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态度与公民法治意识之成长

公民密集参与网络有助于产生公共舆论和培养声誉,这是在复杂社会中建立信任的必要基础.从历史发展的层面看,民主和法治相伴而生,但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作为民主和法治的核心要素之公民参与态度与公民法治意识之间关联性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有鉴于此,通过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在对公民法治意识的成长现状进行实证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公民参与态度对公民法治意识的影响,探讨推动公民法治意识成长的公民参与途径,则很有必要.     

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公民行政参与

研究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公民行政参与问题,首先应了解公民行政参与理念的提出及其基本内涵,进而需要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与公民行政参与的关系进行探讨。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对公民行政参与有其具体要求,而公民行政参与也对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和谐社会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法治保障

公民政治参与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由宪法和法律确认,受宪法和法律保障和限制,通过一定方式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并影响国家政治构成、决策、进程、结果,而不受他人非法干涉、侵犯和剥夺的权利。我国已形成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法律制度,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对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论自然法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历经曲折但经久不衰,在西方法律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对于法治社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而我国历史传统中一直缺乏真正意义的自然法思想,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观念.本文概述了自然法思想及其在西方法律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自然法精神在法治中的体现,分析我国传统法观念中自然法思想的缺失及自然法蕴涵的理念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法治社会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法治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是指人们知道相关的法律,理解立法精神,并能够在生活中自觉地遵守这些法律,维护好正常的社会秩序.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公民已经形成了依法维权、依法提升个人主体地位、保护私人空间、理性行事等法治生活方式,这将对法治社会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新闻自由与法治的内在逻辑

自由与法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法治,就没有自由.新闻自由作为自由中的一个种类,与自由有着同样的属性.在西方,新闻自由的思想根深蒂固,深入人心,而且新闻自由的发展也总是与法律一起相伴成长.新闻自由作为公民最为重要的民主权利之一,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并得到了法律的切实保障.新闻自由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于对民主的保障和对法治国家建立的促进.     

公民参与策略异化的倾向及预防

公民参与策略是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中西方学者对公民参与策略的论述有较大的差别.我国公民参与策略中具体参与项目议题与公民参与目的研究不足,而实践中的公民参与策略存在某些异化的倾向."强党内约束、弱法律限制"的制度安排特征、行政实践中的非民主习惯是导致当前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策略异化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必须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策略形成中的科学性;强化保障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法制建设,培养有益的民主参与习惯,以预防及纠正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策略异化的倾向.     

论我国法治教育的改革与调整——基于公民法治精神培育的思考

法治国家的公民应当具有法治精神.法治精神的生长、发育和成熟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法治教育是培育公民法治精神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我们应当转变观念,明确目标,恰当安排法治宣传教育的内容,改革具体的教育形式和方法,重视法治理论研究成果的应用,充分发挥其在公民法治精神形成方面的重要作用.     

法律至上精神在我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意义

我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的根基迥异,形成了天理、人伦至上与法律至上两种不同的理性精神。在西方,法律至上精神渗透于伦理文化与法律文化的根底中。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法律只是执行天理、人伦的工具而已。法律至上精神是现代法治运行的精神动力,而我国传统社会中又缺乏这种重要的法律至上精神的引导。因此,文章倡导在现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弘扬西方市民社会生成的法律至上精神,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论中国特色公民资格观的构建

公民资格理论的复兴使其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话语,中国学者囿于学科的划分和学术关怀重点的不同,至今并没有形成较系统的基于中国特色的公民资格观.所以尝试从制度供给层面、公民参与推动、公共精神培育方面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公民资格,对扩大公民参与、发展壮大中国公民社会及创新中国政治发展意义重大.     

浅谈对《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几点认识

江泽民同志在去年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了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在同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又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纲要》的印发,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主要内容、实践活动、法律支持和政策保障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界定,必将有力地指导和推动全民的道德建设,从而更好地发挥法治在提高公民素质方面的作用,在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方面的作用,做到德治与法治并举、标本兼治。     

中国法治社会构建的根基--从法律文化现代化视野解读

法律文化在现代中国法治社会构建中的作用极其重要,不管是法律形成方面,或是法律实施方面.构筑法治社会大厦的前提和根基是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就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培育市民社会和公民的法律信仰.正确处理法律文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唯此,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才具有了坚实的根基.     

传统与法治——在梅因《古代法》上的展开

梅因在其《古代法》一书中从罗马法入手,紧紧把握住从习惯法到法典的转换过程,阐明了传统在法律的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传统与法治之间的内在关系。中国社会的法律要完成“创造性的转换”,必须充分重视一种开放的、流动的、发展的传统观念,从而有效吸收西方法律的理性精神,为法律现代化奠定扎实的历史基础与理性基础。     

协商民主对公民参与的多维审视与局限

20世纪末期,在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民主和代议制民主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的背景下,以强调公民参与为基础的一种全新的民主范式--协商民主迅速兴起.协商民主从不同的维度对公民参与进行了审视,进而使公民参与的平等性、合法性、责任和理性得到了全新的认知与阐释,协商民主极大地激发了公民参与的热情,推动了公民参与和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公民参与成为21世纪民主发展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协商民主在公民参与问题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它过度地强调了公民参与的理性,也忽略了资源占有程度对公民参与产生的影响.     

西方法律职业的历史变迁--从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视角分析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对分离并至二元分立的互动发展过程,孕育了西方法治秩序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使西方法律职业向现代转型成为历史的必然诉求.本文立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分析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过程中,西方法律职业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变化.试图以此说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职业是国家和社会相对分离并至二元分立状态下的产物,以及法律职业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主化运动中所引发的权力与权利的界分、冲突和整合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当代行政法发展的特点

应松年在《中国法学》1999年第 6期撰文认为 ,当代各国行政法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一些共同特点。这是人类在法学方面的共同财富。这些特点是 :针对行政权的扩张 ,为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加强对行政的制约 ;依法行政是当代政府普遍奉行的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本准则 ;依法行政包括法律优先、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等 ;公开、参与原则是西方国家行政法治的最重要特点 ;通过行政组织、编制法定化 ,以解决行政机关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弊端 ;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从事营利性的活动 ,作为防止腐败的重要保障 ;普遍实行行政程序法制化 ,这是行…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媒体信任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之影响研究——基于南京市的实证调查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政治参与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从古典民主到张康之教授所言的"合作治理"的演变.而在信息化时代,媒体日益成为公民广泛政治参与的虚拟社区,它在传播政治知识和激发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管理等方面具有其他中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借助媒体的政治参与机制中,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直接影响到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程度和效果.鉴于此,本文通过南京市的实证调查,在实证层面上对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与其政治参与意识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并探讨影响和制约公民对媒体信任的各种因素及其深层原因.本研究表明,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可见公民知情权的实现程度是其政治参与是否积极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此,为了积极引导公民对公共事务有序的政治参与,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并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逐步促进"合作治理"的形成.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区域法治发展路径:一个文化论的解释

区域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区域性模式,是国家法治统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与个别性,构成了国家法治发展的子法治。法治建设的先导区之理论和制度的重要意义,就是基于区域法治之先行性的理念,并坚持先下而上的自发秩序路径,建构一个可以容纳社会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共同实施的法治秩序生长空间,从而在一定法治秩序的共信共守下,协调彼此的价值差异,凝聚共识,以促进国家法治的真正实现。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立足于诱致型法治建设路径,不仅重视法治政府建设,消除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促进公民法律观的养成,增进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使区域法治在政府与公民的协力下,成为一种建立在规则共识、利益最大化下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