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和乞巧古俗唱词中的女性意识探析

西和乞巧古俗中的唱词作为女性话语的表征,是历代西和广大劳动妇女的心声,也是西和妇女集体智慧的结晶,它较全面地表现着女性对生活价值认同的策略,是女性关注自身命运的言语符号,是女性话语权力独特的实现方式.可以说,乞巧古俗中流传下来的大量唱词是女性情感生活的载体,是寄寓女性精神愿望的重要手段,对研究这一特定地域独有的历史文化内蕴具有一定的价值.     

细说中国古代的妇女节───七夕乞巧民俗事象论

七夕乞巧源于古代的日月星辰崇拜。乞巧节是随着牛郎织女故事的定型化而出现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乞巧民俗事象不断丰富，是规模式化和多样化，具有游戏娱乐功能、角色认同功能和心理认知功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封建社会妇女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和心理需求。参与七夕乞巧的主体是女性，祭拜的神灵是女性，各种民俗事象的内涵最贴近女性，七夕乞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的妇女节。     

60 大荔乞巧节

薄荷片推荐：农历七月初七为汉民族的”乞巧节”相传此日喜鹊搭桥，牛郎织女棍会，乞巧还有乞求巧遇之说“乞巧节”民俗活动流行陕西关中一带，成为妇女社交游乐的节日，寄托着姑娘们比手艺的强烈愿望。在陕西的大荔的大壕营村，农历七月初七，就能目睹这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活动。     

西和乞巧节的地域表征及乞巧歌的文化精神

中国乞巧文化之乡西和的乞巧习俗不同于其他地区,常常具有准备充分、为期较长、内容丰富、程序复杂、仪式隆重、意蕴深邃等地域表征,一般从六月底到七月初七深夜,为期七天八夜,包括搭桥迎巧、祀神迎水、歌唱祈巧、和歌互拜、跳神言福、会餐拜巧、照瓣验巧和歌拜送巧等程序和仪式,而各个阶段的乞巧歌更是充分体现了未婚女子的心声,尤其体现了自然崇拜、社会协作与自我解放等深层的精神内涵。     

《西和乞巧歌》的价值研究

1936年,由甘肃省西和县赵子贤先生撰录的《乞巧歌》是国内乞巧歌的最早辑录本,所录民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乃至泥土性、悠远的传统性乃至风俗性、强烈的时代性乃至现实性、多样的娱乐性乃至表演性等,结合了古典文献的校勘之法与民间文学"杂取种种而合成一个"的方法整理而出,以《风》、《雅》、《颂》的《诗经》体例归类编排,可惜在上世纪50年代被烧毁。赵逵夫先生根据亲友的抄件和回忆文章辑录而出,以《西和乞巧歌》为名出版,增加了作者的生平序录、照片手迹与亲友们的回忆录,可以让读者有幸目睹到原本的基本形貌。     

身体写作与女性话语的建构策略

身体写作是女性作家以身体作为语言表达自我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在表达女性话语的同时也由于对身体和欲望的展示而陷入两难境地。女性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立足于现实的语境和女性性征,并与男性达成和解。女性个人叙事话语、女性美的价值标准的确立与鲜明的女性意识是建构女性话语体系的必要条件。     

原生态言说与西和乞巧歌的赋比兴研究

和所有的民间歌谣一样,西和乞巧歌里有着大量的赋比兴之艺术手法,且以赋的大量运用最为普遍最具特色。西和乞巧歌中赋比兴的运用,根源于西和乞巧歌创作身份的民间性、语言追求的质朴性及物象意象的生活化。西和乞巧歌以赋为主的＂原生态言说＂,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中突出叙事、多用叙述的民间化写作与口语化写作,具有一定的艺术启迪作用。     

女性话语的文学境遇

女性话语在中国已历经百年演化过程,但因其生长在源远流长的传统男权话语之中,并关涉到每一个具体个人、具体家庭、具体组织的性别文化成份,因此,反映在女性文学的写作、阅读与批评中,便存在着十分错综复杂的状况.传统话语对女性话语资源的误识、误导与误用亦在所难免.因而,举证与分析、辨识与澄清,是女性话语摆脱传统话语所造成的困窘境遇的必要工作.     

话语与女性气质的建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气质变迁分析

具有建构作用的话语塑造或规训了女性气质,即建构了女性的身体、思想和行为.话语的建构作用来源于时代的社会背景,也就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介建构着女性的形象.不同时代话语代言的社会背景不同,所以造就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女性气质.中国二十世纪以来女性气质的变迁主要包括：二十世纪中上叶——文化话语对女性气质的建构、建国以来至文革结束——政治话语对女性气质的建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话语对女性气质的建构三个不同时期不同话语下的女性气质.     

属下能说话吗——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认为属下不能说话,任何自称为属下代言人的叙述实际上都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在现代中国,底层劳动妇女无疑属于"不能说话"的属下,但是,作为底层劳动妇女同性别的代言人,现代女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就时常会突破时代话语,逸出传统规范,通过对女性共同的内部经验的描述和展示,对已经成为经典、具有权威性和示范性的男性文本进行消解,部分地传达了属下作为主体、有着自我意识、人生追求的声音和欲望.     

群体关怀与个体言说--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一种读解

女性写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构筑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总体来看,80年代的女性写作统合于男性话语之中,其主体意识尚未从根本意义上得到释放与舒张.90年代的女性有着更为自觉、自由的女性意识表达."私人写作"成为一道鲜活景观.注意实践品格,向更高的精神文化层面提升,是新世纪女性写作所须拥有的一个理性前提.     

论黄咏梅小说《契爷》的话语蕴藉

小说的艺术魅力在于它的话语蕴藉的意义丰富、余味无穷.黄咏梅小说<契爷>的丰富社会话语蕴藉和女性话语蕴藉,是以含蓄的蕴藉形态表现出来的.可贵的是,黄咏梅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作家,能够超越女性的身体写作和欲望叙事之外,反思女性与历史、社会和时代的关系,在更广阔的背景去考察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精神成长史.从女性性别平等的诉求中,我们看到年轻一代的女性作家对性别关系处理的理性和宽容的态度.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激进主义的乌托邦:吕西·伊利加雷的文化性别诗学

激进派女性主义者吕西.伊利加雷将(后)结构主义者的主要观念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论及以男女二元性为基础的对立逻辑,认为这种对立逻辑和语言有着明显的联系。要颠覆男权话语就要使用一种迥然不同的言说方略,一种能够生成和建构女性主体身份的语言,她称之为女性话语。伊利加雷赋予语言优先于社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地位,两性之间的身体和心理差异对于女性自主性具有的决定作用,女性主体性只能建立在性别差异的基础之上。然而,伊利加雷的性别差异决定论带有明显的激进主义性别乌托邦的特质。虽然理论本身有所创获,但是缺乏应有的社会与政治实践性。她的女性话语所表达的差异意识已不是与男性可以共享的公共意识,因而不具有男女共名的普遍意义。     

曹七巧和王琦瑶:两种女性话语--《金锁记》与《长恨歌》之比较

从意识形态话语角度把张爱玲的<金锁记>与王安忆的<长恨歌>作比较,自然发现此二者各自以一定时代的文化话语转型时刻女性欲望表达进行了回忆式地描述.这些描述集中体现在二者主人公不同的女性主义(抑或女权主义)生存和发展方式上.对比二者主人公--曹七巧和王琦瑶--的话语剖析,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把握了这两部作品所体现的两种不同的女性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方式.     

《情人》和《广岛之恋》:女性话语背后显露的种族主义意识

从<情人>和<广岛之恋>这两部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作者杜拉斯颠覆男权话语、强调女性主体身份的女权主义思想,但在杜拉斯的女性话语背后显露出西方白人身上所固有的种族主义意识.     

论李清照词中的女性主体意识

在男权文化语境中,李清照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通过自我形象的鲜活展示、夫妻情爱的坦荡抒写、女性生存困境的紧张思虑,把切实的生命体验升华成为一种生命的审美,超越了男权话语体系中女性只能作为世俗玩物和被观赏者的命运,由表现被物化的对象转化为表现血肉丰满、内心丰富、具有主体自我意识的大写的人。这是古代文学视阈中女性地位的重大转变。     

性别与现实：女性对存在的求证——虹影作品女性欲望化叙事论

虹影小说驱逐了男权观念的既成话语模式返归女性生命意义的中心,以对女性生命本体种种内在情欲冲动的展示,建立其女性叙述的自主空间;这种女性生命把握与历史现实中的男性世界意义存在巨大矛盾,从而导致女性现实生活的苦难和生命固有的悲剧性意义.     

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对消费时代女性小说的一种文化解读

对于女权主义所强调的社会政治权利的争取,中国当下女性写作并未做出有力的回答,反而呈现出一种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之态.表现为社会主体意识的匮乏、人物塑造的阶级局限性、个人定位的话语偏斜等方面.呼唤女性小说的大气格局与真正多样化.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悲剧性——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女性形象为例

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女性形象加以具体分析,并由此考察构成悲剧性的性别话语,可以发现,这种性别话语在悲剧创作中的直接反映是,其中的女性形象作为依附于男权话语而存在的角色,要么是悲剧的牺牲品,要么是悲剧的附属品.而真正的悲剧冲突只能由男性来完成.其根源在于深刻反映不平等男女关系的男权话语对文学创作的隐性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