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辽代史学的发展及其特色

公元10世纪初,契丹族统一中国古代北方,建立辽政权.他们在继承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契丹文化.在创造本民族文字并将其使用于辽朝统治区各项事务的过程中,辽代真正意义上的史学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移民及其社会影响

清代雍正年间土家族地区基本完成改土归流,移民通过招民垦荒、自发移民、官兵及家属的落业入籍等方式大量流入土家族地区。从土家族地区姓氏的增加、改流初期人口民族构成结构的变化、雍正和乾隆两个时期人口数量的变化、移民会馆的大量出现与增加等情况判断移民数量成倍增加．这给土家族地区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     

辽代的佛教与阅读

辽代佛教的盛行,使佛教读物大量产生,僧人和信徒空前之众,名刹伽蓝遍布境内,寺院阅读繁荣兴盛。它们不仅形成了辽代文化的显著特点,也成为辽代社会阅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整个辽代的阅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辽代燕云地区绘画与舞蹈艺术特色探论

辽代燕云地区的绘画与舞蹈艺术有三大特色。其一 ,在辽朝政府为从艺者创造的宽松的文化环境下 ,在民族融合的氛围里 ,绘画与舞蹈艺术活动呈现出大众化的特色 ;其二 ,在辽代南北与东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中 ,绘画与舞蹈艺术技巧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其三 ,受辽代多元文化同存、多种经济共荣的影响 ,燕云地区绘画与舞蹈艺术题材呈现出丰富化的特色。     

辽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辽代儒学的发展经历了确立统治地位与发展繁荣两个时期。辽代儒家知识分子依据儒学的基本精神，建章立制，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著书立说，宣传儒家的政治主张，使儒学成为契丹统治阶级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辽代儒学的发展，对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辽代儒学对维护契丹族的封建统治，提高契丹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缩小其与中原地区的差距，都起了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论历代移民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政治护佑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地处西南边陲,但山水俊秀、历史悠久、民风朴实、文化浓郁,历来吸引着大批的外来移民。几千年来,各种外来移民不断来此定居,随之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发达地区先进的政治理念,给地处蒙昧山区的乌江流域注入了新鲜血液,加速推动了该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生态环境对辽代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

生态环境与民族习俗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辽代东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 ,对生活在这里的契丹人的生活与习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草原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畜牧相关的习俗文化 ,山 (林 )水(畔 )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渔猎相关的习俗文化。而受辽代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寒冷而多雪的气候条件的影响 ,又使契丹人的习俗文化生发出了许多与气候特性相关的“特质”内容 ,使其更具地域性特征。     

辽代宫廷变乱与其制度的关系

有辽一代,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不断,史称“辽之内难,与国始终”。造成辽代宫廷变乱频繁发生的因素很多,就制度方面的因素而言,传统的世选制,契丹“王族惟与后族通婚”的婚姻制度、头下制度都与宫廷变乱的发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为这些制度本身有不可克服的不稳定因素,它们构成了辽代内难发生的客观条件。     

辽代佛教的勃兴与历史作用

佛教在契丹族建立政权以前便受到重视,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以后至辽朝各位皇帝统治时期呈持续发展状态。佛教是辽代统治阶层和民众普遍信仰的宗教,在北方草原上的发展速度与规模都超越以往。辽代的佛教与城市的发展相伴随是辽代佛教勃兴的特点之一,佛寺和佛塔是标志性建筑。对萨满教和佛教的历史作用要根据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性质予以评价。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行为准则。辽代佛教文化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宝贵财富。     

辽代的御容及辽宋间御容交聘活动考述

奉安、祭祀御容是辽代一项重要的礼仪活动。就制度层面而言,其一方面继承了前代及北宋御容奉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根据契丹民族风俗在一些方面进行了调整与补充。同时,围绕御容,辽宋之间曾展开一系列的交聘活动,这些活动是双方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辽宋间政治的发展作用匪浅。     

辽代契丹族姓氏及其分布

契丹族只有耶律与萧二姓,这种姓氏制度与其婚姻制度有直接关系.契丹族二姓的来源同他们部落所居地名有关,也与中原汉姓的攀附有关.通过对二姓分布地区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其人口的分布、迁移历史轨迹,也可以看出二姓联系紧密,不仅政治上保证了辽国的政体稳定,在军事上也是国家安全最是有力的保障.     

辽代萧氏后族及其居地考

辽代契丹人分为耶律氏皇族和萧氏后族 ,两姓世代通婚 ,并各有自己的“领地”。根据辽墓考古资料及证之《辽史》等文献史料 ,已知今天的辽北地区就是昔日辽代萧氏后族之“领地”。萧氏后族分为两大族系 ,每个族系之下又有许多家族分支。每一个分支家族都在整个后族的“领地”之内拥有一块属于他们个人所有的私人“分地”,并视为故里 ,生前在这里构筑私城 ,从事生产活动 ,死后又归葬于此     

辽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承天皇太后

据地方志专家杨中华先生研究考证,辽代杰出的女政治家萧太后,系我市肇源人,堪称肇源乃至大庆历史第一名人。了解萧太后的治国之道、文治武功,对于从更广远的视角认识大庆历史不无裨益。     

汉族士人在辽代文坛的地位

辽代虽于北、南面各设文翰机构,但发挥主要功效的文翰机构却为翰林院,在院内任职者大多为汉人,承担着起草诏诰的主要文翰任务.在撰写诗文、墓志等方面,尤其在科举诗赋方面,汉士成就表现突出.总之,终辽一代,由于契丹统治者竭力保持本民族的尚武特性,辽代文化繁荣则主要倚赖汉人,汉士是辽代文坛的主力军.     

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

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部族名称和姓氏经常与其所居之地的山水之名有密切联系 ,辽代契丹人的耶律姓应源于其祖居之地西剌木伦河。契丹耶律氏自称汉姓为刘 ,改“审密”为萧 ,仅从音韵学角度去探讨是远远不够的。从耶律氏封爵多以漆水为郡望、萧氏封爵多以兰陵为郡望及辽朝契丹人自称是黄帝后裔这一史实进行考察 ,改汉姓为“刘”、“萧”是辽朝绍周、汉继统思想的反映 ,证明《辽史·后妃传》序的记载是可信的。辽代后族述律氏本为契丹人 ,不是回鹘人 ;二审密就是指述律氏 ,而不是述律氏之外另有“二审密氏”     

辽代显州的建置及其政治、军事地位

辽代显州是因显陵而建的奉陵州.显州也是隶宫州城,其隶属关系较为复杂,隶长宁、积庆二宫.辽中后期,显州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渐增大,成为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重要州城和军事重地.     

辽代考古和历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盖之庸《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

2007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盖之庸的《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是辽代考古和历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部力作,引起了学术界同行的关注。新版《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一书,是作者倾注近10     

辽代的民族融合与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双轨制政治文化机制是辽代民族融合的特色.辽代民族交融历史特色的形成与辽代契丹居民与汉族居民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辽代史学则是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载体.探讨辽代民族交融与史学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叙述多民族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总结历史经验,并推动对辽代史学演进特点的研究.     

辽代前中期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农业人口探论

西拉木伦河流域是辽王朝的政治核心 ,也是生态敏感地带 ,探讨这一地区的农业人口规模是研究辽代经济以及环境诸问题的前提。辽前中期是历史上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农业人口最多的时期之一 ,主要包括编户人口、提辖司户人口以及迁往中京地区的人口 ,三部分人口约 3 5万。在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 ,主要将编户人口与提辖司户人口列入农业人口范畴之内 ,并未考虑迁移人口与迁出地之间的关系。其实 ,由西拉木伦河流域迁往辽中京地区的人口均属农业人口 ,同时也是辽前中期西拉木伦河流域农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其列入 ,即全面复原了这一地区的农业人口规模。农业人口规模与农田垦殖规模、生态环境直接相关 ,这 3 5万农业人口决定了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开发规模 ,同时也构成了这一地区的人地关系基础     

辽金元文学:民族融合的结晶

辽金元时期 ,民族迁徙与交流空前活跃 ,带动了文学交流的迅速推进。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整合嬗变的过程。文学格局发生了重大变更 ,传统样式继续发展 ,新兴文学样式崛起 ,尤其是通俗化、大众化的趋势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流向