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漕粮运输

义和团运动对晚清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津京等地区,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导致漕粮海运中断,并转而将部分漕粮向山西、陕西运送.其次.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朝廷被迫与联军签定<辛丑条约>,偿付巨额赔款,清朝的财政体系完全崩溃.为筹措赔款,清廷不得不颁布"漕粮改折诏".虽然江浙后来又恢复本色100万石,但漕运制度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再次,为节省费用,清廷开始采纳铁路剥漕的方式,结果成为继轮船之后,漕粮运输工具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简言之,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漕粮运输的转折点.     

明代漕粮运费的派征及其重负

明代漕粮是专门供给京师贵族、官僚及京边卫军的消费，为了将东南海粮无偿地调拨到京师地区，明政府在赋役形式下制定了漕粮运费的编派原则和办法，并根据漕运的实际需要对漕粮运费实行部分的折征。但出于明中叶后各级官府对漕粮运费的不断加征及其对粮户的搜刮掠夺，遂致漕粮运费的负担极为苛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漕政的黑暗腐败及漕粮的掠夺性质。     

漕粮海运与清代社会变迁

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对于当时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牵涉到漕粮运输路线的变化,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经济区域的转移;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的最重要企业之一轮船招商局,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化交通工具。因此,漕粮海运对于清代的社会变迁,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晚清湖北漕政述略

清代,拥有江汉平原的湖北,每年"额征北漕正耗米十五万石有奇,南米十三万七千石有奇,北漕由丁船兑运京仓,南米由州县解交荆州满营及各标绿营"(《胡文忠公遗集》卷23,第5页,以下简称《遗集》).漕粮的征收地区,集中在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和荆州六府.漕粮从征收到起运的诸环节,涉及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围绕着漕粮     

危局下的利益调整——论胡林翼整顿湖北漕政

漕政与国家稳定休戚相关,历代统治者皆极为重视.进入晚清,在官、吏、绅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把持下,漕政百弊丛生,不但漕粮征不及额,更严重的是,在漕粮浮收的重压下,底层百姓不堪忍受,屡屡酿成激烈的抗漕事件,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太平天国起义后,财政更为窘迫,社会矛盾激化,危局下,清王朝被迫整顿各地漕政.面对积弊深重的湖北漕政,巡抚胡林翼以圆融老练的政治手腕,一方面广泛征求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漕务章程,通过清丈等方法抑制官员、胥吏、缙绅藉浮收牟利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则一本雍正朝耗羡归公用为养廉之要旨,采取将州县陋规合法化等举措,调整、平衡各方的利益,营造出“自上而下”的让利态势,促使湖北各州县顺利裁革漕粮浮收,达到了“取中饱之资,归之上下”的效果,使湖北成为有漕各省整漕减赋的典范,其为政之道值得后世借鉴.     

三门峡与古代漕运

一关东西漕运的樞紐黄河中游的三門峽为古代东西漕粮轉輸必經的要道(圖一)。从秦始皇統一六国时起,这条运道即已發揮了作用。①其后虽也有若干次中止的时期,但作为主要的运輸力量,却一直維持到唐朝的末年。就是在北宋时对于这方面也还有所致力。②北宋以后,这里就漠漠无聞,不为人們所重視。所謂漕运,主要是指由关东各地轉輸粟米接济关中的需要。当然,也有一些时期关中的粮食曾經沿河而下,运到中原,不过那究竞是无关大旨,不居重要的地位。     

清代江西漕政述略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江西、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和山东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靡费的需要。江西物产丰富,是征纳漕粮的主要省份之一。《清史稿》载:“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有清以来,江西每年额征漕粮五十七万石,     

略论元朝的西路漕运

元朝的政治中心大都,远离当时的全国经济重心,需要源源不断地调运所谓“南粮”(指来自江南地区的漕粮)和“北粮”(指来自中原地区的漕粮)入京。然而,在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大都所需要的漕粮并非只有“南粮”和“北粮”,西北的宁夏地区和东北的辽阳行省也都曾是重要的漕粮供给地。这在元初以及元末尤显突出。元朝的宁夏漕运,也就是西路漕运,需要利用黄河水道,因而在黄河水利开发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所要论述的就是这一西路漕运开辟的时间、路线、运输能力及其作用诸方面的问题。     

《清史稿·漕运》订补六则

读《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食货三·漕运》(以下简称《漕运》),发现其中有些疵漏,应予订正,另外篇中与它书记载相舛误、而又语焉不详之处,也须加以补充。共得六则,现胪叙如下: (一)奉天有漕粮《漕运》通篇未记奉天有漕粮。然光绪《大清会典》卷二十二载:“漕粮原定运京仓者为正兑……奉天运京粟米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三石有奇,黑豆二万二千九百八十四石有奇”。可见,奉天有正兑漕粮三万八千七百四十七石有奇。种类为豆与粟。不过,早先奉天漕粮不是豆、粟并征,道光九年《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一载:奉天运京黑豆三万八千七百四十八石有奇。附注曰:“自道光七年始征粟米十分之四”。则奉天豆、粟并征始于道光七年。算出所征粟米数为一万五千四百九十九     

明清漕运与南昌城外的空间格局——再论江西省仓

明成化十年,漕粮行改兑法,运军需赴州县水次收兑漕粮,这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变动。"一条鞭法"推行前,漕粮民收民解,旗军、运丁常常盘剥里甲和粮长,至嘉靖朝这一现象更加普遍化。为避免旗军、运丁的勒索,加上江西河道不利航运,自万历朝起江西州县即在省城购置漕仓,于省仓兑粮与运军。"一条鞭法"推行的过程中,漕粮官收官解,这时州县也设立了一批漕仓。至清乾隆朝,南昌城外西北、西南已漕仓林立。这些城外漕仓后来成为试馆、会馆,供士子考试及州县官民赴省之用。通过明清江西省城外漕仓兴起的历史,可以认识贡赋体制对于形塑城市空间的意义。     

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

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由于牵涉到“雇商海运” ,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木帆船业的发展和壮大 ,但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 ,中国木帆船丧失了沿海贸易的主动权 ;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 ,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 ,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企业———轮船招商局 ,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化的轮船运输业 ;义和团运动之后 ,铁路运输也加入到漕运事业中来 ,加速了中国运输业的近代化步伐。因此 ,漕粮海运对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 ,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明代漕粮折征的数额、用途及影响

明代的漕粮是旨在确保北方政治中心的供给，以维持封建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为此，明政府对漕粮的折征实行了严格而有限量的控制，同时对漕折银的用途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把它作为弥补中央年度财政亏缺的应急措施之一。但自明中叶以后，由于漕粮的“改折数多”和漕折银的“积年通欠”，直接引致了京边等仓储的匮乏，从而对明代社会及明王朝的专制统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以天津地区为例

漕运是明清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在运河上经过,从而对运河沿岸城市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一是漕运人员在运送漕粮的同时带运的大量南方土宜及其额外私自夹带的货物进入运河沿岸城市,从而促进了后者商业的发展;二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运河沿岸的人们不仅能够听懂而且学会了一些南方语言;三是随着漕船的北上,南方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四是由于漕运活动,文人学者写下了很多关于运河沿岸漕船汇集、漕运景观以及运河畅阻情况的诗歌.     

略论明清时期的卫所漕运

明代前期,统治者对漕运体制进行改革,以东南有漕省份卫所取代粮户运送漕粮,卫所成为漕运职业运输机构,漕运是其最重要的经济职能。新的漕运体制一直延续至清末。明清时期的漕运卫所对于保障漕运顺利进行,促进南北商品交流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以卫所运送漕粮亦是对中国传统漕运方法的成功改革,提高了漕运效益。     

北宋对"归明人"的法律控制

归明人是北宋蕃汉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北宋官方话语中,泛指所有投归赵宋政权的少数民族人口.北宋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对归明人采用了既优待又限制的双重法律控制措施.其中,法律优待以赐田、授官、收恤为中心,法律限制则主要体现在人身控制方面.北宋对归明人的法律控制受民族关系的影响而富于变化,在变化之中又存在着官方实践与表达相背离的现象.通过对北宋归明人法律控制之法的考析,可以窥见北宋发达且富有时代气息的民族法制.     

道教与北宋政治

唐宋时期,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已经形成.北宋统治者在实行三教并重政策的同时,对道教采取扶持和尊崇的政策,道教与北宋政治之关系十分密切.北宋统治者对道教的利用和道教对北宋政治的影响是十分值得探讨的两个问题.     

北宋人蜀文人地理分布与北宋文化状态分析

巴蜀地域在北宋统治地域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当时全国各地深具才干的文人纷纷被派入蜀.北宋入蜀文人主要来自福建、江苏、浙江等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入蜀文人已低于南方地区.北宋入蜀文人的地理分布情况,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在北宋时期的发展状态.     

试论北宋西北边区的蕃官行政法制

为了通过"以夷制夷"达到对西北蕃部的有效统治,北宋王朝在西北边区任命了众多的蕃官,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蕃官除授、承继、升迁和地位法制,对其行政权限、政绩考课等方面做出相应规定,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蕃官行政法制.与此同时,北宋政府还针对边区一些蕃官酋首滋事扰边、失职渎职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依其情节轻重给予法律处罚.     

两宋时代江淮地区的水上物资转输

北宋定都汴京,进一步便利了与东南地区的联系。当时东南六路的漕粮和土贡赋物,均须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运网转送汴京和全国各地。宋室南迁后,江南运河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江西、湖广的粮食物资经由长江和江南运河与杭州沟通。围绕着政治中心的变迁,统治者也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东南财赋区与政治中心的联系,商运与其他私人商业性转运也有相应发展。因此,作为全国经济中心之一的江淮地区不仅为宋王朝提供了大量财赋,其水运枢纽的重要作用也得以充分显现。与之同时,得益于物资流通的空前活跃,以水道沿线市镇的复兴和繁荣为标志,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试论河湟酋豪对北宋民族政策的影响

河湟区域是宋夏战争中,北宋军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北宋在对河湟的经略中,非常重视笼络蕃族酋豪.因为,蕃族酋豪不仅影响着河湟唃厮啰政权的政治向背,而且也影响到北宋对河湟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可以说,北宋在不同时期对河湟的民族政策都有他们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