即作家可不可以进行比较？作家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地位的高低，影响的大小能不能有等差的论定？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有的作家认为：“作家是无法比较的”；②也有的作家表示：“我反对这种提法。这种排名本身就存在偏颇。作家的作品各有风格，不能用一种标准去强求。”③…     

《孔雀胆》简论

一、关于《孔雀胆》的主题 郭沫若的六部抗战史剧中,争论较多的是《孔雀胆》了。有人说“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立意不明确”,因而“主题自然难以捉摸了”。果真如此吗?我想,至少可从两方面作些探讨。其一,听听作者本人是怎么说的;其二,具体分析一下作品。两点相较,第二点是主要的,根本的。     

约瑟夫·海勒与<第二十二条军规>

一美国小说家约瑟夫·海勒是黑色幽默的最重要作家。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是其成名作,也是“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作,已被公认为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性”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这部作品的表层意义十分明显,暴露美国军事官僚机器的黑暗和不人道,揭穿了美国政治与军事政策的伪善本质。但这并非小说的基本主题。海勒曾说:“约塞连的情感并非我在战时的情感,我是战后才体会到的。这本书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对50年代社会情绪的反应,对麦卡锡时期的反应。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我写下了自已对一个处于混乱中的国家的感受,我们至今仍在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