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胸襟：关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

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都是政治大动荡中,为寻求文学的解放和自由而发生的,都是大变革、大转型之中的文学,且都具有开局的性质。但是,前者具有政治、思想、文化、历史全方位的视野,而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却是囿于政治的眼光,缺乏历史的观照。寻根文学和朦胧诗虽有历史的视野和中西方的观照,却又缺乏政治的热情和参与精神;前者描写的是具有历史和社会意义的问题、性格和心态,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的视点却只是政治路线,而寻根文学和朦胧诗却又往往囿于文化方面。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学的胸襟要比新时期文学宽阔得多,因而它的影响也要大得多。由此说明,我们的作家不但要有对于国家前途的牵念。还要有纵观历史、眼望世界的气概,当然还要坚持文学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五四"女性文学中的性爱意识

女性性爱意识的现代觉醒是“五四”女性主体性觉醒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向父母争取性爱权利,到审视男性世界、辨析性爱标准;从坚守禁欲的爱情观,到建立灵肉相统一的性爱观念,“五四”女性文学在发展中逐渐培养出健全的女性性爱意识。     

“五四”及1920年代女性文学综论

五四及1920年代女性写作,是中国女性以人和女人的反叛性姿态参与反封建的历史进程,书写女性的觉醒与成长.由于性别体验和关注点的不同,她们的书写立场与男性先驱有所差异或同中有异:言说社会人生、关注下层苦难、反映军阀战争和北伐革命;以母亲名义书写自己、以爱化解人生、理性审视母爱;批判礼教罪恶和封建婚姻、关注弃妇命运;追求自由婚恋、大胆表露性爱、探求婚内主体情欲;反抗社会压抑的女同性恋准同性恋书写;五四爱情结局下的婚姻思考等.色彩纷呈的创作实绩,奠定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个辉煌时代.     

五四时期女性作家教育文化背景溯源

在五四新文学发生、发展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即通常所说的“五四时期”，有一群令人瞩目的女性作家崛起于20世纪的中国文坛，如陈衡哲、冰心、庐隐等。本文试从五四女作家群的学历、阅历等入手，探究其中西合璧的高等教育背景、时代文化思潮以及和谐平等的两性文化氛围等等因素，对于她们的人生道路、人格形成、禀性气质以及迅速成为著名作家、教授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五四”新文学关于女性解放的一个悖论性主题

否定与冲出家庭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它既有着明显的历史进步意义,又隐含着许多不利于女性解放的消极影响。它昭示我们：中国女性解放的核心在于促进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于承认女性由其生理特点带来的一系列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特点的独有价值。     

心灵的告白与忏悔－论“五四”自剖文学的别样形态

“五四”新文学重要形态之一的“自剖”文学 ,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郁达夫式的创作之外 ,另有一批“五四”作家具有相当的自剖文学创作份量 ,且带有鲜明的风格差异 ,坦露自己时或采取女性作家所惯有的委婉曲折的心理描写 ,既不涉及“恶德丑行” ,也没有一般社会尚能相容的道德欠缺 ;或采取一种深刻的心灵忏悔与告白 ,但不涉及个人的私生活领域 ,把作品限定在一般社会道德所允许的范畴。我们把这一批作家的创作称为自剖文学的别样形态     

“五四”时期傅斯年文论中的论述策略及文学革新观

"五四"时期,傅斯年在文论中有意采取面目模糊的文学定义,背后隐匿了其新文学观的论述策略,即借助歧义丛生的文学定义,获得"文学革新"的自身合法性,进而阐述文学革新观。傅斯年把现代文学变革放置在中华古典文学演变的大语境内,以历史的变革惯性来论证"文学一物,不容不变";没有割裂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而是利用古典文学内在变革的规律,规训和证明新文学的存在,得出文学的进化与革新是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要求这一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文学革新观的内在特质突显了文学的"时代精神",从而使文学与时代、社会建立紧密联系,未尝不是一种新的"文以载道"。     

建安文学与“五四”文学

建安文学和五四文学都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异数,两个时代文学发展的背景大体相同,作家的创新意识以及因此而出现的文体变革也有某些相似,但作家队伍构成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形成的自由主义倾向也有很大差异,建安文学倾向于个人主义,带有浪漫主义性质,五四文学则是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     

民粹主义思想与“五四”文学

“五四”思想的民粹主义因子是温和而潜隐的,但从后来它的极端化引发的历史文化进程的灾难性后果来看,对民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所呈现出的面貌做一些本质性的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它会帮助我们理解本世纪历史叙事中的主能指及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学创作和相应的文学观念是“五四”民粹主义思想渗透的一个独特又重要的纬度,也是民粹主义在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体现,从“五四”文学这一视角入手,做这样的梳理将有助于许多观念的澄清和理解。     

五四新文学的形·影·神——以瞿秋白为中心

瞿秋白是亲历和见证了五四新文学发生、发展历史现场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早期的领导人。反思瞿秋白蔚为系统的五四新文学论说,以及他一系列关于五四新文学的回忆与观照,不论从五四新文学史观生成的角度,还是从还原历史的现场感的层面,对于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学的时空错位、泛文化现象、面相多元与革命史意味的演义与提纯等问题,都相当有反思价值。     

“母亲情结“:五四女性写作中的独特景观

"母亲情结"是五四女性文学写作中的独特景观,它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母亲的依恋;向母怀的回归;对"母职"的认同.通过对五四女性文学话语中"母亲情结"的剖析,可以审视五四女性走出家门的艰难与走出家门后的脆弱,以及走出过程中的女性"性人格"特征.     

试论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性

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五四新文学 ,并对五四时期一些重要作家的创作进行分析 ,进而认为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在于消解以儒家文化为表征的父权文化 ,而力图建构女性神话。正是对女性个性生命欲望的关注 ,才极大地赋予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由于五四新文学的这种现代品格 ,使五四文学话语迥异于以往旧的文化话语 ,五四文学话语不仅以白话文出现 ,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欲望话语     

振奋·迷惘·失落:五四女性文学论

本文认为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既带着时代赋予的新思想,又因袭着沉重的历史积习,因此,她们的笔下既有女性初获“自由”的振奋,又有找不到明确方向的迷惘与失落     

五四爱情文学中知识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迷惘

本文考察了“五四”文学中,以知识女性为形象主体的爱情文学,论述了这类女性受 到“五四”思想影响,在追求个性解放,婚恋自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和女性意识的最 初觉醒,以及由于她们个体意识的超前性和自身的软弱畏惧产生的盲目和迷惘。     

论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思想对新文学影响深远,晚清至民初真正打破群与国的局限、将个人的独异价值凸现出来的是鲁迅,将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相结合则来自1918年6月《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同年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出现。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存在于五四一代作家中,自我意识的出现使新文学呈现出自我表现的特点。同时五四初期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并非矛盾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文学作品中的自我与民族国家形成二位一体的关系。五四新文学发生期个人主义所强调的个人的发现、个人意志和自我实现所带给作家的情感经历是从乐观、浪漫到苦闷、彷徨。     

英美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发展研究

也许我们今天会欣赏那些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独立、自主,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且在自己的专业上都比男性更优秀的女性,但是在欣赏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Freedom is not free的真理。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今天她们的独立自主,也源于自18世纪以来的不懈奋斗、争取。本文从英美女性文学的角度,来探讨近两百年来英美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发展变迁。     

两次伟大的“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五四新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中 ,人们很少将注意力投注于意大利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中。本文旨在通过“文的自觉”和“人的发现”两个方面 ,考察五四文学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文学的影响 ,从而比较探讨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学的价值意义。     

娜拉与中国“五四”文学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娜拉"形象出自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1918年,《玩偶之家》登上了中国舞台,一时间,"娜拉"成为了中国"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精神楷模,对中国"五四"文学中叛逆女性形象有着原形意义。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通过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作品中叛逆女性形象的代表类型的分析与比较,再次探究与思考了这一经典文学现象。     

当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归宿

女性意识作为当代女作家笔下独特而重要的创作内容,不仅在大陆女作家笔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探寻,而且在港台女性文学中也有相通的精神内容,这些都表现了当代女性自我发现的艰难历程。     

文人社团与五四新文学

文人社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特有的文学现象,文人集结以“社团”的形式对旧文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以“社团”形式的新文学创作迅速地巩固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使得新文学在很短的时间内站稳了脚步,促进了现代文学成型;在社团与社团的“对话”之中拓展开了新文学的形式、内容、发展方向及其艺术表现手法,构建出新文学的主体轮廓,“社团”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新文学作家的心理障碍,加速了新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然而社团也以“集体”的形式遏制了社团同仁有可能的自我发展潜力,在不自觉中形成“社团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